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口粮：三国时期的军队都吃些啥？|军队|口粮|士兵|战争|曹操|粮草

《孙子兵法·军争篇》有言：“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自人类建立军队以来，如何确保补给一直是军事策略中的核心议题。从汉末的黄巾之乱到三国鼎立，无数战争的背后，都离不开对军事资源的依赖，尤其是粮草，这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在这段动荡的时期，每一个政权和势力都在全力以赴地运用人力、物力、财力，以确保粮草、兵马、兵器、军服、营舍，以及军事医疗等军用物资和服务的保障。简而言之，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持军队的战斗力，从古至今未曾改变。今次我们要说的，是三国时期的军粮补给，从一个独特视角来审视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主要食物来源。在那个时代，主食选择相对有限，主要包括粟、麦、菽、稻、黍、麻这六种。粟就是小米，是当时中国产量最高、最重要的作物，被誉为“五谷之长”；麦通常指小麦，在这一时期已在中国大规模种植；菽就是大豆，是另一种重要的粮食来源；稻则是稻米，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种植，在北方也有引种；黍是一种黄米；麻则是今天所说的大麻。

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农业区，主要生产粟和麦等旱地作物；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以水稻为主，共同构成当时的农业格局。至于这些主食的烹饪方式，主要有三种：饭式、面饼和干粮。饭式是将主食蒸熟或煮熟，可做成各种饭菜或羹汤，有时还会加入蔬菜、肉类和盐；面饼则是将主食捣烂后，加水揉成饼状，可烘烤或蒸煮，也可直接食用或煮熟；干粮则是通过晒干或干炒制成，便于携带，通常呈饼状。小米食品最为常见，粟饭在汉代是绝对的主食，相当于今天的米饭。

有了主食，副食自然也不可或缺。汉代的副食较之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很大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多种新作物，如黄瓜、大蒜、葱、葡萄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提到，当时地主庄园普遍种植的蔬菜包括瓜、瓠、冬葵、苜蓿、芥、芜菁、洋葱、生姜、葱、大蒜、薤、酥酪，以及笋、藕等。

肉食在古代同样重要。汉代人普遍养殖的动物有马、牛、羊、鸡、鸭、犬、豕，其中羊、鸡、鸭、犬、豕是主要肉食来源；马用于战争，牛用于耕作，因而在餐桌上并不常见。此外，汉代人还喜食鹿肉和鱼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鹿肉被提及十二次。当时并无野生动物保护之说，人们可随意捕猎鹿。《礼记正义》载：“一州人取鹿，杀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

至于鱼肉，曹操在《四时食制》中几乎通篇讲述各种鱼的烹饪方法，如蒸鱼、鱼酱等，甚至包括生鱼片——当时称为“鱼脍”。食用时常配以醯酱、葱、虾酱、芥酱等调料。然而，这类美食并非人人可得。《盐铁论》记载：“负粟而亡，挈肉而归。一豕之肉，得终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普通百姓若想食肉，需用粮食交换，一头猪的价格相当于中等收成年份一家人的收入，而十五斗粮食则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半月的伙食费。

《汉书·食货志》又云：“中熟自三石，鱼三百头。”意即一家若想食一头猪的肉，需付出一个成年男丁一百个月口粮的代价。按一头猪出肉一百五十斤计算，男丁若不吃不喝，每月的伙食费折算下来还不到两斤肉的价值。这还是百姓家给人足、兵戈不兴的汉昭帝时期，而到乱象丛生的汉末，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更是不堪设想。

三国末期学者皇甫谧曾如此描述：“有者不衣食，无者影不出门，食不过盐菜。”和平时期的百姓尚且难享肉食，只能以酱菜拌小米饭度日；至于战乱中的百姓，命运则更为悲惨。

暂且不表百姓，单说汉代军队的口粮伙食。据居延汉简可知，汉代一名士兵每日食量为六升米，早三升、晚三升。虽然汉代已出现三餐制，但一般民众和士兵仍保持一日两餐。汉代一升约合今日二百毫升，因此这一饭量并不算少。此处“米”并非大米，因粟以斗计量，六升即为每日口粮，故主食仍是小米饭。

关于汉代士兵每日食六升米，另有记载。《汉书·匈奴传》云：“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换算下来，亦为每日六升主食。主食做法分干饭与糗两种，皆为行军干粮。前者将谷物煮成饭后碾平切块晒干，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捣磨成粉，食用时用水冲泡即可。

士兵的肉食来源较为多样，包括牛、猪、羊、鸡、狗等，采购的食材既有肉与脂肪，也有蛇、猪肠等下水（猪肠味甘、辛）。素食方面，最常见的是冬葵、芜菁、韭菜。《十五从军征》中有句：“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可见葵的生命力极强；韭菜多用作调料。葱、姜、桂、盐、豆豉、酱、梨等，也是日常饮食必备。

填饱肚子后，人们自然会想到饮品。常言道：“百里之会，非酒不行。”在汉代，饮酒权不再为权贵所垄断，普通百姓亦可开怀畅饮，尽管当时规定“不得无故聚众饮酒”，但正是在汉代，酒才真正走向大众化。汉代酿酒技术与产业均有巨大发展，酿酒原料包括小米、稻米、黄米、高粱、葡萄、甘蔗等，还会添加花椒、桂花、菊花、青梅等调料，使酒的风味更加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