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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飞
01
江苏，人口首次负增长了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继2024年常住人口首次零增长后，去年江苏迎来了新世纪以来常住人口首次负增长。
江苏统计局 披露：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518万人。
这一规模相较于2024年，减少了8万人。减少得不算多，但对于江苏而言，则意义重大。
作为中国经济第二强省，也迎来了人口拐点。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江苏省统计局
相比之下，经济第一强省广东以及同处长三角的浙江，人口竞争力依旧非常强劲。
广东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2859万人，继续创历史新高，常住人口增长了79万，比2024年的74万人口增量更高。
浙江去年常住人口增量31万，依旧位居全国第二。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地区统计局
从已公布人口的14个地区人口数据来看，目前有4个地区人口仍在增长，10个减少。
其中四川省常住人口减少量暂居减量榜第一，且2025年四川省人口出现了近十几年来的首次人口净流出，具体原因本号在上一篇写四川的文章中有专门分析。
安徽2024年还有2万增量，去年减少规模高达41万人，这一点本号后续会专门写一篇关于安徽的文章进行分析。
山东2024年常住人口减少量全国第一，去年终于摆脱了此头衔。不过，依旧减少了37.17万人，照此趋势，今年年末山东常住人口规模可能会跌破1亿。
广西、甘肃、湖北的人口也在加速减少中。
关键问题来了，作为经济第二强省的江苏，为何人口竞争力与广东差距这么大？为何不如同处长三角的浙江？
02
老龄化、少子化困住了江苏
事实上，江苏常住人口开始减少，主要是生得太少，其人口竞争力仍在，人口仍在净流入。
比如2024年常住人口虽然零增长，其自然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减少了21.3万人，意味着2024年江苏省人口净流入也有21.3万人，相互抵消，才有了零增长。
202 5年常住人口减少8万，拆解来看，根据江苏官方披露的数据， 全年人口出生率4.2‰，人口死亡率7.8‰，人口自然增长率-3.6‰。
以此计算，江苏去年出生人口为35.78万人，死亡人口66.44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30.66万人，意味着去年江苏人口净流入了38.66万人，净流入比2024年还高。
同期的广东，常住人口增加了79万人，2025年广东省的自然人口增量29万，以此计算去年广东的净流入人口为50万人。
浙江出生人口35.8万人、死亡人口43.7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7.9万人，以此计算去年浙江的净流入人口为38.9万人。
江苏人口净流入量与广东虽有差距，但与浙江基本持平。
因此，从人口净流入规模来看，江苏的人口竞争力犹在。
导致江苏常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出生人口下滑。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江苏省统计局
从江苏省历年出生人口数据来看，2019年之前基本保持平稳，之后快速下降。
2016年是江苏进入新世纪后出生人口规模的顶点，这一节点和全国同频，当年江苏出生人口77.96万人，去年只有35.78万人，数据腰斩。
而死亡人口在2021年之后不断增加，去年死亡人口达到了66.44万人。
一减一增之下，江苏省自然人口变化于2021年转负。
出生人口下降好理解，全国大势已然如此。
国家统计局披露：
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792万新生儿，直接跌破了800万，创下新低。
关键的是，江苏省的死亡人口为何这几年在不断增加？
主要原因在于，江苏省老龄化程度非常高，这与广东省出生人口常年位居第一且超百万是一个逻辑。
广东出生人口常年第一，一方面是广东本地人宗族文化根深蒂固，对于生娃这事从不含糊。
另一方面则是过去几十年虹吸内地年轻人入粤，构成了广东省年轻人口占主力的人口结构，为生育人口提供了基础。
对比一下就很直观，2024年，广东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只有14.86%，位居全国倒数第二。
这样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广东毫无争议的最能生的大省地位。
同理，江苏省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第六，这是其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死亡人口不断增加的底层逻辑。
2025年江 苏省 65岁及以上人口1621万人，占8518万总常住人口的19.03%。
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大，死亡人口不断增加，就自然而然。
03
顶层设计，改善人口结构
面对日益走低的出生率，面对常住人口即将负增长，江苏其实也早就采取了行动。
比如，早在2023年，江苏省就放开了除南京、苏州市区的户籍限制：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省（南京、苏州市区除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统一。南京、苏州市区进一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连续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功能定位，区分主城区、郊区、新区等区域，分类制定落户政策。
今年年初，南京连发《南京人才政策2.0》、《紫金山英才计划宁聚项目》与《南京市青年人才房票政策》三份文件，全面升级引才留才支持体系。
开启了抢人模式。
老龄化率高，生育率不足，只能依靠抢人来获得新鲜血液。
除了吸引省外新鲜血液外，江苏当下最迫切的，应该是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也就是发布超强力度的鼓励生育措施。
该出大招的，又何止江苏，去年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人口减少的有20个。
人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省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需要全国方案。
最新公布的“十五五”规划，已经对未来五年的鼓励生育措施制定了顶层设计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鼓励用人单位对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
加强公办托位供给，支持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鼓励招收2-3岁幼儿。
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住房保障和购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校长、教师区域内统筹调配、交流轮岗，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
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达到88%。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发挥育儿补贴和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用，探索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从政策内容看，未来五年中央鼓励生育将呈现出“三大重构”。
第一是成本体系的重构，核心是“从局部补贴走向全链条降成本”。
规划明确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将分娩镇痛纳入保障范围，同时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产检费用保障水平。
这意味着生育医疗正从“部分报销”走向“准公共服务”。
在养育端，国家发改委、卫健委此前披露，我国0-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约7%，远低于OECD国家3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十五五”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增加公办托位、发展托幼一体化，这本质是在用制度替代家庭承担育儿成本。
教育端则通过“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推进优质均衡、延续‘双减’”，直接回应家庭最核心的长期支出焦虑。可以说，这一轮政策首次同时触及“生、养、教”三大成本核心。
第二是制度嵌入的重构，生育政策不再是附加项，而是进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结构。
规划提出“推动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并配套弹性工作制、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动态调整、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等举措。
这意味着，未来无论是财税、就业还是住房体系，都将嵌入人口变量。
例如个税扣除已从最初的每孩每月1000元逐步完善，未来存在动态上调空间；住房端，多地已试点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中央层面明确后将加速制度化。
这种变化的本质，是将生育从“家庭私事”转为“公共政策变量”。
第三是社会环境的重构，即从经济激励延伸至婚育文化治理。
规划提出“倡导适龄婚育”“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治理婚俗陋习”，并强调“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已降至约650万对，较2013年高点下降超过40%，婚姻本身已成为生育下降的重要前置变量。
因此，本轮政策开始前移至婚育决策环节，通过文化引导、家庭政策、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作用，试图修复婚育意愿基础。
与“十四五”相比，这一轮政策至少有三点本质不同：
其一，政策深度从“点状补贴”升级为“系统工程”，覆盖医疗、托育、教育、住房全链条；
其二，政策阶段从“放开限制”转向“主动托底”，明确提出“稳定出生人口规模”；
其三，政策逻辑从“鼓励生育”转为“降低制度性成本”，强调国家与社会共同分担，而非单纯依赖家庭。
但也必须看到约束条件。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当前地方财政压力普遍加大，而托育体系建设、公办资源扩张高度依赖地方投入。
同时，人社部多次强调灵活就业占比持续上升，这意味着生育保险扩面与弹性就业保障仍有制度磨合空间。
更关键的是，教育内卷虽经“双减”有所缓解，但优质资源不均衡仍然存在。如果这些关键环节推进不足，政策效果很可能体现为“减缓下滑”而非“明显反弹”。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
“十五五”期间，中国不会走高额现金补贴刺激生育的路径，而是选择一条更可持续但见效更慢的路线。
通过制度性降成本，逐步把生育从“高风险家庭决策”变为“可承受的常规选择”。
这套体系短期难以逆转出生人口下行趋势，但将决定未来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底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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