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笔下的《岳阳楼记》可谓是众所皆知，其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流传千古的名句。
对于范仲淹的为人，北宋名臣韩琦这样评价他说：“范文正有非凡的治国能力，虽然可以被贬谪，但从来不能夺去他的道义，全天下正人君子的道路，就是他开辟的。”
在范仲淹两岁的时候，他的亲生父亲范墉就病逝了，为了生计，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到了淄州长山的一户名叫朱文翰的人家。
从此以后，朱文翰给范仲淹取名为朱说。
关于谢氏改嫁的原因，史书上也是有着明确的记载，就是“贫无所依，无以为生。”
范仲淹从小就怀有远大的志向，读起书来非常刻苦。
得知身世离开朱家，中进士后改回范姓
根据南宋时期文学家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一书当中的记载：
“宋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这年23岁的范仲淹经过询问，得知了自己的家世，不禁伤感哭泣，于是离开朱家，搬到学生宿舍里面去居住了。”
或许正是因为范仲淹并不是朱文翰的亲生孩子，他在朱家的生活费要比其他人少得多，因此也让他养成了一种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有一次，范仲淹看到朱家的一对兄弟浪费严重，不禁走上前制止他们的浪费行为。
然而，朱家兄弟却不高兴了，反驳说道：“我用的是我们家里的钱，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直到这个时候，范仲淹才知道自己并不是朱家的人，自己的名字“朱说”也是后来母亲嫁过来时才取的。
受到这样的嘲讽，性格刚强的范仲淹感觉没有办法在朱家继续待下去了，于是就收拾行囊，带上琴瑟和佩剑，搬到了南都的学生宿舍里面居住。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谢氏马上派人追上范仲淹。
但是，范仲淹去意已决，便回复说：“请母亲给我十年时间，等我科举成功以后，就回来接母亲。”
于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已经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只身一人来到了北宋的南京应天府（如今的河南商丘），进入了应天书院进行学习。
在应天书院，范仲淹一待就是五年的时间。
应天书院是当时著名的一所学校，这里人才荟萃，名师云集，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合称为“北宋四大书院”。
有一次，宋真宗亲自来到南京应天府举行朝拜祭祀活动。
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应天书院的学生们都纷纷跑了出去，跟着城内的老百姓一起跑去看热闹，都希望能够见到宋真宗一面。
但是，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仍然留在应天书院里面读书。
有位老师见状感到十分诧异，走到范仲淹身边问道：“别的学生都跑出去看皇帝了，你为什么不去呢？”
范仲淹回答说：“皇帝总是能见到的，等到将来再见也不迟啊！”
由此可见，尽管此时的范仲淹年纪轻轻，但却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踏上仕途，甚至入朝为相。
最终，范仲淹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如愿考中进士，位列乙科第九十七名，因而被朝廷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的职务，主要掌管诉讼、刑狱方面的事情。
虽然这个官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但是对于年轻的范仲淹来说，已经实现了自立。
并在第一时间返回朱家把母亲接了出来。
此时，范仲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能够重回范家，认祖归宗”。
在《范文正公年谱》一书当中，有着明确的文字记载：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年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广德军司理，后迎侍母夫人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至天禧元年为亳州节度推官，始奏复范姓。”
当范仲淹带着母亲回到姑苏（如今的江苏苏州）的范家准备认祖归宗的时候，却遭到了范氏族人的断然拒绝。
范仲淹坚持说：“我只是想回归本姓，并不会惦记范家的家产！”
虽然范仲淹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在现实的利益面前，范家族人依然不同意让他回归范姓。
一直到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范仲淹在朝廷的帮助下，才得以让范氏族人接纳自己，并正式改名为“范仲淹”这个名字。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范仲淹把自己的母亲谢氏从朱家接了出来，他也始终没有断绝与朱家子弟之间的联系。
反而，范仲淹与朱家的书信联系非常频繁，大到“翁翁葬事”，小到“衣装典卖”，都表现得十分关切。而且，就连自己的儿子范纯祐生病，久久治愈不好，他也会写信向朱家的亲友倾诉衷肠。
不仅如此，范仲淹在朝廷为官的时候，朱家人还曾写信对他说：“居官务必要小心廉洁”。
通过这种亲密无间的坦诚忠告，也足以体现出来，范仲淹与朱家的关系始终维持良好。
刚刚步入仕途，范仲淹就表现出了尽心为民，刚直不阿的优良品质。
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范仲淹细致认真，铁面无私，公正执法，不会顾及任何人的情面。
而且，范仲淹不畏权贵，他时常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也因此在老百姓的心中当中赢得了极高的赞誉。
在广德县任职期满之后，范仲淹又被朝廷调往安徽、江苏等地担任地方官。
第一次进京为官，得罪刘太后主动外放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由于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他按照规矩辞去官职，回到南京应天府（如今的河南商丘），一边守孝三年，一边接受南京留守晏殊的邀请担任应天书院的老师。
直到公元1028年十二月，范仲淹的三年守丧期结束，此时的晏殊已经被调往京城汴梁（如今的河南开封）任职。
于是，晏殊由于非常赏识范仲淹，就推荐他出任馆职（相当于如今的政府办公室文秘）。
在顺利通过考试以后，范仲淹再次步入仕途，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来到京城做官。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的时间，范仲淹就因为得罪了宋仁宗的母亲刘太后而被罢官。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当时，恰好赶上刘太后过生日，宋仁宗率领文武百官前去给她祝寿，范仲淹得知这件事情以后觉得不符合礼制。
就这样，性格直率的范仲淹直接给宋仁宗上疏说道：“皇上，如果你是作为儿子去给刘太后祝寿，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今天你却以皇帝的名义率领文武百官前去祝寿，这样做有违礼制，有损皇上的君威啊！”
满朝文武当中，敢于向范仲淹这样公开指责宋仁宗的大臣，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这样一来，范仲淹无疑是把刘太后给得罪了。
就连举荐范仲淹进入京城为官的晏殊也感到害怕了，生怕因为此事而牵连自己。
晏殊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范仲淹，对他说道：“你年少轻狂了，不知官场上的深浅，你说的这番话会把刘太后给得罪的。”
而范仲淹却不同意这种观点。
范仲淹一直都对晏殊当初的提携心存感激和尊重，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且说道：“我一直信奉的是儒家礼制，做的是儒生行为，这样既能上对得起君主，又能下对得起百姓！”
不仅如此，范仲淹眼看劝说不动宋仁宗，竟然又给正在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上了一番奏折。
在奏折当中，范仲淹直言不讳的请求刘太后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出来，交到宋仁宗手里。
尽管刘太后恨透了范仲淹，但是朝廷有个规矩，“不杀上书言事者”，因此她也拿范仲淹没有办法，干脆对于这道奏折不予理会。
经过这番折腾以后，范仲淹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已经被孤立，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在京城继续立足下去。
于是，范仲淹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外放到其它地方为官。
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外放请求，将他贬到了河中府（如今的山西永济）担任通判，主要负责对当地官员的监察和监控。
这是范仲淹第一次被贬出京城。
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范仲淹先后转在各地为官。
在范仲淹的管辖范围内，无论是民生工程，还是社会治安，还是经济建设，都是搞得有声有色，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第二次进京为官，因反对废后被贬
虽然范仲淹被贬出了京城，但是他在地方所干出的政绩，都被身在京城的宋仁宗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宋仁宗深知范仲淹的才干，由于自己没有亲政，大权都掌握在刘太后的手里，他又无法把范仲淹调回京城任职。
当刘太后去世以后，宋仁宗正式接管了朝政事务，他在第一时间就下令把范仲淹召回到了京城。
这一次，宋仁宗和范仲淹这一君一臣，在京城再度相聚，理应是相互配合，一展宏图，可是却迎来了第二次被贬。
那么，范仲淹的这次被贬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二月，随着刘太后的去世，宋仁宗终于开始亲理朝政。
刚一上位，宋仁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之前贬出京城的官员重新召了回来。
其中就包括范仲淹。
两个月之后，范仲淹正式回到汴梁，宋仁宗任命他担任右司谏。
右司谏是一个言官，专门负责探讨朝政得失的职务，主要给皇帝和朝廷进谏一些合理性的意见。
可是，不久之后，麻烦就来了。
此时的郭皇后是当初刘太后做主立的皇后，而宋仁宗一直对她心存不满。
因此，宋仁宗掌握大权之后，就产生了废掉郭皇后的念头，然后改立其他嫔妃为皇后。
当宋仁宗在朝廷之上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立刻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无缘无故的废掉郭皇后，容易造成政局动荡，还会损害皇帝的道德和名望。
在这批反对宋仁宗废掉郭皇后的大臣当中，范仲淹就是其中一个，而且还是带头反对的人。
由于范仲淹的正直和固执，让宋仁宗有点下不来台。
可想而知，在宋仁宗的心里，会有多么痛恨范仲淹啊！
尽管如此，宋仁宗已经下定决心要废掉郭皇后，首先就要把范仲淹这个带头反对的人给清理掉。
于是，宋仁宗召集了宰相吕夷简进行商量，决定把范仲淹贬出京城。
没过多久，朝廷颁发了一道圣旨，范仲淹再次离开了京城，先后来到桐庐、苏州等地当了一个地方官。
这就是范仲淹的第二次被贬出京城。
第三次进京为官，得罪吕夷简被贬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十月，此时的范仲淹正在苏州任职，他把当地的教育事业搞得特别出色，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知识人才。
得知这件事情，宋仁宗对范仲淹更加刮目相看，再次想要把他召回京城。
几天之后，宋仁宗就下了一道诏书。
范仲淹回到京城之后，被任命为判监事，也就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
国子监是宋朝培养教育人才的最高学府，宋仁宗让范仲淹担任判监事，可以看出，是想让他负责朝廷的教育事业。
可是，范仲淹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怎么甘心一直待在国子监呢！
为此，范仲淹除了自己的分内工作以外，还经常对朝廷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
例如，在朝廷选人和用人的问题上，范仲淹向宋仁宗进谏说：“皇上应该掌握用人的权力，但是现在大家围绕在宰相吕夷简的身边晃悠，都在讨好他，他完全掌握了用人大权。”
除此之外，范仲淹还向宋仁宗献上了一幅《百官图》。
在《百官图》中，形象地描绘了官员升迁的次序，并且指出了哪些官员是没有通过正规流程升迁的，哪些官员是通过吕夷简暗中操作升迁的。
可想而知，范仲淹的这种做法又把吕夷简给得罪了。
尽管范仲淹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但是吕夷简毕竟是当朝宰相，是时刻围绕在宋仁宗身边的左膀右臂，这不是在公开与吕夷简为敌吗？
况且，吕夷简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几十年了，早就积累了一定的势力。
范仲淹又怎么会是吕夷简的对手呢！
此外，在朝廷讨论是否要从汴梁迁都洛阳的问题上，范仲淹也是表达了极大的反对。
当吕夷简得到宋仁宗单独召见的时候，他就开始报复范仲淹。
吕夷简对宋仁宗说道：“皇上，范仲淹为人迂腐，追逐虚名，他的意见不可采纳。”
范仲淹听说这些话以后，顿时恼羞成怒，于是又把关于“朝廷选人和用人的事情”提了出来。
在写给宋仁宗的奏折当中，范仲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吕夷简。
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在奏折中写道：“吕夷简败坏朝廷法纪，他借着自己的宰相之便，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入朝为官，而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避重就轻，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宰相之位。”
面对范仲淹的谗言，吕夷简简直忍无可忍，决定继续展开反击。
在宋仁宗面前，吕夷简说道：“范仲淹的职权是教育，他竟然越权干涉朝政，他还在私下拉帮结派，挑拨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
对于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宋仁宗心里明白，必须要在他们两人之间做出取舍了。
吕夷简从政几十年期间，堪称是一个政坛的“不倒翁”，它能够稳居宰相之位，自然是有一套自己的为官之道的。
与吕夷简比较起来，范仲淹就是一个“生瓜蛋子”，不论在资历上，还是在权势上，他都无法跟吕夷简相提并论。
最重要的是，每当朝廷发生什么大的事情，宋仁宗都会跟吕夷简进行商量，他早就成为了宋仁宗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由此可见，宋仁宗对于吕夷简的依赖性，要远远超过范仲淹。
最终，宋仁宗在公元1036年正式罢免了范仲淹的职务，将他贬出京城，去其它地方做官。
这就是范仲淹的第三次被贬。
同时，范仲淹也完成了三次被调往京城，又三次被贬出京城。
在之后的七年时间里，范仲淹相继被调到鄱阳、镇江和绍兴为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勤勤恳恳，勤政为民，完全不受“三进三出京城”的影响，成为了一个颇受老百姓拥戴的高官。
就连写下“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元好问，也曾经这样评价范仲淹：
“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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