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崩塌的世界遇上“特朗普主义”：伊朗战事背后的文明冲突｜独思录 x 郑永年|伊朗|共和党|唐纳·川普|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主义|独思录|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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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2026

第09录

总第100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当崩塌的世界遇上“特朗普主义”：伊朗战事背后的文明冲突》

秩序的崩塌是关键因素。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9录编者按

伊朗战事持续升级，哈梅内伊遇袭身亡、霍尔木兹海峡剑拔弩张、以色列暗杀行动步步紧逼——这场被称作“两个上帝之间的战争”的冲突，正在撕裂中东旧秩序。当世人还在争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时，本文抛出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场战争究竟是特朗普的偶然冲动，还是世界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

作者以宏大的历史与哲学视角，深度剖析了这场战争的爆发的根源，并提出“特朗普主义”的“3+3+3”分析框架。本文不仅揭示了战火背后的文明冲突底色，更为我们在大争之世看清全球秩序的重塑提供了深刻的战略洞见。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2026年3月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对话院长（第五期）”活动上的主旨演讲整理扩充而成，原标题为《伊朗战事启示与影响》，分上下两篇，本篇为上篇。

01 战争缘何而起？

伊朗战事仍在持续且每天都有新变化，其影响深远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有必要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这场战争。

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往往会讨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实际上，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即便以色列和美国最终占优，他们也会付出巨大代价；伊朗的损失更是无需多言。从长远来看，战争只会滋生仇恨，而仇恨不会随战争结束而消散，甚至可能引发下一场战争。

战争缘何而起？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对这场战争根源的归因，大致可以分为几种观点。

争霸战争

第一种观点是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这是一场争霸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为什么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国家会发生战争？艾利森和其团队统计了人类过去500年间发生的各种主要战争，发现新兴强国跟现存强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冲突和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但这一理论显然无法解释当前局势——伊朗并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能力，也没有挑战美国霸权。

为了利益，为了能源

第二种观点认为战争是为了利益，具体而言是为了能源——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与石油有关。但仔细想想，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动战争仅仅是为了能源吗？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这次情况与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不同，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主要能源大国和出口国，对伊朗能源的依赖程度很低。更何况，委内瑞拉也是能源大国，美国刚刚控制了该国的能源。尽管从长远看，能源或许是考虑因素之一；但从当前情况判断，能源并非战争的直接诱因。

维持霸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为了维持霸权发动战争。若真是如此，特朗普的行动与其正在调整的国家战略则完全相悖。特朗普及其团队已不再坚持美国是唯一霸权的立场，并承认其他国家的崛起和调整相应的战略，比如固守西半球、推行离岸平衡等。因此，“维持霸权”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美国被以色列“绑架”

第四种观点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成为以色列的代理人，被以色列“绑架”。这种相关讨论很多，但美以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如此，并非在特朗普时期以色列的影响力才突然增强。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矛盾，彼此视对方为敌人——这是“两个上帝之间的战争”。伊朗公开表示要消灭以色列，以色列也同样将消灭伊朗作为目标。但问题在于，为何战争偏偏在此时爆发？为何美国偏偏在此时被以色列“绑架”？美国媒体有报道称，以色列总理等待这个机会已有数十年——这种说法如同算命，缺乏说服力。

我认为战争的爆发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德黑兰一栋在空袭中受损的建筑被伊朗国旗包裹着（图源：纽约时报）

02 战争的关键在“特朗普主义”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那么关键在于特朗普。之前对话中我也提到，“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是国际关系领域最大的变数（详见）。今天再次重申：特朗普主义是本次事件发生和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特朗普主义”可以通过“3+3+3”的方式加以理解。

特朗普本人有“三个关键背景”

首先，他是移民的后代。特朗普的母亲——玛丽·安·麦克劳德（Mary Anne MacLeod）出生于苏格兰刘易斯岛，1930年移民美国。他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Frederick Christ Trump）确实出身也不算显赫。因此，特朗普本人经常塑造自己“白手起家”的形象，这也让他具备了推动民粹主义的能力。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利用了部分白人工人阶级对经济和文化变迁的不满，对这部分群体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传统精英阶层没有能力来推行民粹主义，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美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美国不少民众心中，特朗普至少可以理解美国社会，因此也能代表“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MAGA）。

其次，是他的商人背景。商人决策往往“干脆利落”，没有“左右摇摆”的情况。传统政治人物反而总是喜欢咬文嚼字、顾虑重重、反复权衡，最终一事无成。特朗普的商人背景经验反而让他的决策集中且果断，是典型的行动派。

第三，是他的宗教背景。这个背景尤为重要。很多人不理解特朗普的行事逻辑：他一方面表示厌恶战争，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主张劝说双方停火，甚至公开在演讲中提及自己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另一方面，他为何要对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行动，又为何要攻击伊朗，斩首伊朗领导层，导致伊朗不少人员伤亡？从世俗视角看，这种做法显然自相矛盾。但如果从宗教角度分析，就很容易理解了——特朗普曾说过自己想“上天堂”，这绝非戏言。以他的年纪，“上天堂”是至关重要的事。在诺贝尔和平奖与“上天堂”之间，他必然会选择后者——前者是世俗层面的利益，后者则关乎他的“未来福祉”。那么，如何才能“上天堂”？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两个上帝之间的战争”——若能将另一个上帝的代理人“斩首”，自己信仰的上帝就会帮助他进入天堂。这种逻辑其实很好理解。

这里想顺便澄清一点：我们总习惯性地把自己看作其它宗教的“异教徒”，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其实是“非教徒”——既不信奉伊斯兰教，也不信仰其他宗教，是世俗群体。世俗者不能被称为“异教徒”，而应被称为“非教徒”，也是各宗教都想争取的目标和对象。

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德黑兰悼念被以色列杀死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武装分子（图源：纽约时报）

“特朗普主义”的“三个代表”

在美国国内层面，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特朗普形成了其特有的“三个代表”。

第一，代表硅谷高科技资本的利益。硅谷资本是当前美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是硅谷资本推举出来的，如今科技行业的“加速主义”等理念，都属于这一派系。这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即美国要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占据世界的绝对主导地位。

第二，代表着最保守的传统文化。这是对民主党长期以来从事“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反动。“认同政治”是民主党激进“左派”文化政策的产物，导致了LGBTQ、“黑命贵”、堕胎权主义者等少数社会群体权利等被视为小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在各个层面对美国主流保守文化构成了挑战，甚至是威胁。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传统宗教价值观，往往体现为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路线，这部分群体坚守传统基督教新教伦理，强调勤奋劳动，反对高福利政策，尤其抵制性别认同政治，重视传统家庭价值观。

第三，代表劳工阶层的利益。过去民主党是代表劳工阶层利益的，而共和党则是代表资本利益的。不过，民主党自克林顿总统任期开始背离劳工利益，受当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影响。特朗普便趁机填补了这一空白，如今成为劳工阶层的代言人。

在国际层面，“特朗普主义”

主要体现为“三个追求”

第一个“追求”，是对地缘政治空间的争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特朗普的核心主张是固守西半球——将美国战略重心转回西半球，重新主导西半球事务。有些人说这是“退守西半球”。我认为这非“退”守，而是在进行“调整、整顿、巩固”。特朗普要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尤其是拉美地区。自门罗主义提出以来，拉美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但美国并未治理好这片区域，反而让拉美成为美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源头，比如毒品、人口走私、非法移民以及暴力犯罪等，很多都从拉美输入美国。因此，他要整顿拉美事务。在这方面，他确实采取了不少行动，站在特朗普的角度看，这些举措成效不错——他将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想要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甚至提出要把加拿大变成“第五十一州”，如今又对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行动，因为西半球的供应链对美国至关重要；在国防层面，他推动的导弹防御系统也需要稳固的后方支撑，比如防范中俄导弹需关注北极区域，这一点极为关键，也是他要控制格林兰岛的主因。他最近还表示要对古巴采取行动。总体来看，西半球不会出现大的动荡，他在该区域基本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了相关事务。

另一方面，是推行“离岸平衡”战略。这也能很好地解释美国如今被以色列“绑架”的原因。美国过去依靠同盟体系主导世界，但特朗普认为同盟战略让美国吃了大亏——尤其是北约，美国承担安全责任，盟友却不愿支付足够的“保护费”。因此，他现在的“离岸战略”实质是收缩同盟规模，不再维持过多盟友。离岸平衡需要地区支点，以色列便是其中东的支点，日本是其在东亚的支点，英国则是其在欧洲的支点。一旦这些支点出现问题，美国必然会出手支持。所以在以色列问题上，美国其实是“乐意被绑架”的。未来若日本与我们发生冲突，大概率美国也会站在日本一边。当然，他也在我们周边培养新的支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2026年3月19日，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图源：纽约时报）

第二个“追求”，是对西方文化空间的认同。正如刚才提到，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国内代表着最保守的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欧洲。去年副总统万斯访问欧洲时，曾对欧洲人提出批评，称欧洲的敌人既非俄罗斯也非中国，核心问题在于欧洲的穆斯林化。今年特朗普亲自出席达沃斯论坛，再次对欧洲提出类似批评。如果大家去过欧洲，确实会有这种感受：德国的土耳其人口日益增多，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等地也存在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移民有一个特点，他们多居住在中心城市——因为白人更倾向于住在郊区或小城镇，而新移民选择中心城市是为了交通便利，通常会优先选择靠近地铁站的区域。因此，如今的欧洲的确给人一种“欧洲已穆斯林化”的感觉。

正因如此，今年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史无前例地将欧洲的文化健康问题列为美国对欧政策的最大关切。这在以往从未出现过——过去美国始终将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视为威胁，后来则转向中国。而这次，他首次将文化作为核心切入点。我认为这对特朗普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如前所述，他本身具有宗教情怀，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秉持着非常传统的观念。这便是他对文化空间的追求。

第三个“追求”，是对经济空间的追求。在经济空间方面，他的态度较为实事求是，主要聚焦于亚太地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即从20世纪80年代起，亚太地区就一直是世界经济中心。如今，美国自身也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亚太国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四大经济体，印度正在崛起，整个东盟也在快速发展。与之相反，欧洲正处于衰落之中，非洲、拉丁美洲不可能形成像亚太这样的经济中心，中东更是如此。因此，未来二三十年，亚太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不会改变。所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地缘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高度重合，未来我们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03 秩序的崩塌是关键因素

前面我们讨论了特朗普个人主观因素对于这场战争引发的影响。但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呢？我们要思考，难道仅仅是因为特朗普才发生这场战争？如果换个美国总统是不是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了？这里面我认为国际秩序的崩塌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

已陷入无政府的失序状态

远远早于特朗普执政时期，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问题每年都在讨论，但想要恢复平衡实际是非常难的。因为这涉及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很难调整——因为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提出一个理论，战争会消灭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家从零开始、平等地开始，没有任何既得利益的阻碍，所以战后的经济增长特别快。这个理论反过来思考也是如此，如果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不了，最终就会演变成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是同一个逻辑。我们现在经常讲，要是不自我革命（不能摆平既得利益），就会被别人革命（被迫改革就是被革命）。反映在经济上，道理也是相通的。

国际地缘政治

已陷入失序的时代

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WTO等国际机构。虽然现在这些组织依旧存在，但已经很难发挥其预设的实质作用了。整体而言，联合国体系正在衰落。一方面，其改革多年毫无进展。另一方面，联合国无法解决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因为联合国主要靠的是“五常”——当大国之间有共识时，联合国可以发挥约束作用；当大国之间没有共识，都有否决权，联合国就发挥不了作用。美国在联合国体系建设中曾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但现在，特朗普曾相继退出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与多边协定。当主要大国把联合国体系抛在一边，二战以后建立的这套国际秩序就逐渐失效了。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维和人员在南黎巴嫩蓝线沿线巡逻（图源：联合国官网）

美国国内政治

已经失去了基本秩序

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的战略，这一点本身没有问题，每个国家都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为什么美国国内一些人或者欧洲人要反对？因为这部分群体是既得利益者——以前他们能通过旧体制得到很大的利益，如今美国转向自身发展，拒绝继续承担原有的国际责任，使得他们的利益受损，他们的反对变得很容易理解。

当然，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美国自身发生变化也是必然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技术。在历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技术的变革必然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其次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必然影响到政治结构。这也是马克思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新的生产力造就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经济基础必然形成新的上层建筑。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导致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互相适配。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美国经济基础不错，生产力也在发展，但上层建筑、治理体系和生产关系出了很大问题，下一步怎么解决还是个难题。在国内如此，在国际社会也一样。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如果主要的发展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那么未来中美两国必定会有激烈的竞争。

总体地看，从宏观背景来理解这场战争是相对容易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战争的案例，这次也不例外。尽管这场战争依然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尤其是能源和宗教、世俗利益和宗教利益等因素的交织，但这在历史上也是发生过的。正如其他战争，这场战争也体现为一场综合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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