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敢判无罪，法治才有力量——从无罪判决率再创新低说起|农妇辱骂法官|无罪|法律|法治|法院|立法

近期，司法实践中无罪判决率再创新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些依法应当宣告无罪的案件，因种种顾虑不敢判、不愿判，导致正义迟到、小民蒙冤。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法律人，我对此深感忧心。加之刚刚看完温州袁芳烈纠正“八大王”冤错案件的资料，更让我对当下司法坚守良知、依法公正裁判的极端重要性，感慨至深。故写此文，以作呼吁。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结构，一步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之路始终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行，在调整中完善。在这一特殊历史转型进程中制定的诸多法律法规，带有鲜明的计划管控色彩、管控思维和惩戒导向。历经数十年社会变迁，不少法律法规已经明显滞后于时代、滞后于实践、滞后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普遍存在标准僵化、处罚严苛、法理不足、情理不通、合理性欠缺等突出问题。

司法实践中，我们屡屡面对这样的困境：当事人仅仅存在轻微、偶然、无主观恶性、无实质危害的违规违法行为，甚至只是改革探索中的尝试性行为，仅仅因为适用陈旧、严苛、滞后的旧法旧规，就被过度追责、过重处罚，甚至被错误定罪判刑。机械司法、唯条文论、死守字面含义、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现象，不仅直接损害个案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更侵蚀司法公信力，伤害社会对法治的信心，压抑社会创新活力与改革动力。

对此，法官必须拿出司法良知和担当勇气，立足历史、面向未来，只要符合无罪条件，就要坚守底线、不枉不纵，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推动中国法治不断向前发展。

一、法律法规滞后严苛，源于经济社会转型历史印记

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当下仍有部分法律法规与现实脱节、与情理相悖、处罚偏重？这并非立法者的刻意为之，而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特殊历史印记，是特定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管控秩序、保障行政执行、规范计划落实。当时的立法理念，天然偏向重管控、轻权利，重惩戒、轻包容，重秩序、轻自由。法律条文以约束、禁止、处罚为主要导向，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权、财产权、人格权等私权利缺乏充分、细致、周全的保障。当年针对个体经营、民营企业、市场交易的诸多限制性规定，本质上是为计划经济服务，而不是为激发市场活力、保护创新创业而设计。

而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变革。我们没有成熟模式可以直接移植，只能边实践、边总结、边试点、边立法，改革具有渐进性、阶段性、反复性。这就使得立法长期处于“追赶实践”的状态：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的旧法未能及时全面清理废止，大量严苛、僵化、不合时宜的条款被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后续立法为求稳妥，仍延续了较强的管控思维，处罚起点高、裁量空间小、宽容度不足，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由此便形成了十分突出的矛盾：旧法管新事、苛法罚轻错。数字经济、民营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却仍受几十年前陈旧法规的约束；一些无心之失、轻微过失、探索性行为，却可能面临高额处罚、吊销证照乃至刑事追责。这样的法律适用，早已偏离法治的本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发展、损害公平的制度性障碍。

二、机械司法固守旧法，损害个案正义与司法公信

面对滞后、严苛的法律法规，如果司法机关一味固守条文字面含义，机械适用、简单对号入座，片面追求形式上的“依法裁判”，而无视实质正义、社会情理与时代发展，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

一方面，个案正义被直接牺牲。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而不在于形式。实践中，大量案件的当事人主观恶性极小、行为危害极轻、情节显著轻微，有的行为甚至符合改革方向、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却因为法条滞后严苛，被定罪判刑、苛以重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力军案。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未办许可证收购玉米转卖，原审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刑。最高院指令再审，法院改判无罪。裁判指出，其行为仅违反行政规定，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不具备刑事处罚必要性，彰显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还有其他普通群众、中小经营者，因为不了解过时规定、无心触犯条款，而承受过重处罚。这类裁判形式上似乎“于法有据”，实质上明显不公，完全丧失司法应有的立场与温度。

另一方面，司法公信力被严重削弱。人民群众判断司法是否公正，依靠的是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当裁判结果明显不合情理、不近人情、明显过重、明显失衡，即便在文字上符合法条，也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同。众多冤错案件一再警示我们：机械司法、固守陈旧认识，会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即便多年后得以纠正，对司法权威、对社会信心的伤害已经形成。久而久之，公众会质疑法律的正当性，质疑司法的公正性，进而动摇法治信仰的根基。

更值得警惕的是，机械司法会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在试错中前行。创新创业、市场探索、经营模式创新，都需要宽松、包容、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滞后严苛的法律，叠加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机械司法，必然导致市场主体动辄得咎、企业家顾虑重重、创业者畏缩不前，最终压抑社会活力，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法系差异凸显法官担当的现实必要性

有人或许会提出，其他国家如何应对法律滞后问题？比较两大法系的制度逻辑，我们更能深刻认识到，在我国当下的司法体制下，强调法官担当、坚持依法公正裁判，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

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判例法国家，实行遵循先例原则，法官享有较大的法律解释与规则发展空间。一旦原有规则滞后、严苛、不合理，法官可以通过个案裁判，对规则进行修正、细化、限缩，甚至创设新的裁判规则，使法律在实践中动态更新、与时俱进，能够自行化解法律滞后的矛盾。

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以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法官不能造法，只能依法裁判。同时，法律的立改废释程序严格、周期较长，难以快速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官存在明显的畏难、避责心态：怕被质疑、怕被问责、怕担风险、怕惹争议。明明知道法律滞后、处罚过重、不应定罪，也不敢坚持无罪判决，不愿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宁可机械适用法条，让当事人承受不公结果。

成文法固有的滞后性、转型期法律法规的先天不足、部分法官不敢担当的现实心态，三者叠加，使得滞后、严苛法律的弊端被不断放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大声呼吁：中国的法官，不能做只会套用条文的机器，而要做坚守公平、守护正义、敢于担当的司法者。

四、滞后法规下依法裁判无罪具备坚实法理基础

有人可能会质疑：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无罪、从轻、不处罚的裁判，是否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答案是否定的。在法律法规滞后、严苛、不合理的背景下，坚持实质公正、依法宣告无罪，不仅不违法，恰恰是对法治精神的真正恪守，具有充分、坚实、不容置疑的法理基础。

第一，实质正义高于形式正义。法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平正义，而不是固守条文文字。如果机械适用法律，必然导致明显不公、违背常识常理常情，法官就有义务通过法律解释、价值衡量、限缩适用等方式，实现个案公正。这不是违法，而是更高层次的依法裁判。

第二，过罚相当、罪责刑相适应是底线原则。无论是刑法中的罪责刑相适应，还是行政法中的过罚相当，都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处罚必须与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主观过错程度相匹配。对于轻微违规、无心之失、危害极小、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坚决不能入罪，坚决不能重罚。法官据此依法不追诉、不定罪、判无罪，正是对法律基本原则的坚守。

第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要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滞后、严苛的法律法规，往往偏重秩序管控，轻视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等基本权利。法官在个案中坚守无罪底线、防止错误定罪、避免过度处罚，正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

第四，法律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理念在更新，法官不能用几十年前的思维和标准，裁判今天的案件。通过个案裁判实现法律适用的现代化、合理化、人性化，是弥补成文法滞后性的必然路径。

五、法官应立足历史与未来，坚守无罪裁判底线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手握生杀予夺、定罪处刑之权，一言一行，关乎当事人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关乎法治形象与国家未来。在此，谨向全国广大司法人员郑重呼吁：

第一，摒弃畏责心态，勇于司法担当。不要怕坚持原则被非议，不要怕依法判无罪被质疑。不敢担当、不愿担当、机械司法、漠视不公，才是对司法职责最大的背离。法官的良知、担当、坚守，远比机械守法更重要。

第二，立足历史视角，客观评判行为。很多当年被认定“违法”“犯罪”的行为，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其实是市场萌芽、创业探索、合理经营。法官要读懂历史、理解时代、把握规律，不被滞后法条所束缚。

第三，着眼法治未来，坚持公正裁判。一个案件的裁判，不只解决当下纠纷，更影响价值导向、社会预期、法治进程。一次正当的无罪判决，可以稳定一类群体、温暖整个社会、推动制度完善。法官要以对历史负责、对法治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办好每一起案件。

第四，坚守司法底线，依法大胆判无罪。只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构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或者适用法律明显滞后、严苛、不合理，一审就应当敢于、勇于、坚决判决无罪，绝不含糊、绝不迁就、绝不妥协。疑罪从无、无罪推定、不枉不纵，不是口号，而是法官必须坚守的底线。

六、依法公正裁判能够全面推动法治文明进步

法官在个案中坚守正义、依法宣告无罪、纠正错误裁判，其意义绝不止于个案本身，而是对整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对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

其一，为立法完善提供实践依据。每一份无罪判决，都是对滞后、严苛、不合理法律的现实检验。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立法机关修改、废止、解释法律最直接、最有力、最务实的依据。

其二，凝聚全社会法治共识。当公众看到司法机关敢于坚持正义、敢于守住底线、敢于依法判无罪、敢于纠正错误，就会真正认同法律、信任司法、敬畏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