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国与国关系中，究竟什么起最重要的作用？是价值观，还是利益，还是共同的目标？为什么在近代以来的叙事中，总会出现那么多的“敌人”？
当我们弱小时，总感觉来自四面八方的欺负和压迫。我们从最初有意无意，到后来习惯成自然，到最后刻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用这种角度来观察世界。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看到任何一个成年人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把他们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状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于是便有了“铁杆盟友”“历来交好”或“世代为敌”“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叙事。
可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吗？
国际体系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的逻辑用的是同一套逻辑关系吗？也就是说，只要兴趣相同、意气相投、三观一致就可以做朋友？反之，三观不一致、气质排斥，就互相看不顺眼、话不投机半句多？
其实并非如此。
现代国际体系是一套基于理性考量的、非常多元的架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契约的结构关系，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它是由一系列商业合同编制而成的关系网。国与国之间并非基于好恶相互连接，而是基于利益、规则和互相需要才相互连接的。它代表的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多种不同需求的人之间的多元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所谓的良好合作，并不意味着对方对你完全没有恶意，而只是求同存异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观念不同，甚至在舆论和媒体上互相攻击，但也并不妨碍两国相互利用和合作。
所以在有些看不懂这套运行规则的“二极管”们看来，这种国际关系简直太逆天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玩儿？面子上骂骂咧咧，私底下勾勾搭搭？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现代国际关系的法则。在这些人眼中，要么就是一辈子好基友——一旦两国交好，那么就要海枯石烂、绝不相负，像一个痴情的女人，到死不能变心，还得是全方位的相互协作，不管什么情况永远捆绑在一起。这种“恋爱脑”的脑回路，在看待国与国关系时，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同样的想法：所有的国家都是负心汉，总是要出轨，总是有奸人想害朕，所有的国家其实都对咱没安好心，他们总是试图遏制我们的发展——即便是历史上帮助过我们的人，也没安什么好心，他们总是有所企图。
我们今天解读一下美国冷战之父、整个冷战时期的总设计师——乔治·凯南。他当初对中苏两国是怎么设计的？他是如何把这种战略思想运用到当时的对美对苏关系上去的？
1999年，凯南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将中国视为地缘上可以牺牲、文化上独特自洽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并非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他认为中国是“亚洲的法国人”——背景深厚，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民族性特别强，不喜欢外人对他们干预，更倾向于抱团独处。
他当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绝不会成为苏联的仆从，中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他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善意而改变，利益冲突时，则会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关系。所以他主张美国应从中国脱身，减少介入——“我们和中国打交道越少越好”。并说对他们要保持最完美的礼节，避免过度依赖或道德绑架。
他认为中美两国利益不重合，应该各走各的路，和平共处，敬而远之。
他还这样描述：中国将最终出于必要而醒悟过来，寻求和美国的交涉。当逆境的纪律完成使命，当兴奋的人民受到教训，当各种对抗的心灵破碎，新的时代便会来临。美国人也不要把自己的恩主心理强加给中国人，而对方也要放弃傲慢和憎恨的心理。它将在现实中展现出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大家都需要改变，双方才能达成共识，而这需要水到渠成。
而对苏联，其核心战略却是长期遏制。因为这一判断源于历史的不安全感与意识形态的偏执，视西方世界为天敌。他们就像一具上了发条的玩具车，会一直沿着既定的路径持续扩张，难以改变——对外一定是扩张扩张再扩张，并试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凯南的核心策略是：长期、坚定的遏制，但非军事对抗和打击，通过政治经济手段，限制其野心的扩张。
现在看来，大家对他在几十年前的这一主张有什么感想？他是不是看得很准、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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