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3778
2026年3月14日，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施塔恩贝格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
他被称作“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公共领域理论奠基人”。
美国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这样评价哈贝马斯：“就连他很有名这件事，也已经非常有名。”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位以“交往理性”定义人类沟通的哲学家，从出生起就带着语言表达的障碍：先天性唇腭裂让他说话带着独特的鼻音，发音不清伴随终生。
一个说话困难的人，如何成了研究“沟通问题”的权威？
文 | Kido
图 |网络
编辑 | Zoey_hmm
一个讲不清话的孩子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先天性唇腭裂，他在童年便经历了两次痛苦的手术。五岁那年术后，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依赖家人的照料。
这段经历让他早早体认到：一个人从根本上是要依赖他人的，人离不开社会关系。在后来的人生回溯中，他将此称为造就他人生的“第一个难忘瞬间”。
这一缺陷伴随了他一生——历经多次修复手术，成年后仍留有无法消除的鼻音。年少时，他也因口齿不清而频繁遭受同学排挤与嘲笑。
在那些无法顺畅表达的日子里，哈贝马斯早早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如此脆弱，语言与交往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基；一旦失去平等的对话，个体便会陷入孤立。
青年时期的哈贝马斯 图源：《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然而，痛苦并未让他走向封闭。因为表达受阻，哈贝马斯转向了阅读和思考。因为体会过被排斥的感受，他格外在意语言作为“媒介”的作用。
后来，他提出“理想对话情境”理论——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操控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
这些切身体验，最终沉淀为哈贝马斯毕生的学术追问：人与人之间如何才能实现真诚、平等的交往？语言如何成为连接的纽带，而非控制与伤害的工具？
将这一看似抽象的学术理论放回哈贝马斯的童年，其实只是一个孩子的朴素愿望：一个说话不清楚的少年，渴望被耐心倾听；一个因身体差异而被排斥的孩子，渴望一个只凭道理说话、不受偏见左右的对话空间。
从被嘲笑到主动表达
1953年，24岁的哈贝马斯做了一件在当时显得很冒犯的事。
那一年，马丁·海德格尔再版《形而上学导论》，哈贝马斯阅读时注意到，书中仍保留着为纳粹辩护的表述，未做任何修正。
哈贝马斯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以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公开提出批评。
一个曾经连发音都需要反复练习的年轻人，却在德国最权威的报纸上，向名声如日中天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发出质疑。
这篇文章让哈贝马斯进入思想界的中心，也成为他学术生涯转折的标志。哈贝马斯早年其实是海德格尔思想的追随者，正因为熟悉，他看得更细，也更无法回避那些问题。
这种不回避、不附和的表达方式，贯穿了他的一生。战后德国的哲学家几乎都走出象牙塔、在公共舆论场激扬文字，而哈贝马斯更是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
1969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 图源：SZ Photo
曾被嘲笑“说不好话”的他，后来始终站在公共讨论的中心，参与论战、与不同立场的思想者争论，也不断对现实发声。
哈贝马斯的思想轨迹，贯穿了德国从战后重建到新世纪的几乎所有重大公共议题，“每当集体情绪不妙或欧洲的现状和未来看起来岌岌可危时，人们总能听到他有影响力的公开言论。”
直到89岁，哈贝马斯在他的生日采访中仍说，“我仍旧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这不是坏事，不是吗？”
用一生论证沟通的可能
1994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正式退休。尽管那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耳鸣问题也开始困扰他的生活，但他并未停止学术活动，依然奔波于世界各地演讲，践行着他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
他关于“交往理性”的思考，也从纸面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阅读、被讨论、被检验。
2001年4月，72岁的哈贝马斯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随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哈贝马斯”热。
在北京日坛公园附近，这位哲学大师与崔健、姜文等中国艺术家和一众记者坐在了一起。那晚，哈贝马斯听了崔健的摇滚音乐。
因为耳疾和语言不通，他其实不懂歌词，但通过观察观众的反应，观察那种强烈的节奏感，哈贝马斯察觉到这种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公共表达”。他感慨道，这种节奏里有一种打破沉默、寻求沟通的渴望。
在访华的两周内，哈贝马斯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发表了七场学术演讲。
在与中国学术界对话时，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翻看过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谈不上了解。
但他印象中，至少孟子并不是以集体为基础的，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在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华意识到：“这话讲对了。”
2001年4月，在上海，许纪霖请哈贝马斯签名 图源：公众号“知识分子”
学者许纪霖同样对访华的哈贝马斯印象深刻。他回忆，对话中哈贝马斯特别希望听到中国学者的意见，“他提倡交往理论，不仅说说而已。就我们亲身经历来看，他在和中国学者交往中，体现出包容、倾听的风度，是很多大师没有的。”
哈贝马斯还曾对学者童世骏说：“中国有着悠久、伟大且多元的文化。”他鼓励中国学者对自己的传统做一个批判性的追溯。
1964年，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与哈贝马斯在海德堡大学 图源：维基百科
多年前他曾说：“我就像中国人，认为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理性的就是一致的，但我们也要以理性的方式预料到它们（各个国家的世界观）是存在差异的。”
这种对倾听与沟通的坚持，并非访华时的刻意呈现，而是他一贯的学术姿态。
2012年，哈贝马斯参加了一场由哲学系学生组织的研讨班。在场的学生记录了一个细节：
这个哲学大师并不如传闻中那般好斗或滔滔不绝，也不像大部分教职员那般圆滑地隐藏立场。
他有时会对提问思索很久，“有时候他思索地特别深入，以至于要为自己的结结巴巴致歉”。
少年时代因口吃留下的痕迹从未真正消失，但它不再是一种阻碍，反而成了一种真诚：当一个人说话需要思考，他的话语往往更值得倾听。
晚年，哈贝马斯的听力问题愈发严重。对于一个视“对话”为生命的人来说，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是一种折磨。但他并未因此隐退，而是更依赖书写来表达。
德新社的报道说，晚年，哈贝马斯居住在施塔恩贝格湖畔，仍在积极地就战争、脑科学研究、宗教冲突等政治议题发表见解。
他的一生都在积极与外界对话。曾有一群高中生给哈贝马斯写信，问了七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与他人对话的意义是否在于发现：我是你从我的视角看到的你？”
他回信说：“只有当一方认为能呼应另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同样能做出呼应，这个回答才有意义。”
一个出生时唇腭裂的孩子，用一生论证了这句话：沟通的可能，不在于表达得完美，而在于彼此倾听、彼此呼应。
参考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2oegj0H08hLbMtP1bw5NSA?scene=1
https://mp.weixin.qq.com/s/DDxAfC91fxss9KK3TVCFFA
https://mp.weixin.qq.com/s/In0XFRIOPJkLygRp4FNCzw
https://mp.weixin.qq.com/s/GtLL7hIqmSnUa2mrlhU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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