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就说中西方文明提问题的能力,早在两千多年前,两个站在世界思想顶流的男人,脑子里寻思的事、问自己的问题,就已经注定了今天这局面。

不过这事我们先要从两百多年前说起,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正是后世史书里吹得神乎其神的“康乾盛世”顶峰。英国派马戛尔尼带着使团访华,给乾隆送来了当时工业革命最顶尖的代表: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模型、太阳系仪、榴弹炮、连发手枪、高精度天文望远镜,还有英国海军最先进的110门炮战舰模型。这些东西,随便拎出来一样,都是能直接改写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科技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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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乾隆呢?扫了一眼礼单,连拆都懒得拆,直接让人抬去圆明园的仓库里落灰了。他给英国国王回了一道敕谕,说了句后来被人翻来覆去念叨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好多人说这是乾隆自大,是闭关锁国的昏招。可很少有人往根上寻思:乾隆说这话的时候,他脑子里到底在问自己啥?

他根本没问“这些东西是啥?它们为啥能有这么大威力?咱能不能也整出来?”

他满脑子就一个问题:这些洋人的玩意儿,会不会晃了我大清的江山?会不会乱了我天朝上国的规矩?我咋整,才能保住我爱新觉罗的家底,一辈辈安安稳稳传下去?

而远在伦敦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让马戛尔尼带队访华之前,问的却是完全反过来的问题。当时英国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内产能过剩,急需新的市场,他满脑子琢磨的是: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到底是啥样的?咱的工业品能不能卖进去?世界的贸易规矩,能不能咱说了算?

一个问的是“咋整才能守住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一个问的是“这一切到底是啥,背后的规矩是啥”。

你可别以为这就是两个皇上的眼界区别,这俩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两个文明里“老祖宗级”的人物,刻进骨子里了。

公元前500年左右,也就是后世说的那个“轴心时代”,在压根不通气、连对方存在都不知道的东西方,同时冒出来两个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人:一个是咱中国的孔子,一个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俩大佬存在的时间段,差了不到一百年,搁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基本就是前后脚的事。他俩都是各自文明里公认的“圣人”,一辈子都在说话、教徒弟、影响后人,可他俩一辈子问的问题、干的事,从根上就不是一回事。

孔子活在春秋末年,那时候周天子早就不好使了,各个诸侯国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杀你,礼崩乐坏,老百姓流离失所,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孔子一辈子颠颠哒哒周游列国,从鲁国到卫国,到陈国,到蔡国,被人围在半道上绝粮七天,差点饿死,还被人当面笑话是“丧家之犬”。

可哪怕都到这份上了,他给徒弟讲的、跟各国国君唠的,全是实打实的解决办法,半句虚的都没有。

齐景公问他,咋整能让国家不内乱、安稳下来?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啥意思?就是当皇上的干好皇上该干的事,当大臣的守好大臣的本分,每个人都把自己手里的事整明白,国家自然就稳了。

子贡问他,咋整能当个有仁德的好人?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你想自己站稳脚跟,就得先帮别人站稳,你想自己过得舒坦,就得先帮别人过得舒坦。

子路问他,咋整才算得上君子?他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先把自己的品行整明白,再帮身边的人过得安稳,最后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你去翻整本《论语》,孔子一辈子说的话、问的问题,从来没扯过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从来不跟你唠“世界的本源是啥”“人活着的终极意义是啥”,甚至明明白白跟徒弟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啥意思?就是活着的人、眼前的事、老百姓的日子,还没整明白呢,别扯那些死了之后的、鬼神的、没影的犊子。

他一辈子颠颠哒哒跑了那么多地方,遭了那么多罪,就为了找一个答案:咋整,才能让仗不打了,天下太平,让老百姓能吃饱穿暖,过上安稳日子。

可跟他前后脚的苏格拉底,干的事完全反过来了。

苏格拉底活在雅典,那时候也是天天打仗,希波战争刚打完,伯罗奔尼撒战争就要开打,雅典的民主制度早就烂得不行了,社会矛盾贼大。可他一辈子没像孔子那样,到处跑给国君出主意、想办法,就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天天就穿个破袍子,光个脚,在雅典的广场上瞎晃悠,拉着每个路过的人,没完没了地问问题。

他拉住带兵打仗的将军,问:你说你懂勇敢,那你告诉我,勇敢的根上到底是个啥玩意?

他拉住断案的法官,问:你说你懂正义,那你告诉我,正义的根上到底是个啥玩意?

他拉住做买卖的商人,问:你说你懂赚钱,那你告诉我,钱的根上到底是个啥玩意?

他拉住每个说“我了解我自己”的人,问: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个谁?你活着到底是为了啥?

他从来不给别人现成答案,就一遍一遍地追问,直到把对方问得哑口无言,承认自己啥也不知道。他自己也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啥也不知道。”

最后,他被雅典的公民大会,以“亵渎神明”“带坏年轻人”的罪名判了死刑。他本来有机会跑,可他不跑,踏踏实实喝了毒酒。到死,他都在琢磨自己的问题:到底啥是正义?人到底该咋认清自己?

两个圣人,在同一个时代,问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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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咋整,能让天下太平,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个问:这玩意到底是啥,根上是咋回事?

这两个问题,就像两条分岔的大河,带着两个文明,流向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一流就是两千多年。

孔子的问题,给咱中华文明刻进了骨子里的务实。从那以后,不管王朝咋换,不管天下是分是合,不管是盛世还是乱套的时候,咱这个文明问的核心问题,从来没变过。就是咋整能让国家富强,咋整能让老百姓安稳,咋整能解决眼前的事。

战国的时候,七个国家打了快两百年,诸子百家吵了快两百年,儒家、法家、墨家、道家,不管哪家的说法,核心都是一个:咋整能让国家强大起来,咋整能在乱世里活下来,咋整能结束打仗,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商鞅跑到秦国变法,给秦孝公唠的不是啥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全是实打实的招: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种地种得多的,能免赋税,打仗立了功的,能封爵位。就靠这些实打实的“咋整”,秦国从西边一个没人看得上的小国,一步步富国强兵,最后统一了天下。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秦末打仗把天下霍霍得稀烂,人口少了一半,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刘邦和他那帮大臣,第一件事就是琢磨:咋整能让老百姓缓过来,休养生息?于是直接定了规矩,三十税一,就是种地赚三十斤粮食,只交一斤的税,啥多余的苛捐杂税都免了,不瞎折腾,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种地。就这么着,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仓库里的粮食堆得都发霉了,串钱的绳子都烂了。

哪怕是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乱套,五胡乱华,中原都快霍霍没了,咱这个文明也没跑偏。每个有点正事的皇上,每个脑子清醒的读书人,问的还是同一个问题:咋整能统一全国,咋整能让老百姓安定下来,咋整能恢复种地,咋整能把咱的文明传下去。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务实,给了咱全世界独一份的韧性。不管遇到多大的祸事,不管是外族打进来,还是天灾人祸,哪怕王朝都没了,天下都分了,咱总能很快就重新站起来,重新统一,重新恢复生产,重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四大文明古国里,只有咱中华文明,没断过档,一直延续到今天,靠的就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务实。

也正是这种务实,让咱有了影响全世界的发明创造。但你仔细寻思就会发现,咱古代的所有发明,没有一个是为了琢磨啥事物的本质,全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

就说都江堰,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的,不是为了研究啥水力学的原理,就是为了治岷江的水患,让成都平原的老百姓能旱涝保收,吃饱饭。你知道这玩意有多牛不?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中离都江堰就几十公里,周围的房子、建筑塌了一大片,可两千多年前修的都江堰,啥事没有,到今天还在给成都平原的上千万亩地浇水,全世界独一份,没有第二个能用上两千多年还不坏的水利工程。

还有咱修的大运河,从隋朝开始修,到今天还在用,不是为了啥别的,就是为了方便运粮食、运物资,让南方的粮食能运到北方,让北方的老百姓不饿肚子,让国家能稳得住。

咱发明造纸术,不是为了研究啥植物纤维的化学原理,就是为了写字方便,让知识能传到更多人手里,让更多老百姓能读书识字,明事理,安天下。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前,写字要么写在竹片上,一捆竹片也写不了几个字,沉得要死;要么写在绢帛上,贵得离谱,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造纸术一出来,知识再也不是有钱人家的专属了。

咱发明印刷术,不是为了研究啥油墨和纸张的原理,就是为了打破那些世家大族对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书,读得起书,不用再靠手抄本传知识。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书都是雕版印刷,印一本书就得雕一整套版,印完就没用了,贵得要死。活字印刷术一出来,一个字模能反复用,印书的成本直接降了一大截,普通人家也能买得起书了。

咱还有全世界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天文观测记录,从商朝开始,就把每一次日食月食、哈雷彗星的出现,都记得明明白白。可咱研究天文,不是为了琢磨宇宙的起源,就是为了定精准的历法,告诉老百姓啥时候播种、啥时候收割,能多打粮食,不饿肚子。就说元朝郭守敬编的《授时历》,算出来一年是365.2425天,跟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公历,一年的误差只有26秒,可这玩意比西方的公历早了三百多年。咱编这个历法,不是为了啥天文理论,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种地能卡准时间,多打粮食。

另外还有传了几千年的中医药,有《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这样的巨著。可咱研究草药,不是为了琢磨人体的啥生理结构本质,就是为了治病救人,让老百姓少遭罪,能健健康康活着。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二十七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尝了无数种草药,把每一种草药的药性、能治啥病、咋用,都记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给后世的大夫和老百姓,留一本能实实在在治病的书。

可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太过于务实的心思,也给咱埋下了短板。咱太在意“咋整”,太在意一件事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却忽略了对“是啥”“为啥”的追问,忽略了对事物根上的逻辑的琢磨。

咱发明了指南针,知道它能指南,能用来航海、辨方向,就够了,没人去琢磨“它为啥能指南?磁的本质到底是啥?”

咱发明了火药,知道它能爆炸,能做烟花、能造大炮,就够了,没人去琢磨“它为啥会爆炸?化学反应的底层逻辑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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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能算出精准的历法,能预测行星的运行轨迹,却没人去琢磨“行星为啥会这么转?宇宙运行的规矩到底是啥?”

这就是那个有名的李约瑟难题:为啥古代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了世界上千年,可近代科学却没诞生在中国?

答案其实就藏在咱问的问题里。近代科学的诞生,从来不是靠“咋整”的实用心思,而是靠对“是啥”“为啥”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琢磨。就像牛顿,要是他看到苹果落地,只琢磨“咋整能让苹果不落地?咋整能多种点苹果?”,那他永远发现不了万有引力。他琢磨的是“苹果为啥会落地?这背后的规矩是啥?”,才开启了近代科学的大门。

而这种琢磨,恰恰是西方文明从苏格拉底开始,就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苏格拉底的追问,给西方文明定下了“找根上的事”的底色。从他之后,一代代的古希腊哲学家,都在没完没了地追问“是啥”“为啥”。

柏拉图问:理想的国家,根上应该是啥样的?于是他写了《理想国》,整出了一套基于正义和理性的城邦规矩,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源头。

亚里士多德问:万物的本源是啥?存在的本质是啥?于是他研究了物理、哲学、伦理、生物,几乎当时所有的学问,整出了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成了后来科学诞生的基础。

欧几里得问:几何的本质是啥?能不能用几个最简单的公理,推导出整个几何世界?于是他写了《几何原本》,从5条最基本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了整个平面几何体系。你知道这玩意有多牛不?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中学数学课本里,几何部分还是用的他这套东西,用了两千多年,一点都没毛病。后来的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所有的近代科学家,用的都是他这套逻辑方法:从最基本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导,得出结论,再用实验验证。

这种对本质的追问,哪怕在中世纪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都没断过。那时候基督教统治了整个欧洲,哲学成了神学的跟班,可那些神学家们依然在追问:上帝存在的本质是啥?信仰的本质是啥?人为啥要信上帝?虽然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挺虚无的,可这种“追问本质、讲逻辑”的习惯,被完完整整保留了下来。

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时候,这种追问的精神直接就炸了。人们不再满足于教会给的现成答案,开始重新追问:人活着的意义是啥?国家存在的意义是啥?权力的本质是啥?自由的本质是啥?

于是有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有了洛克的《政府论》。这些思想家靠着对“国家和权力本质”的追问,整出了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本质的追问,直接催生了近代科学,让西方文明在短短几百年里,就实现了对全世界的反超。

牛顿问:苹果为啥会落地?月亮为啥会绕着地球转?天体运行的本质是啥?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整出了经典力学体系,开启了近代科学的大门。

达尔文问:生物为啥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种类?人到底是从哪来的?生命演化的本质是啥?于是他写了《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颠覆了流传上千年的神创论。

爱因斯坦问:光速为啥是不变的?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是啥?引力的本质是啥?于是他提出了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的经典力学,改写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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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韦问:电和磁的本质是啥?它们之间有啥关系?于是他整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统一了电和磁,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才有了后来的电力革命、无线电、手机、互联网,我们今天用的所有电子设备,根上都来自他的这套方程组。

可以说,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是啥”“为啥”的追问史。没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就没有近代科学,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

可凡事都有个度,这种对“本质”的无限追问,也给西方文明埋下了要命的隐患:一旦这种追问脱离了现实的日子,脱离了普通人的吃喝拉撒,就很容易陷进虚无主义里,陷进极端的内卷里,最后彻底跑偏。

而今天,这个隐患已经彻底炸了。

两千多年过去了,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当年的古希腊早就没影了,可它的追问精神,被西方文明继承了下来,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想要的天下太平,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现实。可有意思的是,两千多年过去了,两个文明最爱问的问题,依然没变。只是,它们的格局,已经差得没边了。

先说说咱自己。

近代一百多年,咱遭了前所未有的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次次割地赔款,一次次丧权辱国,咱从曾经的天朝上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可哪怕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咱这个文明问的核心问题,依然没变。还是那个最务实的“咋整”。

咋整,才能救亡图存,不被亡国灭种?

咋整,才能让国家重新强大起来,让老百姓重新过上好日子?

洋务派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学西方的技术,造枪造炮,建工厂,建海军,就能让国家强大起来。于是有了江南制造总局,有了福州船政局,有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批近代工业。

维新派说,要变法维新,学西方的制度,开国会,定宪法,就能救中国。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哪怕最后失败了,谭嗣同愿意用自己的血唤醒国人,也没忘了这个核心问题。

革命派说,要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就能救中国。于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说,要提倡民主与科学,改造国民性,就能救中国。于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人,办杂志,写文章,唤醒国人的思想。

他们走的路不一样,用的办法不一样,可问的问题,从来都是同一个。最后,我们找到了正确的路,新中国成立,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到今天,我们问的问题,依然是两千多年前那个问题的延续。

咋整,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咋整,才能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共同富裕的好日子,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咋整,才能让整个世界摆脱战争和霸权,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也就是咱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看,咱的问题,从来都没有脱离现实,从来都没有脱离普通人的日子,从来都盯着咋解决问题,咋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从两千多年前的“天下大同”,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核心,从来没变过。

更重要的是,我们早就补上了曾经的短板。我们不再只问“咋整”,也开始认认真真地追问“是啥”“为啥”。我们一边踏踏实实地解决眼前的问题,一边也抬头看天,琢磨事物根上的逻辑。

就说咱的航天事业,一边解决“咋把火箭送上天”“咋在月球背面着陆”“咋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这些实打实的技术问题,一边也在琢磨“宇宙的起源是啥”“暗物质暗能量的本质是啥”“地球之外到底有没有生命”这些终极问题。你看咱的嫦娥六号,2025年刚从月球背面带回了月壤,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能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不光解决了“咋去、咋回、咋采样”的技术难题,也给全世界的天文学家,提供了研究月球起源、太阳系起源的一手材料。还有咱的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咱的空间站,已经成了全世界唯一在轨运行的空间站,好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来跟咱合作。所以咱的航天事业,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从一穷二白,走到了世界前列。

还有咱的芯片产业,一边解决“咋实现芯片自主可控”“咋突破光刻机的卡脖子技术”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一边也在琢磨“半导体的物理极限是啥”“有没有新的材料能替代硅”“芯片的未来到底是啥样的”这些底层问题。根据2025年国家工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中芯国际的7nm芯片已经实现了规模量产,14nm芯片的良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跟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咱就是这样,一边解决眼前的事,一边琢磨根上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咱从来都不否定追问本质的价值,咱只是反对脱离现实的、虚无缥缈的、内卷到离谱的追问。

而今天的西方,恰恰就陷进了这种内卷的死胡同里。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问“我是谁?我活着的意义是啥?”,这是对人类自我认知的严肃追问,是哲学的起点,是科学的源头。可今天,西方世界把这个追问,变成了“我的性别是啥?你有没有用对我的代词?”

这不是我胡铁瓜瞎编的,全是正在西方世界真实发生的事情!

早在2014年,Facebook就给用户推出了56种性别选项,到2026年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上百种。什么性别酷儿、无性别、双性别、流性别、泛性别,各种各样你听都没听过的词,层出不穷。

现在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高校、所有的大公司,都有硬性规定:你必须使用对方认同的性别代词,不能随便说“他”或者“她”。如果你用错了,轻则被批评教育,重则被开除,甚至被起诉。2023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名高中老师,就因为在课堂上称呼一名学生为“女士”,被学生投诉性别歧视,最后直接被学校开除,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2024年,美国加州的一名女大学生,因为在宿舍里跟室友说“我觉得只有两种性别”,被室友投诉,最后被学校停课,还被要求去上“性别包容性教育”的强制课程。

2022年,美国拜登政府直接发布了《关于推进性别平等和性别包容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把性别议题,直接上升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也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国内政策,都必须把性别包容性当成核心目标,甚至连给别的国家的援助,都要跟性别议题挂钩。

2026年2月,英国教育部刚发布了最新的学校跨性别指导意见,明明白白地规定:小学生将被允许在学校进行“社会性别转换”,哪怕是年仅4岁的孩子,在极少数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完全的社会性别转变,不用经过父母的同意。

加拿大更离谱,2023年就通过了相关法案,允许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自主接受性别重置激素治疗,甚至手术。

还有体育界,更是乱得一塌糊涂。2022年,美国的跨性别游泳运动员Lia Thomas,本来是男性,之前参加男子比赛成绩平平,后来宣称自己是女性,参加女子比赛,直接打破了多项女子游泳的世界纪录,拿了全国冠军,把那些从小练到大的女运动员,甩得连尾灯都看不见。可哪怕有无数人抗议,美国的体育协会依然允许他参加女子比赛,说不让他参加就是性别歧视。

你看,今天的西方社会,最热闹、最受关注、最能引发争论的事,就是性别认同,就是代词使用,就是我到底是啥性别。他们的媒体天天报道,政客天天在国会里吵,明星天天在网上表态,仿佛这就是人类文明最核心、最紧要的问题。

可与此同时,他们国内那些真正关乎普通人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却没人关心,没人解决。

根据美联储2025年发布的最新官方报告,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掌握了全美国68%的财富,而收入最低的50%的普通人,只拥有全美国2.4%的财富。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老化了几十年,公路坑坑洼洼,桥梁摇摇欲坠,自来水管道里含铅,火车脱轨事故频发。根据美国交通部2025年的报告,全美国有超过4.6万座桥梁,处于“结构缺陷”的状态,也就是随时可能塌的状态,有超过1500万美国人,家里的自来水含铅量超标,长期喝会铅中毒,严重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2023年俄亥俄州的火车脱轨事故,拉着有毒化学品氯乙烯的火车脱轨爆炸,有毒的黑烟飘了几十公里,污染了整个地区的水源和土壤,当地的河里的鱼全死了,老百姓出现了各种中毒的症状。可到2026年的今天,这事都过去三年了,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当地的老百姓依然喝不上干净的水,政府给的赔偿少得可怜,媒体也早就不报道了。

美国的医疗体系更是贵得离谱,根据美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数据,有近32%的美国人,因为付不起医药费,不得不放弃必要的治疗。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普通家庭直接倾家荡产。

美国的枪支暴力更是愈演愈烈,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2025年一年,美国就发生了692起大规模枪击案,超过4.2万人死于枪支暴力。平均每一天,就有110多个美国人死在枪口下,其中还有不少是上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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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真正关乎普通人生死、关乎国家未来的问题,他们的政客不关心,媒体不关注,社会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讨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性别是啥”“你有没有尊重我的代词”这些琐碎的、虚无缥缈的、脱离现实的问题上。

两千多年前,他们问的是“国家存在的意义是啥?”,今天,他们连国家的未来、老百姓的死活都不关心了,只关心自己的性别代词。

两千多年前,他们问的是“我存在的意义是啥?”,今天,他们把活着的意义,完全寄托在了性别认同上,除了性别,他们已经找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了。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西方的追问是哲学,是高级的,是对个体的尊重,咱的务实是功利,是低级的,是没有思想深度。

也肯定有人会说,连老百姓的饭都管不好,连普通人的安全都保障不了,天天纠结用啥代词,纯属吃饱了撑的,是文明的倒退。

我不想给你下任何定论,也不想给你灌任何大道理。毕竟,一个文明能走多远,能活多久,从来不是看它说了多少漂亮话,问了多少高深的问题,而是看它的问题,能不能带着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能不能给人类文明,带来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能让文明延续下去的,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本质追问,而是踏踏实实的务实行动,能让人类走向未来的,从来都不是互相撕裂的身份政治,而是和而不同的共同发展。

那么,换做是你,你觉得,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仅从提问题的能力来看,到底哪个更强?啥样的问题,才能带着一个文明,走得更远、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