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深夜，西昌城区灯火压得很低，细雨像针，打在废弃的机枪阵地上啪啪作响。罗列抱着望远镜，站在安宁河边的废墙后，心里明白——胡宗南已走，自己正被留下收残局。短短三十二小时后，解放军主力逼近，西昌战役溃败，七万余人的防线像湿纸一样撕开缺口。
西昌一散，罗列麾下所余无几，七八百带枪残兵退向泸沽镇。路上队伍越走越碎，汽车抛锚，马匹惊逃，稻田里全是丢弃的枪枝。他给副官塞一包白糖，低声吩咐：“化水顶饥，分头突围。”副官点头，却再没出现。到了甘相营山区，罗列已是血糊一脸，眼伤看东西成了两重影，队伍只剩百人。
粮尽。士兵饿得去拔甘蔗，被彝族村民棍棒围堵。罗列左臂中棍，衣服被扯得七零八落，最后干脆被剥光。有人边骂边夺枪，他硬是滚进草沟才捡回一条命。多亏一位老乡丢来两件破棉袄，他才混在难民堆里往西北躲。就在此时，他遇见同逃的伍道远与李玉光，两人看他狼狈样，忙拉进草棚：“兄弟，还认得我吗？”罗列咬牙回句：“活着最好。”
三人商定北上总杠山重整武装。李玉光自信家乡洪雅人脉犹在，谁知吴庄村一宿成祸。1950年3月11日凌晨，解放军一个营包围官邸，李玉光当场被俘，罗列、伍道远从后窗翻出，各带两名警卫跳进竹林。枪声亂，人影乱，再回头时，竹林只剩罗列孤影。
他拖着伤腿潜到井研盐厂，假扮盐工。伍道远靠旧乡绅关系，断断续续收拢散兵，上山袭击乡政府，抢粮、抢药。两个月下来，不过百余枪，对大局毫无撼动。盐厂小屋里，罗列用粗盐水洗伤口，听伍道远鼓吹“外有美援，内可呼应”。他不置可否，心里却发凉——西南剿匪越收越紧，外援根本是镜中花。
7月，川北旧部被全歼。两人移身成都潜伏，改名换姓，住处、身份一月一换。罗列成了“药材客商”，白天背包跑药行，晚上在茶馆后院密谈。盘查日紧，出城要路条，一次在崇宁差点被扣——同行商贩说漏嘴称他“罗师长”，多亏伍道远花钱疏通，才转危为安。
1950年11月，伍道远被手下告发，在成都就地正法。临诀别，他托妻子转话：“帮他走，别再误了。”罗列含泪收下几张金圆券和两张假身份证，当夜离川。南下途中，他改乘木船、躲警哨、夜宿古庙，先到宜昌，再拐长沙。长江水路封锁严，他在洞庭湖畔藏身两周，混在木材商队绕行。
1951年春节前，他抵达广州。城里满布难民与旧官，巡逻队检查频繁。罗列干脆把军装碎片扔进珠江，换上短打布衣。3月初，澳门的樟柳头渡船为他留一张假名船票，27日深夜，他钻进货舱，海风呛鼻，心却比那年月的春寒还冷。
抵香港后，势力盘根的旧黄埔同学出面接洽，转机飞台北。4月5日清晨，松山机场薄雾未散，蒋介石亲自前来，拍着他的肩膀，“你能来，真不容易。”罗列忍痛弯腰，右眼仍然半盲，却挺直后背。很快，他被补授陆军二级上将，接任“陆军总司令”，成为整个败军体系里异军突起的一枝。
回望他的前半生，北伐立功、抗战成名，龙潭、豫西西峡口都打出了声威；可内战连连败北，陕西、陇东、延安一路丢失，西昌又成最后溃口。战术失分、战略乏术，他却靠顽强的求生本能与人脉缝隙，生生从废墟中钻出一条生路。昔日同僚李玉光、李犹龙已在西南山村的稻田边覆没，他却在台北官邸再次披上戎装。
1976年9月8日，罗列病逝台北，终年六十九岁。离世前，他常把玩一盒发黄的方糖，说那是西昌夜里救命的“干粮”。他说过一句让侍者莫名其妙的话：“打仗不会死，乱军会死人，走得掉就还有下一局。”世事无常，罗列的坎坷与逃生，正是旧军人时代谢幕时最灰暗也最悖谬的一抹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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