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范仲淹，大多数人只记得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被写进教科书的名言，几乎成了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图腾。
他没有惊天权谋，没有盖世军功，却能在死后让皇帝辍朝、百姓痛哭、后世千年敬仰。
他一生清廉、刚直、敢言、敢战、敢为天下先。穷，不忘百姓；达，不恋权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出生在苏州，两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母亲贫困无依，只能带着他改嫁，他也跟着改姓朱。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他从小懂事，知道唯有读书，才能自立，才能有所作为。
少年时，他在长白山僧舍读书。家境贫寒，每天只煮一锅粥，等粥凝固了，切成四块，早晚各两块，就着几根咸菜下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断齑画粥。
有人看他太苦，送他美食。他一口不动，任凭食物放坏。别人问他为何，他说：我现在吃惯了粥，一旦吃了美味，以后就再也咽不下粗食了。 他不是不馋，是不敢放纵自己。他知道，安逸会磨掉志气，享受会软化骨头。
白天苦读，夜里不辍，寒冬腊月，手脚冻裂，依旧手不释卷。别人读书为功名，他读书，是为了致君泽民，安定天下。 成年后，他得知自己身世，含泪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求学。
同窗皆锦衣玉食，唯独他破衣烂衫，却神色自若，志向不改。
有人问他将来想做什么，他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要么治国安邦，要么救死扶伤，总之，一定要救人。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将来他会两者皆成。
范仲淹二十七岁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他从地方小官做起，所到之处，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惩治贪官，百姓无不拥戴。 他做官有一条铁律：不欺上，不瞒下，不迎合，不妥协。
宋仁宗年纪尚轻，刘太后临朝听政。满朝文武为了升官，纷纷讨好太后，甚至提议皇帝率百官为太后祝寿。
只有范仲淹站出来反对：皇帝有君主之尊，不应该行家人之礼，更不能为了讨好太后，乱了国家体制。 这话一出，满朝失色。刘太后大怒，直接把范仲淹贬出京城。
朋友为他惋惜，他却说：为官者，怕丢官，就别说话；怕惹祸，就别做事。 后来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立刻把范仲淹召回京城。皇帝很欣赏他的正直，对他寄予厚望。
可范仲淹依旧不改本色。后宫受宠，皇上想破格提拔妃子的父亲，范仲淹接连上书反对，言辞激烈，毫不留情。皇帝无奈，只能收回成命。
他不是故意跟皇帝作对，是凡事只认道理，不认权势。在他眼里，朝廷规矩、天下公义，比皇帝的面子更重要。 北宋最头疼的边患，是西夏。
李元昊称帝后，屡屡入侵，宋军屡战屡败，边关告急。 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皇帝想到了范仲淹。一纸调令，让他以文臣之身，奔赴西北前线。
很多人以为，一个书生，能打仗吗？范仲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能，而且能打得很好。
他到任后，不搞冒进，不图虚名，扎扎实实做了三件事：修堡垒、练精兵、抚边民。他整顿军纪，赏罚分明，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军心。
他用人不问出身，只看能力，提拔了狄青等一大批名将。在他的治理下，原本残破的边防，固若金汤。 他没有打过惊天动地的大捷，却用最稳、最实、最利民的方式，守住了边疆，安定了百姓。
仗不一定要打得轰轰烈烈，能让百姓不遭兵祸，才是最高明的兵法。 边塞流传一首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边关稍安，范仲淹被召回京城，拜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宋仁宗把他当作救时宰相，放手让他改革弊政。
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范仲淹一眼看穿北宋的病根：冗官、冗兵、冗费，权贵太多，百姓太累，国家太弱。 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严格考核官吏，裁汰冗员，劝课农桑，减轻徭役，加强武备，慎选官员。
每一条，都戳中既得利益集团的痛处。权贵们疯狂反扑，造谣、诽谤、弹劾、围攻，无所不用其极。 有人劝他：你少得罪一点人，安稳做宰相，不好吗？范仲淹淡然一笑：只要能活天下百姓，我一身祸，不足惜。
他不是不知道改革凶险，不是不懂明哲保身。可他更清楚：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再不刮骨疗毒，百姓就活不下去了。 新政虽然只持续一年多便夭折，范仲淹也再次被贬。但他留下的吏治清明、民心安定，却影响了整个北宋。 他用自己的仕途、名声、安危，换来了百姓一时的喘息。
范仲淹这一生，用四个字形容：三起三落。 因为直言，被贬；因为刚正，被贬；因为改革，被贬。京城、地方、边关、京城，循环往复。 可他越贬，名气越大；越落，人心越向。百姓知道，他是真心为他们好；读书人知道，他是真正的士大夫榜样。
他在被贬途中，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那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是文人抒情，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真的做到了：得意时，不骄不奢，一心为民；失意时，不怨不怒，心念国家。 别人被贬，要么消沉，要么抱怨，要么归隐。范仲淹无论到哪里，都兴办学堂、修筑堤坝、关心民生。 在邓州，他建花洲书院，教化一方；在杭州，他设义田，救济族人，开创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制度。
他一生清廉，不置家产，不贪钱财，死时家无余财，连棺椁都靠友人资助。身为宰相，清贫如此，实属罕见。 皇祐四年，范仲淹在徐州病逝。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宋仁宗辍朝一日，以示哀悼，追赐谥号“文正”。“文正”二字，是古代文官最高的荣誉，当之无愧。
更动人的是民间。各地百姓自发哀悼，哭声遍野。西北边疆的羌人，原本是异族，却成群结队，为之斋戒哭泣，如同失去亲人。
他们记得，这位范公，不歧视、不杀戮、不掠夺，只给他们安定与活路。 《宋史》评价：自古一代名臣，出处进退，无愧君子，未有如范公者。
他这一生：对上，忠诚正直，不阿不媚；对下，仁爱宽厚，爱民如子；对己，清廉自守，严于律己；对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没有惊天伟业，没有传奇故事，却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份职责，都做到了极致。
其实他很真实。他也苦过、穷过、委屈过、无奈过。 但他从没有被苦难打败，从没有被权势腐蚀，从没有被安逸软化。
他告诉后世读书人：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是为了百姓；做人，不是为了圆滑顺遂，是为了道义。 可以穷，可以被贬，可以不得志，但不能没有骨气，不能没有良心，不能没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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