今天本来想继续写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但多次都过不了审。也没时间写一篇新的文章了，只能发一篇以前的存稿。
我是清史研究爱好者。清朝是我国古代的正统王朝，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于清朝这个正统王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正统”的，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境遇不同，对清王朝成为“正统王朝”的时间节点可以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古代关于“华夷之辨”，孔子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孔子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古代的“夷夏之辨”更侧重某群体是否接受华夏文化而不是注重其血统。更侧重文化而不是血统，这是中华文明保持几千年顽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犹太人也绵延了数千年，但其传承囿于在血统方面的狭隘，让这个民族的人口远少于华夏文明的人口。
在古代王朝，尤其是科举制度建立之后的古代王朝，士大夫是否应该忠于某个朝代，更看中的是他是否考了这个朝代的科举，做这个朝代的官。王朝更替，如果他在旧王朝时代读书参加科考做官，新朝建立后他不在新朝为官，就可以认为他“忠于前朝”；“前朝遗忠”并不要求效忠者为其殉节、用自己的生命为前朝殉葬。中国传统文化是现实主义文化、世俗文化，尊重生命，不鼓励读书人为前朝殉节，哪怕心怀前朝，只要不入仕新朝即可，留着生命可以继续为社会、为天下苍生做贡献。举个例子，比如说文天祥本来并不一定非得死，文天祥向忽必烈要求的是“允许他不当元朝的官”，允许他“黄冠归故里”，去出家做道士，这样他就可以“既做大宋的忠臣，又不必死”，但忽必烈要求文天祥“必须做元朝的官”，于是“保持对大宋忠诚、不愿做元朝官”的文天祥就只能慷慨赴死。如果读书人参加了旧王朝的科考，做了旧王朝的官，后来再做新王朝的官，那就是“贰臣”；如果读书人在旧王朝没有参加过科举，只在新朝建立之后参加新朝的科举、做新朝的官，也不认为这样的读书人是“旧王朝的变节者”。
按照以上的标准，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当然不能算是“华夏正统”，因为努尔哈赤时期根本就没接受中原的文化制度，“夷狄还没有入华夏”，那当然就不算是“华夏”。当然，清朝也不是努尔哈赤建立的，皇太极时期才改国号为“大清”。
皇太极时期，大清建立，正式接受了汉文化、制度，可以认为满洲这个“夷狄”族群开始“夷狄入华夏”，那按照孔子的“夷夏观”，可以认为大清是“华夏”。
这个时候可以认为大清是“华夏”，但并不代表就可以认大清是“正统”。就像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陈友谅的“大汉”政权、张士诚的“大周”政权，那当然都是“华夏”政权，但肯定不能算是“正统”政权，因为这样的政权最终没有成为“天下共主”。虽然大清最后定鼎天下，但在皇太极时期的大清，那只是一个占据我国东北一隅之地的地方政权，在大清的南方有更正统的大明王朝。
皇太极时期，天聪三年开始开科取士，之后到崇德年间形成了与大明王朝类似的“三年一科”制度。以范文程、宁完我为代表的汉族读书人参加了大清的科考，当了大清的官。以范文程、宁完我为代表的汉族读书人没参加过明朝的科举、没当过明朝的官，他们只参加了大清的科举、当大清的官，他们当然有资格认大清是“正统”，没人有资格骂他们是“贰臣”或“汉奸”，虽然他们是汉人。
范文程、宁完我、李永芳都是为大清效力的汉人，为什么只有李永芳被称为“明末清初第一个汉奸”？原因就在这里。李永芳当过明朝的官。
与“汉奸”对应的一个词叫“顺民”。很多普通的读书人和广大老百姓，他们对于明清易代的感受是很淡漠的，因为向大清交税与向大明交税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交税；甚至说，大清的税负比大明的税负还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约束这方面是“越高层的人越严格”、“越底层的人越宽松”。为大明做官的人、名人，如果降清了那就是“汉奸”，该被唾骂；普通人那不叫“降清”，那叫“顺清”。当然，做汉奸和做顺民，“降清”或“顺清”，收益是不同的，有资格做“汉奸”去“降清”的人，大清往往会委以任用、授以官职；而做“顺民”，其“顺清”还是之前的“顺明”，大清对底层普通人并不给以明显的好处或优待，在大明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大清基本也过什么样的日子。
当然，忠诚永远是美德。所以，如果在“没资格做汉奸、只有资格做顺民”的普通读书人或老百姓群体里出了“效忠前朝的典范”，虽然对他们没有硬性的“道德要求”他们必须要这样做，但那也是值得赞美、万古流芳的。
按照以上的标准，大清入关，席卷天下，洪承畴、吴三桂这些人就是汉奸，是叛国投敌的“贰臣”。张煌言、李定国以及最后被大清攻灭的“台湾明郑集团”这些坚决抗清的人就是“大明遗忠”；江阴八十一日誓死抗清的十余万老百姓也是“大明遗忠”，其忠烈彪炳千古，虽然他们如果“顺清”也不会沾上“道德谴责”的污点。
因为“汉奸”和“顺民”之间适用的标准不同，明清易代之后，民间任何“怀念前明”、认明朝为“正统”、谋求“反清复明”的人，都是忠良；但如果他们认大清为“正统”，也不用背负道德上的谴责。
明清易代之际，那些没参加过明朝科举、没当过明朝官的人，可以认大清为“正统”，也没有任何问题，也不受道德谴责。
明清易代之际，参加过明朝科举、当过明朝官的人，再去为大清效力认大清为“正统”就是“汉奸”。
明清易代之际，哪怕身为汉人，如果没有参加过明朝科举、没有当过明朝的官，仅仅参加了清朝的科举、当了清朝的官，如果背叛清廷，那也是“叛徒”，也该被道德谴责。这样的人有资格且只能认大清为“正统”。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朱国治。这人是汉人，但只参加过大清的科举做了大清的官，他忠于大清最后被吴三桂造反的时候杀死殉节，这人就得承认他是个忠于朝廷的忠臣。相反，如果当时朱国治投降了吴三桂，哪怕他是个汉人，按照古代的道德观，他就是“叛臣”，他的做法也是道德污点。
古代的这种“忠臣判断标准”其实是符合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儒家传统道德观的。这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健康的道德观，阐明了君臣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君要对臣民好，臣民背叛他才是“不忠”；如果君对臣民“不好”，臣民没得到前朝君主的任何好处，那臣民在新旧易代之后选择为新君效力就不算是“不忠”。
当然，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统治达到顶峰，孟子的这种“忠诚观”消失了。皇权开始变得“不讲理”，变成了“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变成了“愚忠愚孝”：只要他是君你是臣，君主再混蛋，对你再不好，你都得“忠君”；否则就是叛徒。
随着时间流逝，同时经历过明清两朝生活的人都死完了，当所有大清子民都“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的时候，大清当然是所有大清子民的“正统”。无论满蒙汉藏回各族，背叛清廷就是“背叛正统”。所以“同治会乱”是叛乱，是分裂国家的行为；汉人将领左宗棠为满洲贵族统治的大清效力，出兵收复新疆，其行为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就是“奉正统以讨叛逆”。左宗棠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功臣，而绝不能说左宗棠是为满人效力的“汉奸”。
那么，满清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并最终获得了正统的地位，与后来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是否矛盾呢？日本上个世纪的侵华，其性质是否可以定性为“没有成功的满清”呢？日本侵华如果成功，是否就也是“华夏正统”，天皇自动变成了中国皇帝？汪精卫之所以是汉奸，仅仅是因为“日本最终失败了”吗？如果日本侵华成功，汪精卫是否就成了“促进民族融合的大功臣”而不再是“汉奸”？
看过本篇分析的朋友，应该很好回答以上的问题。
大清之所以是“正统”，是因为大清这个“夷狄”最终接受了华夏文化，被彻底汉化，按照孔子“夷狄入华夏则华夏”的“华夷之辨”观点，大清才被认为是“正统”。但必须认识到，大清入关彻底击败大明，大清是否选择“接受汉化”，其主动权已经完全在大清手中，大清完全可以选择“不汉化”，“恢复满洲习俗”，比如鳌拜这些人就反对“满洲汉化”。大清如果不选择“汉化”，仍然维持“满洲旧习”甚至在全国推广“满洲旧习”以取代汉文化，那大清就不是“正统”；只不过万幸的是，在中华文明走向的主动权已经完全落入满洲这群“夷狄”手中的时候，满洲人主动选择了“汉化”，于是大清也就成为了“正统”。
日本侵华如果成功，日本会接受“汉化”，还是说日本人会在中国推广“日化”，这个主动权就完全在日本人手里了。谁能保证日本人占领全中国后也会像当年大清那样选择“维持华夏文明、将自身汉化”？按照当时的情况，日本人大概率不会接受“自身被汉化”，而是会在中国推广“日化”，华夏文化就让位于日本文化了。满清入关，华夏在失去“保持文化主动权”的情况下，很幸运地出现了“作为夷狄的满人主动汉化”的局面，被动地保存了华夏文化的主导地位，让文明赓续不灭；日本人如果入主中华，同样的幸运大概率不会降临中国人两次。
所以，在明清易代之际，夏完淳、阎应元这些人誓死抗清，保卫的就是“华夏文明可以自主决定命运的主动权”，那当然是“忠臣义士”，值得万古歌颂；左梦庚之流面对外敌入侵直接投降，那当然就是“汉奸”；包括金兵南下时候的秦桧，这些向异族屈膝投降的人当然都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在日寇侵华之际，国共两党誓死抵抗日本侵略，保卫的也是“华夏文明可以自主决定命运的主动权”，那当然是“忠义之举”，值得万古歌颂；那些向异族屈膝投降的人诸如汪精卫者当然也是遗臭万年的汉奸。
所以，认大清是正统王朝与反抗日本人的侵略并不矛盾。
最近我可能不再主要写伊朗战争，主要是不想惹麻烦，立此存照，以自我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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