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医生认定他具备受审能力，但他本人并不同意。他说自己年事已高，记忆衰退，疲惫而虚弱，无法站在法官面前。他否认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称自己是被从祖国“绑架”并押送至海牙。他还坚称，所谓他主导法外处决政策的指控，是荒谬的谎言。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曾公开表示：“我可以面对国际刑事法院。如果他们要起诉我、定我的罪，也无妨。我会为国家欣然承担。我告诉他们，找一个允许行刑队处决的地方。”
这是一场确认指控的听证会。3项反人类罪指控，涉及谋杀与谋杀未遂。如果法庭认定证据充分，嫌疑人将进入正式审判程序；若证据不足，他将回到那座为他祈祷归来的城市。
站在法官面前的是辩护律师尼古拉斯·考夫曼。他形容自己的当事人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一个拥有极高民意支持却口无遮拦的政治人物。是的，他言辞激烈。是的，他充满争议。是的，他粗俗、好斗。但那不过是语言，是夸张，是虚张声势，是修辞，并无杀意。
错在听者。是猎奇的媒体，是情绪化的公民社会，是世界领袖，是左翼学者，是那些远远观望却无法适应“街头强硬语言”的敏感之人。他的言辞“冒犯了感受”，“令人难以下咽”，正是这些语言把他推向海牙的牢房。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之所以被关押在斯海弗宁恩监狱，并非因为他句句带着“混账”。也不是因为他将粗话当作动词。他说：“不要惹我的国家，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关键字是“杀”。不是别的。
当他谈及所谓“民间式的治罪理论”时，他并非在厨房餐桌旁醉酒闲谈。他是在以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发言。那意味着他对20多万名配备致命武器的警察拥有行政控制权。
考夫曼说，他“发自内心，真诚而坦率地说话”。与继任者相比，这是鲜明对照。“对于罗迪总统而言，他说的话就是承诺，人民也相信。”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确实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除非他说的是“杀”。事实上，他对“杀”有无数表达。“宰了这些人。”、“他们必须消失。”、“把他们从地球上抹掉。”
他说：“我告诉所有人，罪犯、毒贩、叛乱分子。不要毁掉我的国家，否则我会杀了你。没有借口，没有道歉，什么都没有。”考夫曼却说，请看这场演讲，那场讲话，听听那些关于法治与秩序的表述。总统谈到正当程序。总统说要追究违法警察责任。总统坚持“合法自卫”。
当他命令警察对反抗的毒嫌开枪时，他没有说“射击”。他说“射杀”。
警方交战规则允许使用武力以“预防、驱逐和制服”嫌疑人，明确禁止过度用力。警察手册写道，应尽量“避免击中头部或其他要害”。
但杜特尔特说：“我一直告诉你们，如果必须开枪，就把他们打死。”打死，因为被逮捕的人总能设法出狱。“我更希望他们打心脏或头部。问题就此结束。”这就是他对“合法自卫”的定义。他辩称警方无需非法杀人，因为可以合法杀人。不要等对方掏枪，总统说。你只需要杀了他。杀了那个混账。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是个言出必行的人，考夫曼说，除非这些话被记录、被刊登、被播放。问题在媒体，是媒体把一场“完全合法的禁毒运动”染上霓虹色。当被问及为何反复批评媒体时，考夫曼反问：“媒体为什么总是批评我的当事人？”仿佛在他的叙述中，一个铁板一块的媒体集团挑中了这个满怀善意却口无遮拦的人，作为社论的靶子。
但请记住，无论律师如何亲昵地称他为“老爹迪贡”，他的当事人是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正因为他是总统，他说的话、许下的诺言，就是公共事务，尤其当那些诺言涉及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时。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说杀，于是有人死去他并非如律师所言，“远离谋杀事件的人”。
在他首次宣布暂停禁毒战争后，全国一夜之间没有与毒品有关。
那是他当选以来第二次出现零死亡纪录，上一次是圣诞节。没有枪烟散去后的尸体，没有摩托车枪手，没有“身份不明的杀手”。死亡数字停在7080。总统宣布暂停战争，所有杀手都放下了枪，包括那些没有警徽的私刑者。考夫曼说，他的当事人从不“说一套做一套”。他没有在演讲中“精心植入免责条款”为日后庭审做准备。解释他“真正意思”的人从未缺席。
前发言人哈里·罗克说，总统的话要“认真听，但不要按字面理解”。前发言人埃内斯托·阿贝拉说，需要“创造性想象”。前发言人萨尔瓦多·帕内洛说，要用“常识”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当杜特尔特讲述一名澳大利亚传教士被残忍杀害时，声称“本应先强奸她”，支持者也辩称那只是玩笑。
其竞选搭档艾伦·彼得·卡耶塔诺说：“我知道他内心不是那样。有时演讲中的话不一样。”而就在这番话之前，杜特尔特刚刚发表了28分钟演讲，强调自己并非在开玩笑。这就是他的政治教义：承认杀人，却宣称自己从未杀人；承诺杀人，却否认死亡含义；宣扬法治，却要求违法；公开威胁，却谴责传播威胁；鼓励私刑，却否认法外处决；赞颂人权，却羞辱捍卫者；自诩为屠杀负责，却拒绝承担责任。
这是摇摆不定的教义。需要时强硬，必要时得体。语言随着掌声而变。他说自己是人民的总统，是赢得“爱、尊重与敬仰”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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