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来自确山，那个让苏轼景仰一生的历史名人到底来自哪里？|历史名人|故城|水经注|汝南|确山|苏轼|范滂

北宋皇祐年间，眉山苏家的一间书房里，母亲程氏正给十岁的儿子讲述《后汉书·范滂传》。当读到范滂临刑前与母亲诀别、范母说出“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时，程氏不禁慨然叹息。幼小的苏轼放下书卷，仰头问道：“母亲，我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吗？”程氏抚摸着儿子的头，语气坚定：“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这则载于《宋史·苏轼传》的佳话，让范滂的名字与苏氏家风一起流传千年。苏轼一生“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其人格底色中确有范滂的影子。

然而，这位被后世景仰的东汉名士究竟是哪里人，却成了一个跨越千年的学术谜题。

《后汉书·范滂传》明确记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这句话是所有关于范滂籍贯讨论的起点。

“征羌”二字在东汉历史上有着唯一指向。据《水经注》记载，征羌县原是召陵县之安陵乡，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光武帝为纪念平定西羌有功的中郎将来歙，将其改置为征羌侯国。这座县城的故址，经现代考古与历史地理学者多方考证，确定在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一带。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征羌国丞”铜印，为这一建制提供了实物佐证。

100年后，范滂出生于这座因平定西羌而命名的县城，时间大约在东汉永和二年（137年）。他23岁出任清诏使，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33岁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慷慨赴死，留下“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的千古绝唱。

然而，在今天的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刘店镇古庄村，却有一座范滂墓。

《驻马店日报》记者肖永成曾专程前往探访。在古庄村进村处，杂草丛中散落着两块残碑。西侧残碑上依稀可辨“东汉太尉”及“范”字、“墓”字残部；东侧残碑刻有“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冬月”“知确山县囗囗囗文海敬书”等字样。立碑时间为1868年，距范滂被害已近一千七百年。

据当地村民介绍，古庄往南有“范滂坡”，村中老人世代相传：范滂被害后，范姓族人四散逃亡，后改姓为“古”，重回此地居住守墓，至今村中仍多为古姓。清同治年间所立墓碑，显然是基于这一民间传说的追祀之举。

《民国二十年确山县志》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故老传：邑东南有范滂墓，东距城二十里许，有羌城寺，即古征羌城遗地也。先是，春秋祭，邑宰遣人祭滂于羌城寺。后嘉靖间始建祠于学宫西，后三楹为滂母祠，前三楹曰范公祠。”同卷人物传更明确写道：“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今确山），东汉党锢名士，33岁就义，归葬征羌。”

于是，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出现了：史书明确记载范滂是“汝南征羌人”，而征羌故城在漯河；但确山既有范滂墓，其方志又坚称征羌“属汝南朗陵（确山），非郾城”。范滂究竟是哪里人？

要解开这一矛盾，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县籍与葬地。

在东汉，一个人的籍贯以户籍所在县为准。范滂的户籍在征羌县，这是《后汉书》明确记载的。征羌县故城在漯河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有《水经注》记载、考古调查和出土文物多重印证，应无疑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范滂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征羌县城内。东汉豪族拥有跨县甚至跨郡的田产十分常见。范滂的父亲范显曾任“龙舒君”（龙舒在今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的龙河口；其疆域范围还涵盖舒城西南，并跨及桐城南部、怀宁北部、庐江部分区域），即任龙舒侯国相。这说明范家具备迁徙能力。范氏家族可能在同属汝南郡的朗陵县（今确山）拥有田庄或别业，范滂晚年或其后人选择将其葬于家族田产所在地，这在情理之中。

另一种可能是，确山的范滂墓是后世的纪念性墓葬。征羌县在北齐末年已废置，至明清时，其具体位置已逐渐模糊。而范滂作为“汝南郡”的名人，后世方志编纂者常将郡内名人“归位”到本地。嘉靖年间在确山学宫西侧建范公祠，春秋遣人祭祀，正说明这种文化记忆的在地化过程。清同治七年重立墓碑，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二十年确山县志》中“征羌故城在确山县城东”的说法，与《水经注》记载及考古发现明显不符，缺乏历史与考古依据。方志中“征羌属朗陵”的论断，更多是出于将本县名人“坐实”的需要。

笔者曾据范仲淹儿时随母亲改嫁外地而改姓臆测，范滂是否也因幼年随母改嫁而迁居确山呢？

然而通过查证有关资料，这臆测却缺乏史料依据。

首先，《后汉书·范滂传》明确记载范滂的父亲是范显（字叔矩，曾任龙舒君），并非随母改嫁的“朱氏”。若范母曾改嫁，正史通常会有“母更适人”的记载，而《范滂传》全无提及。

其次，范滂与母亲诀别的场景被史书记录得极为详尽，范母说出“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这样深明大义的话，在东汉社会评价体系中，这只能是正室之母才能获得的赞誉。若范母是改嫁之妇，不可能获得如此正面的道德形象。

因此，“随母改嫁”之说也不成立，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