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孙子送进文学史：杜甫的爷爷，竟是“初唐第一狂人”？|宋之问|杜审言|杜甫|此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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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欢宴上，突然一声惊呼于席上炸开，掀起骚动和满堂的惊惧。反应过来的人们蜂拥而上，不消几下便将一个行凶的15岁少年格杀当场，只是被他刺杀的吉州司马周季童眼见也难逃一死。据说周季童临死前哀叹：“吾不知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

审言便是杀人少年杜并之父。杜审言，字必简，大约在贞观二十年（646）前后生人，祖籍襄州襄阳，据说乃晋当阳侯杜预之后。只是传至他这一辈时，家道早已式微，他半生蹉跎，自隰城县尉起辗转州县二十余年，方才一步步升迁至洛阳丞，不想一朝触怒权贵，便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孰料到任不过数月，又与吉州司马周季童、司户郭若讷交恶，被构陷后锒铛入狱。原本杜审言以为自己只能引颈受戮，结果便是在这生死悬于一线之际，他儿子杜并怀刃而来，于酒宴之上诛杀周季童，并身死当场。

《杜审言》，出自《墨妙珠林》（戌）册，清，丁观鹏，纸本设色，纵 63 厘米，横 42.1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杜审言的诗多为写景、唱和及应制之作，以浑厚见长，杜甫云：“吾祖诗冠古。”明人胡应麟认为七律这一体裁能在唐代登峰造极，杜审言正是开山之人

孩子为父申冤，手刃朝廷命官，天下轰动。杜审言得以借机洗刷冤情，总算逃得活命，只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想要继续做官肯定是不行了，只得回家赋闲。不过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事情辗转传到武则天耳中，女皇陛下惊愕之余，也未免好奇。而朝中杜审言好友、后来与他并称“文章四友”的崔融此时正侍奉御前，日常草诏拟旨，便趁此机会进言举荐。于是一道旨意降下，杜审言一夜之间成为天子座前客。史载武则天见他后“甚加叹议”，决意提拔重用，问他是否欢喜，命他写《欢喜诗》一首。结果杜审言谢恩后援笔立就，须臾之间便成诗一首，终于在自己临近花甲之年时擢授著作佐郎，旋即出任膳部员外郎。

不过虽然杜审言诗写得好，官也做得惊险，但他这一生留给后世最大的作品，却不是那首已经失传的《欢喜诗》，而是他的儿子。

不是以命相搏、壮烈赴死的那个，而是另外一个。此子名为杜闲，一生默默无闻，然而子又生子，审言有孙，名为杜甫。

正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诗圣，杜甫。

被孙子送进文学史

这世上比拼爹更玄妙的事情，乃是拼子孙。

杜审言大半生辗转于县尉、司户之间，年近花甲才堪堪出任一个膳部员外郎。而膳部乃是尚书省二十四司之一，归礼部管辖，掌“陵庙之牲豆酒膳”，说白了便是祭祀宗庙、陵寝的各类祭品，员外郎正是这个部门的二把手。对普通人来说，退休之前能混到员外郎自然值得夸耀，然而想在初唐群星璀璨的文士中搏出一席之名，恐怕还差些火候。后来初唐文坛的亲历者张说品评当世文士，逐一点评了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赞其“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唯独对杜审言只字未提。

可到了几百年后的大宋，宋敏求、欧阳修等编撰《新唐书》时，忽然堂而皇之地给杜审言安上了一顶冠冕：让他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还郑重其事地加上“世号”二字，仿佛这称呼自唐代以来妇孺皆知似的。后世学者为此挠破头皮，从唐人笔记翻到墓志碑铭，将故纸堆掘地三尺却始终未见其踪影，最后只好认定“‘文章四友’的提法只在《新唐书》及之后的文献中出现，包括《旧唐书》在内的此前文献中从未有过”。至于是不是修书之人当年翻到了什么旁人无缘得见的抄本密卷，就不得而知了。

要知道，宋代以来“千家注杜”，杜甫在宋代地位极高，而他在诗中反复提及自家祖父，正是“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宋人受此影响，自然先入为主——这点从新旧《唐书》编撰中便能看出：《旧唐书》中，杜审言与杜甫分列在文苑上下，各自成传；《新唐书》中两人互相捆绑，传记相连。连宋人自己也吐槽“杜审言……之诗，皆因其后显，文章有源委哉”，所以最合理的揣测，就是杜审言能够位列“文章四友”之一，乃是沾了自己孙子的光。

人之将亡，其言也狂

《大唐新语》称杜审言“恃才謇傲，为时辈所嫉”。宋人笔记中则记载杜审言有狂言称“我诗可使苏李为奴”，显然苏为苏味道，李为李峤，两位诗文大家，在杜审言眼里不过是给自己提鞋的。这话从唐人笔记到宋人诗注辗转引述，就能知道此人在唐宋时人眼中是何等狂妄了。

但狂，正是杜审言的本色。

浙江雁荡山大龙湫摩崖石刻，其上题有“审言来”，据明代王献芝《游雁荡山记》载，石上原题应为“杜审言来此”

说来难以置信，若按正史所载，杜审言是一直狂傲到死的。

《新唐书》称，杜审言晚年病重，宋之问、武平一等人前来探病，结果杜审言叹息自己为造化所苦，并无多言，只是我这一死，你们就算是解脱了，因为“吾在，久压公等”，唯独让我遗憾的乃是“不见替人”。

宋之问弱冠之年即有文名，乃是后世公推律诗定型的关键人物。虽然此人品行略差，但论诗才却是初唐一等一的人物，更关键的是他与杜审言交情深厚，用宋之问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予与君，弱岁游执，文翰共许，风露相浥”。若论有迹可循的诗文记载，两人之间的往来，甚至比杜审言与文章四友中的某些人还要更密切一些。尤其是杜审言死后，祭文正是宋之问所作，其中有“君之将亡，其言也善”之语。以常理而论，本不该有人信了“吾在，久压公等”的鬼话，可偏偏从唐到宋，大家都更愿意相信这等狂傲才是杜审言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本色。

这便是人的名、树的影——哪怕亲历者宋之问说了杜审言死前其言也善，旁人也只当是客套；可若说杜审言临终还想着压人一头，那满座皆要点头称是。而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信这些，当然首先是因为杜审言平日言行桩桩件件有迹可循。除了“苏味道必死”这般豪言壮语外，他还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屈原、宋玉，楚辞双璧，千古文宗，到了他嘴里不过是可以给自己站班排衙的小吏；又说“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书圣王羲之若见了他的字，也得面北而拜、执弟子礼。

《梅柳渡江春》，明，董其昌，纸本墨笔，纵 302 厘米，横 101 厘米。“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出自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此诗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

不过更能证明杜审言狂放不羁、敢于直言犯上的，当属他在圣历元年（698）坐事被贬吉州司户参军一事。被贬之前杜审言刚刚当上洛阳丞，而洛阳本是武周东都，所以洛阳丞这个官堪称“天下第一县丞”。旧时官场有句老话，叫“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所谓附郭，便是县治与府城都在一处，所以从县衙望出去全是上官，自然知县难做。在这样的位置上大多数人都是战战兢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按后世学者揣测，那些年武周朝廷为了巩固正统，在各地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制造祥瑞，杜审言八成是直言犯上，对此表达了不满，所以被贬——在武则天的眼皮子底下敢说这种话，着实是狂到登峰造极，匪夷所思。

当然，这是后世学者揣测，史书语焉不详，不过从杜审言被贬时朝中“群公嘉之，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来看，他显然是干了一件大家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陈子昂在《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中不敢直言，只得用典称“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居外郡”，其中祢衡有击鼓骂曹之举，而桓谭更妙，他本是东汉光武帝时名臣，光武帝刘秀笃信谶纬之术，甚至以谶言断朝中之事，而桓谭恰恰对谶纬之说不屑一顾，因此触怒皇帝几乎身死——由此看来，杜审言多半真的是在武周大造祥瑞之事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被贬而非被杀已算是好结果了。

康熙御书杜审言《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碑拓，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杜审言借咏终南山来歌颂唐中宗李显的应制诗，中宗李显即位后，杜审言入修文馆任学士，不幸未几病故

送行的45人都有谁，如今已不可考。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定的，那就是当时京城的诗人圈应该倾巢而出。你别看杜审言这人狂，但却很受大家喜爱，无论去哪都有顶级诗人送别，因此也留下不少赠别诗。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王勃所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此诗号称“千古送别第一”，当代学者考证其中的“杜少府”正是杜审言。

杜审言墓，位于河南偃师。杜审言病故后4年，杜甫降生，杜甫对自己未曾谋面的这位祖父推崇备至，俨然将自己当成杜审言的接班人

没去过边关，却写尽边塞

说狂傲他目中无人；说狂直他犯上不避；然而真正让杜审言在初唐诗坛站稳脚跟的，却是他边塞诗中的那一股狂放之气。只是这事说来古怪：他五十岁以前，一直在县尉这等末品小官上蹉跎打转，从未踏足边塞半步。可他笔下却自有金戈铁马之气，朔风飞雪之魂，仿佛写诗的人不在中原腹地的官舍之中，而在万里关山的烽燧之上。其中他送给苏味道的那首《赠苏味道》，当为此中代表：

北地寒应苦，南庭戍不归。

边声乱羌笛，朔气卷戎衣。

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

胡兵战欲尽，虏骑猎犹肥。

雁塞何时入，龙城几度围。

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

舆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

方期来献凯，歌舞共春辉。

全诗八联十六句，从苦寒起笔，以春辉收尾，用冬去春来暗喻友人马到功成。这诗的妙处，首在一个“应”字。既老老实实交代了诗人的位置，又令他狂放的想象力得以恣意驰骋。从此一字起，杜审言神游万里，把不曾见过的边塞风情写得扑面而来。

开篇以“北地”对“南庭”，一笔万里；中段以“雨雪”对“风霜”，忽而又收紧笔墨，把边关的苦寒逼到了眉睫之间：雨雪连绵，遮天蔽日竟然将关山都压暗了；风霜酷烈，摧剥无休竟然将草木都削稀了。“暗”与“稀”两个形容词当做动词来使，不见斧凿，浑然天成。接下来“雁塞何时入，龙城几度围”一联中，雁塞即雁门关，龙城乃匈奴祭天之所，汉时卫青曾奇袭龙城，此后“龙城”便成了边功的代名词。杜审言以两个典故入诗，既点明了战事的地理方位，又暗含对友人建功立业的期许。

全诗对仗最精彩之处，还要数第六联——不要忘了这诗本是送别诗，而苏味道乃以掌书记身份随军出征，所以杜审言没有用边塞诗中常见的横弓弯戈之语，而是以“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一句勾勒了一位书生佩剑的形象。诗中以“据鞍”对“插笔”、用“雄剑”对“羽书”，上句写武，下句写文，十个字里四个动词连珠而出，据鞍的是苏味道，插笔的也是苏味道。这对仗不仅工整，更是与人物身份丝丝入扣，妙的是出将入相的形象又恰恰是初唐士大夫最高的人生理想，想来苏味道读到此处，也要拍案称绝。

《杜审言诗集》（宋刻本）内页。后世学者专门做过统计，文章四友中，杜审言的五言律诗与五言排律，合律程度竟然高达九成四，位居初唐诸家之首。换言之，若论五律、五排的合律定型之功，本该记在杜审言的名下

明人桂天祥在《批点唐诗正声》中评此诗说：“杜审言才雄一世，直欲以屈、宋作衙官，观此诗亦不可少。”——读罢此诗，你再回头想想他那句“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竟觉得此人虽狂，却也不全是在胡吹大气。而这首诗的余响，还要在百年后才真正显现：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其七中写“雄剑四五动”，与其祖笔下的“据鞍雄剑动”形成了奇妙的联动，所以杜甫敢在自己诗中放言“诗是吾家事”，倒是实话。

这股狂放雄浑之气当然不只见于杜审言的边塞诗，他的山水行旅诗里同样有大开大合的手笔：写石门山，便是“石门千仞断，迸水落遥空”；写襄阳城，就是“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仿佛大地自己拱起了脊梁，仿佛江河与苍穹在尽头处撞了个满怀。无怪乎元代方回读杜审言诗，感慨其中壮语连连，惊呼“此杜子美乃祖诗也”，“此等句，若置之子美集，无大相远也”——把杜审言的句子混进杜甫的集子里，竟也看不出太大差别。

湘水北流，人向南走

只是诗写得再好，也挡不住仕途的坎坷。

杜审言一生官运不旺，在武周做了膳部员外郎后没几年，刚刚揣摩到朝堂滋味，与武则天挚爱的张易之兄弟混了个脸熟，就赶上了神龙政变。这下中宗复辟，武周旧臣几乎被一网打尽，文章四友一个都没跑掉，杜审言更是被一纸诏书贬到了峰州——峰州地属安南，在今越南河内西北，距长安7600余里，大约已是唐代诗人被贬最远的地方之一了。

这正是做最狂的人，写最正的诗，挨最远的贬。这一路南行，杜审言一步步走向大唐的尽头。途经湘江时他写下《渡湘江》，正是“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在北流的湘水见证下渐渐南行。唯一算得上幸运的，是到了安南后他笔下忽然出现一个中原诗人从未见过的世界：此处“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四时倒错，寒暑不分，仿佛天地在这里另立了一套规矩，只是这异域风物再怎么新奇，最后还是要落在“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神龙三年（707），杜审言终于北归，拜国子监主簿，次年加修文馆直学士，未几病故。他死后第4年，杜甫出生，祖孙二人，终究未能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