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玄宗李隆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开元盛世的开明帝王,还有他和杨贵妃的缠绵爱情。谁能想到,这位一手把大唐推到国力顶峰的男人,转头就给大唐埋下了灭国级的大坑。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直接把盛唐从云端拽进泥里,从此大唐一蹶不振。为啥会走到这一步?咱们慢慢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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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得从根上的经济制度说起。唐朝早期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国家把无主荒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给朝廷交税服兵役就行。这套规则能顺畅运行,前提得是国家手里掌握足够的土地。

到了唐高宗武则天那会儿,人口增速飞快,土地兼并也越来越严重,官僚豪强不断侵占普通农民的土地,国家手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田地再分给新增人口。没了土地的农民活不下去,只能四处逃亡,成了没人管的浮逃户。

均田制垮了,搭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也撑不住了。府兵需要自己准备武器粮秣,没地没收入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哪扛得住兵役。为了躲兵役,甚至有人自残手足,逃跑更是家常便饭,大唐兵源直接枯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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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源不够用,唐玄宗只能改规则,开元十年听了宰相张说的建议,改成募兵制,朝廷出钱招募壮士当职业军人。后来又在边境推行长期戍边的长征健儿制,短期内解决了兵员缺口,实际上悄悄挖了大唐的墙角。

原来府兵制是兵农合一、兵将分离,将领没法私养军队。改成募兵制之后,职业军人长期跟着同一个主帅,心里只认主帅的恩威,根本不知道还有皇帝,军队慢慢变成了将领的私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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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禁军因为太平日子过久了,天天疏于训练,战斗力退化得不行。边镇军队天天打仗,装备精良战斗力拉满,慢慢就成了外重内轻的危险局面。天宝元年的时候,全国总兵力里边军占了四十九万,足足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中央直辖的兵力还不到十二万。这种强枝弱干的布局,野心家不来搞事才怪。

制度变革是埋下的远因,唐玄宗晚年的政治腐败才是烧起来的导火索。开元那会儿的玄宗真的很清醒,听得进意见,敢放权会用人,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这些贤相,那时候朝廷上下全是能干的人,政局清明得很。

改元天宝之后,在位已经三十年的玄宗飘了,懒劲也上来了,彻底迷失在盛世的光环里。整个朝廷风气转坏,就是从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开始的。张九龄写了东西婉转劝玄宗警醒,没多久就被罢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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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李林甫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独揽朝纲十九年,只要是谁的功劳声望比他高,或者被皇帝看重威胁到他的位置,他想尽办法也要把人弄走。他还压制不同意见,排挤异己,搞得朝廷没人敢说真话,全是一片颂圣之声。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接班,这家伙更不靠谱,天生会揣摩皇帝的喜好迎合,身兼四十多个职位,公然收受贿赂结党营私,把整个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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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腐败直接导致信息堵死,玄宗天天躲在深宫里,跟杨贵妃纵情享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话真不是瞎写。各地官员抢着进贡珍宝讨皇帝欢心,杨家一家子势倾天下,挥金如土,光是给杨贵妃做织锦刺绣的工匠就有七百人。

整个官僚体系从上到下烂了个透,安禄山在范阳厉兵秣马准备造反,满朝文武没几个敢说真话。偶尔有人上报安禄山要反,玄宗要么不信,要么直接把人绑了送给安禄山处置,这种情况下,中央连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都没了。

安禄山能攒出对抗中央的实力,跟玄宗朝的边防安排脱不开关系。为了应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玄宗在边境设了节度使,节度使一开始只管军事,后来慢慢把军、政、财、监察大权全捏在手里,相当于实实在在的一方诸侯,有土地有人民有兵甲有财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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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年间一共设了十个节度使,安禄山一个人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里握着十五万兵力,差不多占边军总数的三分之一。更关键的是玄宗晚年愿意重用蕃将,李林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跟玄宗说文人当将不敢冲锋陷阵,不如用寒族蕃将,蕃将骁勇善战,寒族也不会结党。这话正好说到玄宗心坎里,他本来就怕朝臣内外勾结。

于是西北边防交给突厥人哥舒翰,东北边防交给粟特人安禄山,其他不少蕃将也都手握要职。蕃将确实能打,但是他们跟手下士兵很多是同族,募兵制下又跟士兵攒下了私人恩义,朝廷根本没法有效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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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还收养了八千名同罗、奚、契丹的壮士当假子,叫做曳落河,给足了好处,这些人全是只效忠安禄山的私兵。他还利用自己兼任牧监的职务,从国家牧场挑了几万匹上等战马运去范阳,还在雄武城储备了大量的粮草兵器。这时候的安禄山,已经攒够了对抗中央的全部实力。

玄宗也不是没察觉到边镇坐大的危险,他玩了一手平衡,扶植哥舒翰的西北军跟安禄山的东北军互相制衡。哪想到天宝十年之后,玄宗一门心思扑在享乐上,平衡术直接玩脱了。安禄山在玄宗面前装得特别恭顺,骗得玄宗百分百信任,势力越来越大,远超哥舒翰的西北军。

杨国忠跟安禄山闹矛盾,天天说安禄山必反,玄宗全当耳旁风。等到安禄山真的举兵南下,内地州县根本没做任何准备,叛军号角一吹,不少守军直接吓得魂都飞了,一触即溃。

安史之乱能闹这么大,绝不是安禄山一个人的能耐,背后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撑着。武则天推广科举之后,科举成了寒门入仕的主要路径,但是每次录取名额太少,大量寒门才子挤不进权力核心,这些人有才学没出路,对掌权的世家大族本来就不满,不少人远走河北,在藩镇找活路,安禄山身边的核心谋士全是这类失意汉人,就是这些人天天撺掇安禄山起兵反唐。

河北地区从北魏六镇之乱之后,就一直是大量胡人的聚居地,不少汉人也慢慢被胡化,风俗跟中原差异很大,唐朝在这里的统治根基本来就不深,当地人对中央没什么归属感。安禄山拉拢少数民族上层,一口气提拔两千五百个少数民族人士当将军中郎将,当地人不少都心向他,这里天然就是叛乱的温床。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早就过不下去了,开元盛世的光环底下,土地兼并搞得大量农民破产流亡,统治集团的奢靡挥霍又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杨家造一顶帐篷就要花几万钱,一顿饭的花费抵得上十户中产人家的全部家产,老百姓早就对朝廷离心离德,安禄山打着诛杀杨国忠的旗号起兵,一开始不少百姓还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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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下来,安史之乱的爆发其实是一堆矛盾凑到一块儿的结果,缺了任何一个环节,都闹不到这么惨的地步。前半生的唐玄宗是实打实的旷世明君,后半生却亲手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功成名就之后丢了警觉,承平年代放松了戒心,这个教训放到今天也值得警醒。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 史海钩沉:反差巨大 解析唐玄宗一朝盛衰巨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长恨歌》:侈心一萌,邪道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