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冬荣 | 清抄本《永乐大典》简介|光绪|太玄经|抄本|永乐大典|集注

《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初年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嘉靖时曾誊录一部。永乐正本下落成谜，嘉靖副本现在仅存四百多册，散藏于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大典》卷帙浩繁，一直未能刊刻行世。又因它成书后一直存放在内府，能够接触之人非常少，更遑论翻阅与利用。直至清雍正年间，嘉靖副本移至翰林院收藏，对其认识方才深入，对其利用逐渐增加，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更是达到高潮。馆臣从中辑录了大量的佚书。嗣后，《大典》辑佚工作始终绵延不绝，直至今日。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大典》抄本，特别是清代抄本，由于其所据底本往往业已亡佚，故而独具价值，十分珍贵。本次据以影印的国家图书馆两种清抄本《大典》，分别是卷四九二三至四九四〇玄字韵和卷一一九〇五至一一九〇七广字韵，都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即属于此类情况。

一、卷四九二三至四九四〇

该抄本共十六册，半叶八行，行二十八字，朱格，白口，四周双边。有眉批、签条。卷四九二三至四九四〇在大典中韵目系“十二先”，属玄字韵。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九二一至四九四七都是玄字韵，其中卷四九二三至四九四〇共十八卷，收录之书即《太玄经》。卷四九二三前有目录，详列序、图、本经、索隐、诗文等。

《太玄经》，汉扬雄撰。《汉书·扬雄传》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传末赞语评价扬雄道：“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汉书·艺文志》著录《太玄经》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该书多人注本，有七卷、九卷、十卷、十三卷等之别。《太玄经》研究至宋代走向兴盛，注疏、专论、音释等作迭出。明代随着学术风气的变化，谈《太玄经》者寂寥无闻，宋人《太玄经》著述多沦于散佚。《四库全书总目》收录晋范望注《太玄经》十卷，将其归入子部术数类。

《大典》本《太玄经》注文主要抄自以下三书：一是陈仁子《太玄辑注》，二是胡次和《太玄集注》，三是林希逸《鬳斋集》，其中以《太玄集注》内容最多。胡次和，生平不详，南宋庆元间人，著有《太玄集注》十二卷。明《内阁藏书目录》著录此书：“《太玄集注》十六册，全。宋庆元间江原胡次和著。第十一卷唐宰相王涯《说玄》五篇、司马光《读玄》《说玄》《太虚历》，第十二卷《易玄星纪谱》皆附焉。”胡次和《太玄集注》现仅存宋刻残帙。傅增湘先生藏有此宋本，在《宋刊胡次和〈太玄集注〉跋》中对其略加考证。傅先生在文中又提到：“余适收得钞本《永乐大典》玄字韵二十七卷，皆为太玄类，遂悉心钩考，其中所录有陈仁子《辑注》、胡次和《集注》两家。其胡氏《集注》中所引正有司马、郑、章诸家，因取残帙七首注文字栉句比，竟悉相吻合，乃知此本即为胡次和《集注》也。第胡氏名籍苦不能详，俟更考之。其《集注》全本，《大典》逐卷悉予收入，若得好学者重为摘录，按目编定，当可复还旧观，使数百年湮沈之籍复见天日，其为功顾不伟哉！”其中所言“钞本《永乐大典》玄字韵”即此次影印出版的清抄本。傅先生又撰有《〈永乐大典〉玄字韵〈太玄经〉书后》，详细介绍了《太玄经》的内容，高度评价其价值，并对此抄本进行了考证：“钞楷虽未为工整，然审其笔法似为明季清初所写，可知从《大典》中采辑佚书前已有人为之，固不始于乾隆之四库馆，此亦书林谈往者不可不知也。”此抄本系傅增湘先生旧藏，一九五六年傅忠谟先生捐赠。

二、卷一一九〇五至一一九〇七

该抄本共二册，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绿格，白口，四周单边。书衣有墨笔题“广州图经三卷永乐大典本”“明永乐间官撰”“史部地理类”。卷一一九〇五至一一九〇七在《永乐大典》中韵目系“十八养”，属广字韵。据《永乐大典目录》，卷一一九〇三至一一九一五为广字韵，卷一一九〇五至一一九一五为广州府，共十一卷。次抄本现仅有三卷，说明当时并未抄全。又卷一一九〇六、一一九〇七末有嘉靖誊录人员衔名录，说明原书分册即是如此。这部抄本一九五〇年顾子刚先生捐赠。《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嘉靖副本现存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

该抄本前有李文田题记：“大典自乾隆中馆臣钞校后，置翰林院，自后多散失。今存五佰余本耳。萍乡文芸阁孝廉（廷式，光绪壬午举人）馆志伯愚庶子家（锐，庚辰翰林，清秘堂办事），遍读之，手录其菁华，为言：当日辑大典只是随意采取耳，惜不能及未佚之时而读之也。此册即孝廉嘱钞出者。宋元间广州舆地之书大半今人所不得复见，真可宝也。光绪戊子四月装治甫毕，漫记于卷端。顺德李文田记。”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一八五九）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诚。这篇题记写于“光绪戊子”，即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题记中提到“此册即孝廉嘱钞出者”，说明这部抄本是文廷式让李文田抄录的。文廷式（一八五六—一九〇四），号芸阁，江西萍乡人，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利用自己馆于志锐家和后来任职翰林院的机会，得以接触《大典》，从中辑录出大量的散佚之书。李文田所言上述抄本，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卷三中也有提及：“又《广州府志》存者过半，李侍郎文田钞存。”

此抄本首冠舆图十幅，包括广州府境图以及南海县、番禺县、东莞县、新会县、增城县、香山县、清远县、连州、阳山县等州县图。后有目录，列目二十五：建置沿革、道里、城池、桥梁、关津、坊里、风俗形势、气候、户口田赋、课利、土产、山川、宫室、祠庙、寺观、坛壝、公署、学校、兵防、古迹、宦迹、人物、文章、题咏、碑刻。现存内容至“土产”，“山川”以后阙。

图经是我国古代早期的志书，源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时期。它一般由地图和说明文字组成，《玉海》卷十四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宋代广州府即已有图经之书。《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有王中行撰《广州图经》二卷。明初，朝廷十分重视修志，多次下令各地编纂地方志。此抄本所录广州府地方志，或作《广州图经》《广州府志》，确切书名已不可考。书中记事至永乐元年（一四〇三），应为永乐初年所纂，惜现已无存。该志书引用之书较多，包括《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南海志》《图经志》《元一统志》《舆地纪胜》《湟川图志》《九域志》等。其中诸如《南海志》《湟川图志》等书，或仅存残帙，或已散佚。因此，这部抄本《永乐大典》保存了不少珍贵文献，十分难得。

传抄是我国古代书籍流传的重要方式，它对于珍贵古籍的保存与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存《大典》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抄本应该还有不少，需要学者进一步搜访、研究。这是今后《大典》研究人员应关注的问题之一。衷心期盼后续有更多的类似《大典》的抄本揭示出来，以嘉惠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