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贵州毕节七星关那湍急的河水边，出了一桩让红6军团所有人下巴都惊掉的怪事。
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明明有两个贴身警卫护着，愣是在大伙眼皮子底下被浪头卷没影了。
等保卫局长袁福生火急火燎带人杀到河滩，土匪早就溜之大吉，只在冰冷的河水里捞起了夏曦和一名警卫员冰凉的尸体。
按理说，像他这种级别的红军指挥员，安保措施那是铁桶一般，怎么会莫名其妙淹死在河里？
这事儿咋一听跟天方夜谭似的，可要是把你把目光拉长，细细琢磨他那几年的经历，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简单的意外，分明是一个人急着想给自己“填坑”赎罪，最后不得不面对的结局。
要想弄明白夏曦为什么会死，就得先搞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晚年的时候，肖克将军提起他，给了个八字评语：“两头好，中间差。”
这笔陈年旧账，还得从源头开始盘。
夏曦这人的“前头”，那履历亮出来能吓死人。
他是湖南益阳的伢子，当年在湖南一师念书那会儿，就跟毛主席一块儿搞“救国十人团”，是五四运动的领头羊。
1921年就入了党，跟郭亮那是同一批的老革命。
到了1922年，甚至经过毛主席的引荐，大老远跑去莫斯科见过列宁。
等到北伐战争打响，他稳坐湖南省委书记的交椅，那是公认的一把好手，能文能武。
坏菜就坏在“中间”这段日子。
大革命那会儿形势不对，他跑去苏联东方大学深造，在那儿认识了王明，这一来二去，就成了那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1年，顶着这层金光闪闪的“海归”光环，夏曦空降到了湘鄂西，成了贺龙部队的一把手。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是老老实实根据实际情况搞建设，还是照搬王明那一套“左”的东西？
夏曦脑子一热，选了后面那条绝路。
这一步走错，代价大得没法算。
他在执行路线上搞所谓的“扩大化”，结果大批好同志没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反倒在自己人的“清洗”中丢了性命。
红军元气大伤，最后连根据地都没保住。
这就是他欠下的那笔血债。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贺龙的队伍被迫转移。
时间来到1934年秋天，红三军跟任弼时率领的红6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
两路大军坐下来，开了个“永顺会议”。
会议气氛很凝重，大伙对夏曦犯的那些错，那是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
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当重：撤掉所有领导职务，发配到地方上去做基础群众工作。
这会儿，才是真正考验人性的关口。
从高高在上的“一把手”，一夜之间被撸成了“大头兵”，换个心眼小的，要么在那儿磨洋工，要么满肚子牢骚怪话。
可夏曦的反应出乎所有人预料：他二话没说，全盘认账，痛改前非。
没过多久，遵义会议开了，中央重新审视了夏曦的问题，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派他去肖克的红6军团当政治部主任。
官是复原了，可夏曦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他太迫切需要干出点实打实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彻底“改邪归正”了，证明自己骨子里还是个铁打的革命者。
所以，当红军拿下毕节县城，着手收编各路土匪武装时，夏曦那是冲得比谁都猛。
那时候的毕节，局势乱成了一锅粥。
虽说红军在大定县将军山打了个漂亮仗，把反动派吓得够呛，给部队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但这山沟沟里，土匪多得像牛毛一样。
红军的统战手段确实高明，没费多大劲就收编了好几股势力，还拉起了个“贵州抗日救国军”，请当地德高望重的周素园出山当司令。
就在这节骨眼上，袁福生记忆里那个致命的“意外”发生了。
当时有个盘踞在县城二三十里外的土匪头子，放出话来要投诚。
可情报人员早就摸清了底细，这帮孙子是“诈降”，就是想骗几条枪、弄点子弹，东西一到手立马就会反咬一口。
按常理，对付这种只有几十里地的蟊贼，派个战斗班去剿灭，或者随便派个参谋去谈判也就顶天了。
偏偏夏曦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他要亲自去。
他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大部队一点没动，直愣愣地就奔着土匪窝去了。
这一走，就成了永别。
三个人坐船过了水流湍急的河，刚爬到半山腰，那帮早就没安好心的土匪突然就搂了火。
这时候再想搞什么说服教育纯属扯淡，夏曦带着警卫员掉头就往河边撤。
等退到河边一瞅，心凉了半截——送他们过来的那条船，早就没影了。
屁股后面的枪声越来越密，土匪这是要把他们往绝路上逼。
摆在眼前的活路只有一条：游过去。
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夏曦是个旱鸭子，根本不会水。
如果不跳，立马就会被打成筛子；跳下去搏一把，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两个警卫员立马分工，一个在前头拽，一个在后头托，护着夏曦往对岸扑腾。
要是搁在风平浪静的湖里，这三人兴许还能活命。
可眼下这河水急得跟开了锅似的，三个人本来就在浪花里忽上忽下，体力那是成倍地往下掉。
突然间，一个大浪头劈头盖脸打过来。
原本连在一起的三个人瞬间就被冲散了架。
结局惨不忍睹：只有一个警卫员拼着最后一口气挣扎上了岸，发了疯似地跑回指挥部报信。
而不会游泳的夏曦和另一个警卫员，直接被那凶猛的激流吞没了，连个响动都没留下。
大部队还得继续转移，时间紧迫得不行。
袁福生带人把夏曦的遗体找回来后，只能用担架抬着走了两三天，到了贵州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找了个向阳的山坡草草安葬。
旁边有座石桥，成了辨认方位的唯一记号。
一直到建国后，有关部门追查这事儿，找到了袁福生。
这位当年的亲历者虽然记不清具体的坐标，但那画面刻在他脑子里几十年，怎么抠都抠不掉。
1956年，毕节县终于找到了那个掩埋点，修了墓，立了碑。
到了1986年，在他牺牲50周年的日子里，遗骨被迁到了毕节烈士陵园。
回头看夏曦这辈子，肖克那句“两头好，中间差”总结得太到位了。
他确实犯过弥天大错，甚至可以说是有罪。
但他没在那次撤职中自暴自弃，而是硬着头皮选了最危险、最脏最累的活儿，想把那个“差”字留下的窟窿给补上。
那个在激流里拼命挣扎的身影，既是一个不会水的落难者，也是一个拼尽全力想游回革命彼岸的硬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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