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精选-全民写作大赛#
后世的人总说，唐诗是写出来的，是用来读的、用来背的。
可我在太乐署当了30年乐师，最清楚不过：大唐的诗，从来都是唱出来的。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最先不是落在纸上，是飘在长安的酒肆里、宫城的宴席上、梨园的丝竹声里。
我叫赵青，开元五年，十五岁的我凭着一手琵琶绝活，进了太常寺的太乐署，成了一名供奉乐师。这一待，就是三十年。
很多人分不清太乐署、教坊和梨园的区别。教坊管的是歌舞百戏，梨园是玄宗皇帝亲自打理的皇家乐队，而我们太乐署，管着大唐的雅乐、俗乐，更管着天下传唱的诗曲。
说白了，大唐的诗人是写词的，我们这些乐师，就是谱曲、编曲、唱红这首歌的人。一首诗能不能火遍长安，甚至传遍大唐，一半看诗人写得好不好，另一半，全看我们能不能给它配上能唱进人心里的调子。
这话真不是我吹牛。
开元十八年，贺知章大人拉着一个穿白衫的诗人，闯进了我们太乐署的署衙。俩人刚从酒馆过来，满身酒气，贺大人手里举着一卷诗稿，拍着桌子跟我说：“赵青，你快看看！这篇《蜀道难》，是谪仙人写的！赶紧给它谱个最好的曲子，我要让全长安都能听到！”
那个白衫诗人，就是李白。
我们几个乐师围着诗稿，读一句就惊一句。当天晚上，我们熬了整整一夜，按着琵琶的宫调，给这首诗谱了大曲，连转了七个调，就为了衬出诗里的险峻与豪气。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在梨园的宴会上唱了这首曲子。玄宗皇帝听了，连连拍案，当场就赏了我们。没出三天，《蜀道难》就唱遍了长安的宫苑、官署、酒肆。就连平康坊的歌妓，都以能弹唱全本《蜀道难》为荣。李白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就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
在大唐，诗人写完新诗，第一时间从来不是拿去给同僚传阅，而是先送到我们手里，或是交给平康坊的歌妓。只有被谱成曲、被人传唱开，这首诗才算真正活了，才算被天下人知道了。
就跟你们后世说的“新歌打榜”一个道理，我们就是管着大唐热歌榜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王维大人是状元郎，是诗佛，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弹得一手好琵琶，懂音律懂到了骨子里。他的诗，大多不是先写诗再谱曲，是先定好调子，再按着曲牌的格律填的词。
他那首《送元二使安西》，就是自己先弹着琵琶哼出了调子，再填的词。写完那天，他抱着琵琶来太乐署找我，亲自弹给我听。调子清婉，字句里全是离别的愁绪，我听着听着，鼻子就酸了。
后来我们按着他的调子，又改了叠唱的章法，一段词翻来覆去唱三遍，就是后来人人都唱的《阳关三叠》。
这首曲子火到什么地步？不管是京官赴任、友人离别，还是戍卒出征、游子还乡，酒桌上只要端起酒杯，必然要唱这首《阳关三叠》。后来我听从边关回来的乐师说，就连守西域的兵卒，都会哼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大唐的诗，从来不是只给读书人看的。它能唱进皇宫里，也能飘进市井里；能让达官贵人落泪，也能让不识字的挑夫、农妇哼上两句。
这也是为什么白乐天大人的诗，非要写到“老妪能解”的地步。他常跟我们说，诗写得再华丽，老百姓听不懂、唱不来，就不算好诗。
他的《长恨歌》，写完第一时间就把诗稿送到了太乐署。我们十几个乐师，按着大曲的规制，分了散序、中序、破，熬了三天三夜，才把整首诗谱成了能唱、能弹、能舞的完整曲子。
曲子刚出来，就炸了。
皇宫里的宴饮要唱，大臣家的家宴要唱，长安的酒肆歌楼里，天天都有人唱。就连市井里卖炊饼的小贩、驿站里的驿卒，都能哼两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平康坊的头牌歌妓，只要能唱全本《长恨歌》，身价瞬间就能翻三倍。
白乐天也成了大唐实打实的“顶流作词人”。不光我们太乐署天天盼着他的新词，连民间的乐师、歌妓，都抢破头想拿到他刚写好的诗。
我在太乐署的三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事。
见过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在旗亭里赌酒，看歌妓们谁唱的诗多，输了的人罚酒；见过杜甫大人写了《兵车行》，我们谱成了悲怆的调子，唱哭了满座从边关回来的老兵；见过张九龄大人罢相之后，写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谱成曲，一夜之间，长安城里离乡的人，都在唱这首诗。
大唐的诗，从来不是冷冰冰躺在书卷里的文字。它是有旋律的，有温度的，有烟火气的。
它藏在玄宗皇帝的梨园宴里，藏在贺知章金龟换酒的醉意里，藏在王维送别的琵琶声里，藏在长安酒肆的喧闹里，也藏在边关戍卒的思乡泪里。
后来安史之乱起，长安乱了，我跟着逃难的人往南走，怀里只抱了一把琵琶。在江南的小酒馆里，我听到有歌女唱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手里的琵琶弦，突然就颤了。
我当了一辈子乐师，弹断了无数根弦，谱了无数首诗曲，见过大唐最风流的诗人，听过最动人的诗句。
后世的人，把唐诗刻在书本里，让孩子们一句句地背，考校着字句的释义、典故的出处。可他们常常忘了，这些诗，本来是带着旋律的。
它是大唐的流行歌，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都能唱进心里的人间百态。
你上学时背过印象最深的唐诗是哪一首？如果能听到它当年的原版曲子，你最想听哪首？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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