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穆中堂、卓中堂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分。
五月,陈霖生去世,奠分二十两——这是这一年最大的一笔。
七月,吴蔼人之年伯寿分一两,郭雨三之年伯寿分二两。
八月,吕王两处寿分共二两,各位老师门包节敬六两二钱四分。
九月,钱仑仙祖母奠分二两。
十月,廖师寿辰送银二两。
根据曾国藩的《过隙影》账本统计,这一年人情往来花了90.17两,请客吃饭花了38.71两。
两项相加128.88两。他全年工资才129.96两。
七成工资,随了份子。
晚清的京官,活在一张巨大的网里。
同乡、同年、同学、同僚、座师、门生——每个人都是一条线,每条线都得维护。怎么维护?送礼。
过年要送节礼,端午要送节礼,中秋要送节礼。上司过生日要送寿礼,上司的太太过生日要送寿礼,上司的老妈过生日也要送寿礼。
朋友搬家要送贺礼,朋友升官要送贺礼,朋友去世要送奠分。朋友的老婆去世、朋友的老妈去世、朋友的祖母去世,都得送。
最不能省的,是给座师的节礼。有翰林作诗自嘲:“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裁减开支,先裁车马,后裁仆人,但座师的二两银子,打死也不能裁。
为什么?因为座师是你的“后台”。得罪了座师,你在官场上就没人说话了。
除了送礼,还要请客。
正月各部院团拜,轮值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平日同事聚餐,今天东麟堂,明天便宜坊。京官们“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你不参加饭局,就不算这个圈子里的人。
每顿饭都记在账上,每顿饭都花得不甘心。他在日记里骂自己“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可该请的还得请,该去的还得去。
因为京官的生活就是一张饭桌。今天你请别人,明天别人请你。今天你不去,明天别人就不请你。后天你有事,就没人帮忙。
到了李慈铭这儿,当然比曾国藩更狠。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他记了二十七起红白喜事。几乎每天都有应酬,几乎每天都要送礼。一个月下来,工资花光,还得借钱。
一边哭穷,一边消费。这是李慈铭的风格。
更绝的是,这位“穷”翰林还有另一项固定开销:听戏捧角。
咸丰十年,他刚进京不久,就迷上了京城的花酒戏班。同年十一月,他和几个同乡去拜访当时的名妓韦娘,回来后在日记里大书特书。
后来他发现,同去的朋友里居然有个他看不顺眼的人——同乡才子赵之谦。李慈铭在日记里挖苦他:“诸毛绕涿,语音不正”,胡子拉碴官话都说不利索,还对韦娘一见钟情,“必欲定情”。
一边哭穷,一边消费,一边骂人。这是李慈铭的风格。
他在京城二十年,光是听戏、逛青楼、请客吃饭的花费,足够养活好几个仆人。光绪十一年到十五年,他每年饮宴娱乐应酬费用高达数百两。而同一时期,他弟弟在老家饿死——对,就是那个案例,咱不说了。
晚清京官自己也吐槽这种风气。
有人在笔记里写道:“宴饮终日,耗财耗神,然不赴则不入流。”你不参加饭局,就不算圈子里的人。
刘光第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都门偶学记》中写道:“交友之道,酒食游戏征逐者无论矣。以势利交者,势去则乖;以声华交者,声销则败。”在他看来,那些天天酒食征逐的,不过是势利之交、声华之交,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朋友。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记过更夸张的事。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给西安将军送“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外加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给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给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
他几次赴新任,送出的“别敬”动辄一万多两——1845年任陕西粮道花1.7万两,1847年任四川按察使花1.5万两,1849年任贵州布政使花1.1万两,1850年调任河南布政使又花1.2-1.3万两。这些钱从哪来?只能从地方搜刮。羊毛出在羊身上。
冯桂芬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京官奢靡生活的背后,是地方官的血汗钱。
为什么没人敢改革?因为饭局从来不是饭局,饭局是关系网。你坐在东麟堂的包间里,夹一筷子菜,喝一杯酒,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让人看见——我来了,我合群,我是圈子里的,我被人需要。
道光皇帝深知这种风气的危害,但整顿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套规矩已经根深蒂固,动不了。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
这一年,他终于可以少请点客了。不是不想请,是没人敢让他请。侍郎的饭局,一般人够不上。
账本里,请客那一栏,终于空了。
但他知道,这不是因为社交少了,是因为身份变了。侍郎的社交,不用自己掏钱。再说别人送的冰敬炭敬也多了,一年加起来几百两,足够应付所有应酬。
李慈铭没等到这一天。他五十二岁中进士,做京官二十年,其实早就过上了“奢靡”的日子。他光绪十三年收入2061两,是工资的15倍,但依然年年亏空。因为他听戏、捧角、请客、买欢,钱永远不够花。
可这位年年入不敷出的“穷京官”,嘴上一刻也不饶人。他一边收着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一边在日记里骂地方官“贪鄙无耻”;一边天天上馆子听戏,一边骂同僚“不学无行”。
赵之谦被他骂成“我邑妄人”,翁同龢被他暗讽“庸碌无能”,李鸿章这样提携过他的人,也逃不过他的冷嘲热讽。仿佛全天下就他一个清官,就他一个人受了委屈,别人都不配做官。
同样是京官,一个把账本记成了日记,一个把日记记成了账本。曾国藩的账本上,请客那一栏空了;李慈铭的日记里,骂人那一页满了。
账本空的时候,人上去了。日记满的时候,人还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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