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伴随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一幅囊括物质文化、精神道德的东方异域知识图景得以更为充分地展现。特别是，经由罗素、卫礼贤等有识之士的考察与介绍，西人眼中想象的异邦“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存“中国”。
先看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中国之问”。
1914年以降，西方普罗大众面临价值困惑与精神迷失。一批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以寻求诊治欧洲文明的良方。
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回国后出版《中国问题》一书。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罗素在书中开头作出预言：“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深刻影响整个世界，甚至可能在接下来的200年中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力量。”
罗素提出，要客观评判中西两种文明优劣，必须深入中西社会与价值体系之中。唯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因为偏见而低估那些和我们不同却同样有意义的文明”。
再看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中国情结”。
罗素结束访华行程次年，汉学家卫礼贤重返中国，担任德国驻华使馆科学顾问。自1899年初次抵达中国后，卫礼贤一生中有25年在中国度过。旅华期间，他愈发领悟到中国哲理思想的精深之处，陆续翻译《论语》《道德经》等，成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卫礼贤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理性的文化，展示了一种“追求和谐、遵循宇宙和社会中的组织理性的理想”。他感言“中国自古至今的绵延不祚对于人类的继续发展恰恰具有命中注定的意义”，继而提出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张。
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一书中，卫礼贤深情独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
罗素、卫礼贤等人以“钟情与推许”的态度观照中国，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西方中国观的消极话语，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学西传”卓有成效的先行者。他们向西方推介中国，一是重新“发现”一个被长期遮蔽的中国，二是敏锐洞察中国思想体系对现代文化的镜鉴作用，三是阐发中国哲理和学术传统，为人类发展探寻新出路。
他们的中国书写、中国论述，根植于在华生活与实地游历的经验，指向着一条清晰的认知演进脉络：从早期带有猎奇色彩的异域想象，逐渐转向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性观察，又从表层的感官印象，不断深化至内在体认及对文化深层结构的阐释。
一方面，摒弃“以西方为方法”。西方社会之所以不能正确认识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将认识论凌驾于客观真理和科学观察之上，导致对“中国性”的误读。
另一方面，提倡基于实地考察的比较与对话。中西文化不能在无知的基础上谈“独特性”，而要在知识的基础上讨论差异，“以更实际的眼光看待中国”。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陈迪、沈桂龙）
原标题：《学林随笔｜以“钟情与推许”的态度观照一个真正的实存中国》
栏目主编：王多
文字编辑：理论君
本文作者：陈迪 沈桂龙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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