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清流》：发光的夏天|冯骥才|杨宪益|杨老|民国|清流|童年

生命和大自然一样都要经过四季。人生的夏天是从恋爱开始的。

我的这个夏季是何时开始的？不知道。我和同昭做朋友的时间很长，而且开头挺长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想到“恋爱”，更没想结婚，直到认识了快三年（1964），才一起合影拍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看我们像在一本正经地恋爱吗？反正我们在一起快乐，有说不尽的话，不断生活发现共同喜欢的事物。我爱好的事情她都乐意参加，比方看球、钓鱼。她随我几乎跑遍四郊的野池野河。所以，彼此间你找我或者我找你。我们邻街，我骑车一拐便到她家的睦南道上，她车把一转便出现在我家的大理道上。有时送她回家，推着车走一走，推车走时间长一些，可以多聊聊，这样走来走去，一段路的街景便充满诗意地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得，我们一起去北京的颐和园去玩，我被上山时看到的一些幽蔽处情侣们亲昵的情景所感染，突然特别想拉她的手，但又不敢伸过手去。从排云殿下来时，止不住伸手一抓她的手，她手一甩摆脱了，笑着问我：“你要干什么？”我窘极了，再不敢去碰她。

后来我写一本关于巴黎的艺术的书中，写到罗丹的雕塑《手》时，我说：“手之触是比吻更早、更伟大的爱的表达，需要更大的勇气。”

她天性的单纯、快乐、直来直去，使她在我身边更像一个妹妹，不像恋人。她与我合得来，也许都热爱艺术，都重视审美，都在无愁无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性格上都没有狭隘和造作的东西，一切全是自然而然。

在大理道上（冯骥才自绘）

我是在许多年后，才知道她的童年就在我家斜对门，她的外祖父是孙震方，光绪的老师孙家鼐和孙多森的后人。她的母系——来自安徽寿州的孙氏家族。四十年代末她一度随父母住在外祖父的宅子里。我从她大量的童年时代的“生活照”中认识到这座西班牙式建筑的考究、纯粹与舒适。

前几年李辉到南京拜访《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他从杨苡家打电话来。过去我只知道她是杨宪益（《红楼梦》英译本译者）的妹妹，我和杨老很熟，从电话里才知道她曾是我岳母在天津中西女子学校上学时的闺蜜，常来这宅子里玩，并发给我一张当年她在院中的照片。这院子真是阔大又古雅。

五十年代初她一家人从这宅子搬出来，一度住在常德道里的民园西里，后迁到睦南道。她家对面是徐世章（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以珍藏古玉古砚闻名于世）家和肿瘤专家金显宅家，大家彼此都很熟。后来她外祖父把大理道的巨宅卖给国家，成为市政府重要的接待所，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天津视察，就住在这里，所以这儿又被称作“润园”。

她的家庭和生活也可以用单纯二字来形容。父亲在仁立毛纺厂做财务，母亲持家，弟弟妹妹上学，一个老男佣买菜做饭收拾房间，起居饮食按部就班；家具不多，大半是民国式样。一家人除去她爱说笑，很少说话，也很少有人来串门，我是一个总带去许多见闻和话题的人，所以我一去，她弟弟妹妹就很高兴地过来听我说话。

她母亲生长在大家族中，从小家规很严，后来在教会学校上学，校规更严。她母亲有一些个人信条坚定不移，比如守时，不占人便宜，不说谎等等。看似简单，其实做到很难。她母亲是当年孙家的“大小姐”，所以在家里有点强势，个人的信条便成了家规。她说过一句话：“谎话说过就忘了，一定会和后边说的话对不上。”这便是她对母亲“治家格言”的一种有趣的认同了。

和她家比起来，我家就随便和开放得多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我常常拿一件事取笑她家的“刻板”——

在与她相识一年多时，一次她对我说：“我母亲明天请你到我家吃午饭。”

我从来没在她家吃过饭，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去吃饭。我母亲笑道：“这是认可你和她女儿做朋友了！”

转天去她家，在客厅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桌上吃饭的器具很简单，每人面前放着一双筷子，一个纯白透亮的小空碗，一碟醋，原来请我吃饺子。他家老佣人上来先问大家：“你们每人吃几个，一个两个？”

我听到了，但没听明白，不会只吃一两个饺子吧。

她笑起来，对我说：“我家吃饺子，先报数，五个一组，两个五个是十个，三个五个是十五个。你报了数，他好去煮。煮多了，吃不了，放到晚上就不好吃了。”她说完，她弟弟妹妹全笑了。

于是大家报数，没想到他家人饭量全非常小。报数最多是他父亲，只报三个五个。我那时一顿要吃四十个饺子，就是八个五个，但我不好意思说，会让人以为我是“饭桶”。我就说五个五个吧！但还是叫她弟弟妹妹睁大眼感到吃惊，好像我真的腹大如桶。

我更没想到她家的饺子个儿也小，吃到肚子里好像没吃，饭后回家后又吃一大碗米饭才填饱肚子。

但是，她的家早已习惯了这种“刻板”，以及种种“家规”。这些家规对于她一家人不是约束，反而是一种秩序。比如她母亲规定家中人在外有事，晚间必须十时以前回家，过时没人等门和开门。我每次和她在外边玩，一定要在十时前把她送回家，看电影不能看晚场。我和她一起严格遵守，从来没出过错。这样久了，我感到了她的家安稳、平和、纯净。当然，五大道本身也没有娱乐场所，更没有夜生活。晚间很静，有时街上见不到人。

在大理道上（冯骥才自绘）

如果不是后来的生活发生剧变，我不知她这种平稳又惬意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她认为一个女孩子最快乐、最自由、最神气的时期是结婚以前。结了婚便被生活捆绑起来。我说：“咱们这样很好，你做女孩子想做多久就做多久，可以直到我的胡子挨到地。”

植物在夏天里的本能是生长，在空中尽量伸展自己的枝叶，在地下铺开自己的根须，向未知的空间扩展着自己生气盈盈的向往。我们画画在一起，玩也在一起，成长也在一起。她每发现一张好听的唱片，我第二天就能听到；我每读到一首好诗，马上就想背给她听。我们一起凑钱去买顾圣婴弹的肖邦的黑胶唱片《波兰舞曲》。一次，我在天祥商场看到一本《契诃夫传》，很喜欢，只是有点贵，下不了决心买。转天她来我家说话，待她走后，我发现桌上多了一本书竟是《契诃夫传》！是的，这是她的一种性情——她喜欢做了一件好事叫你自己发现，而不是先大声地告诉你。

我们那时要把一部分工作收入给家里用，手里并不富裕。我们当时是“计件工资”，按件收费，多劳多得。可是一次画画的业务挺“肥”，可以多赚些钱，我却想去山东写生。家里反对我去，她却支持我，还给了我一些钱作为盘缠。我和她都没有特别看重钱，这也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时，并没有感觉压力太大的原因。后来，我发现我与她做朋友的六年里，竟然没想请她吃过一次饭，记忆中只有一次——那天，从辽宁路荣宝斋门市部买颜料走出来，途经辽宁路“小吃街”，我请她吃了一碟浇红小豆汁的刨冰，花了一角五分钱。我从认识她到结婚只请过她这一次。后来我对她打趣说：“我怎么只花了一角五就把你娶过来了？”说完我俩相视哈哈大笑。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可是我们那时很快活，一切都自然而然。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我们对物质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兴趣。比如我，完全不在意穿戴，我眼睛盯着的都是含着一种文化意味或艺术精神的事物。她比我在意穿戴整洁，但她不喜欢首饰，从不戴任何首饰。她喜欢简单、轻松和舒适。她对服装第一标准是舒适，所以她拒绝高跟鞋。她一看到穿高跟鞋的女人像踩高跷那样扭来扭去就会笑。她的第二标准是颜色之间的谐调。从这个标准说，她就有点苛刻了，颜色是千差万别的，但不同颜色搭配一起意味决然不同，她挺在乎。这可能与她画画有关。她不喜欢金色，她认为金色没有生命，所有金色全一样，所以她不喜有金色的画。但我画画却与我的服装及穿戴完全无关，我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形象”。有时画完画，一些颜色或墨跑到身上去。我家里人见怪不怪，她觉得邋遢好笑。

相互赠的书

现在回过头去看，从童年到青年，我人生经春历夏的一个阶段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没有直接受到贫穷或现实不公正的压迫，没有人为的算计与刁难；我所热爱的人和事都像花一样开放着。但是老天不会总眷顾你。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上天的宠儿。老天一定会把人生的祸福两种东西同时放在你身上，叫你看得见福，却看不见祸，然而祸是一定要出现的。所以古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后来，一个平静的夏日突然黑云压城、天落惊雷、冷雨瓢泼而来，这便是我接着要写下去的一本书《冰河》了。虽然我结婚生子还在五大道上，但是我人生的清流却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