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九月十五,邓州的秋风卷着桂香,吹进我简陋的书斋。
案头摊着一幅画卷,是滕子京从岳州寄来的《洞庭晚秋图》,笔墨间,洞庭湖的浩渺烟波、岳阳楼的飞檐翘角,竟与我记忆中那片江湖一模一样。
指尖抚过画卷上的亭台,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颠沛与坚守、失意与赤诚,忽然就顺着笔墨涌了上来。
世人都知《岳阳楼记》,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少有人知,写下这篇文字的我,彼时正深陷人生的低谷,而这座矗立在洞庭湖畔的楼阁,从来都不是一座普通的亭台,它是我半生仕途的缩影,是我与挚友滕子京的精神共鸣,是乱世之中,一个读书人不变的初心与担当。
我叫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端拱二年,卒于皇祐四年,一生历经四朝,为官近四十载,却始终在“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间辗转浮沉。
有人说我迂腐,明知官场险恶,却偏要屡屡犯颜直谏;有人说我固执,明明可以明哲保身,却偏要为百姓、为社稷耗尽心力。可他们不知道,我这一身的执拗,从幼时便已刻入骨髓。
我两岁丧父,母亲带着我孤苦无依,无奈之下,只得改嫁朱氏,我也因此改名朱说。
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有锦衣玉食,没有温情呵护,唯有清贫与屈辱相伴。
可我知道,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才能不负母亲的期许,才能活出自己的模样。
于是,我昼夜苦读,冬日疲惫难耐,便以冷水沃面;粮食匮乏,便以糜粥为食,一日分两餐,旁人皆不堪其苦,我却甘之如饴。
至今,我的故乡苏州天平山,还有我当年划粥苦读的“咒钵庵”,那一方小小的院落,藏着我年少时所有的隐忍与渴望。
大中祥符八年,我考中进士,终于得以步入仕途,也终于有能力接回母亲,恢复范姓,改名范仲淹。
那一刻,我在心中立下誓言:此生为官,必当鞠躬尽瘁,为民请命,不负朝廷,不负苍生。初登仕途,我便被派往泰州治水,彼时泰州沿海一带,海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大片良田被盐碱侵蚀,苦不堪言。
我亲眼目睹百姓的苦难,心如刀绞,当即上书朝廷,请求修筑捍海堰,抵御海水侵袭。
可治水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朝廷拨款微薄,工匠短缺,再加上沿海风浪巨大,工程屡屡受阻,不少人劝我放弃,说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可我看着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怎能轻言放弃?
我亲自驻扎在海边,日夜操劳,与工匠们同吃同住,勘察地形,修改方案,历经数年,终于修筑起总长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
当海水被挡住,盐碱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的百姓陆续返乡,重拾生计时,我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与付出,都值得。
我以为,只要心怀赤诚,一心为民,便能在仕途上走得顺畅,可我终究低估了官场的复杂与黑暗。
天圣年间,江淮、京东一带旱蝗交加,百姓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我多次奏请仁宗皇帝派员赈灾,可仁宗沉湎于安乐,对此置之不理。
看着百姓的苦难日益深重,我心急如焚,冒着杀头的风险,当面谏问仁宗:“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才终于派我前往灾区赈济灾民。
在灾区,我亲自安抚百姓,开仓放粮,推行利民举措,尽全力减少百姓的苦难,也正因如此,我得罪了朝中不少贪图享乐的权贵。
后来,仁宗皇帝想要修建太一宫、洪福院,耗费大量民力财力,我又再次犯颜直谏,直言“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民心合天意也”,反复劝谏仁宗罢修寺观,减免百姓负担。
最终,仁宗被我的赤诚打动,放弃了修建宫院的计划,可我也因此彻底得罪了权贵集团,为日后的贬谪埋下了伏笔。
天圣三年,我针对当时的时弊,写下万言《上时务书》,奏请仁宗“革除文弊,复举武科,赏直谏之臣,除滥赐之害”,希望能通过改革,让朝廷焕然一新,让百姓安居乐业。
景佑三年,我又上《百官图》,对朝中官员逐一提出奖惩意见,揭露权贵专权的弊端,可这一次,我彻底触怒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他诬陷我结党营私,挑拨君臣关系,仁宗震怒,将我贬谪出京,先后辗转睦州、苏州、饶州等地。
即便身处贬谪之中,我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在苏州,我主持修建苏州文庙,兴办教育,让更多寒门子弟有机会读书;在饶州,我整顿吏治,减免赋税,深得百姓爱戴。
有人问我,屡次被贬,难道就不委屈吗?我笑着回答:“为官者,当以百姓为重,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康定元年,西夏入侵,边境告急,朝廷急召我前往陕西,以龙图阁直学士经略陕西。彼时的我,虽已年过半百,却依然主动请缨,奔赴边疆。
在边疆,我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积极防御西夏,爱护士卒,号令严明,招抚流民,带领将士们修筑城寨,囤积粮草,硬生生将西夏的进攻挡在了边境之外。
西夏人敬畏我,称我为“龙图老子”,最终主动请和,边境得以安定。那段日子,虽然艰苦,却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价值,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为国尽忠”的信念。
可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庆历三年,我被召回京城,担任参知政事,与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十项改革意见,希望能革除朝廷弊端,实现国家富强。
可新政触动了腐朽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诽谤与攻击,他们纷纷诬陷我结党营私,危害朝廷,仁宗皇帝也逐渐动摇,对我不再信任。
庆历五年,“庆历新政”宣告失败,我也因“朋党之诬”再次被贬谪,这一次,我被派往邓州担任知州。
彼时的我,已是身心俱疲,半生仕途,起起落落,屡屡被贬,可我心中的那份赤诚与坚守,却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我知道,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都要坚守初心,为民办事,不负自己的誓言。
就在我被贬邓州的这一年,我的莫逆之交滕子京,也因遭人嫉恨,被贬谪到岳州担任知州。
滕子京与我志同道合,同样心怀赤诚,却也同样命运多舛,屡次被贬。我们相识多年,彼此相知相惜,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始终相互扶持,相互鼓励。
滕子京到岳州后,并没有因贬谪而消沉,反而勤勤恳恳,励精图治,一心想要治理好岳州。
他上任后,整顿吏治,减免赋税,安抚百姓,兴修水利,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岳州就呈现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景象。
而岳州的岳阳楼,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滕子京见状,便决定重修岳阳楼,扩大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让这座古老的楼阁重焕生机。
岳阳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历经数百年沧桑,见证了无数朝代的兴衰更替,也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
它矗立在洞庭湖畔,背靠君山,面朝洞庭湖,登楼远眺,可览“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景象,可赏“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绝美风光。
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登临岳阳楼,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可滕子京觉得,唯有一篇传世雄文,才能配得上岳阳楼的壮阔,才能彰显岳州的风采,于是,他想到了我,写下《与范经略求记书》,连同《洞庭晚秋图》一起,派人送到了邓州。
当我收到滕子京的书信和画卷时,心中百感交集。我仿佛看到了滕子京在岳州的操劳与坚守,看到了他虽遭贬谪却依然豪迈自负的模样,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半生的颠沛与执着。
我与滕子京,都是被贬之人,都曾遭受过不公与排挤,可我们都没有沉沦,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百姓、为社稷尽着自己的一份力。这份相知相惜,这份坚守初心,让我当即决定,为岳阳楼作记,为滕子京作记,也为自己半生的仕途与信念作记。
其实,我并非第一次到过岳州,也并非第一次登临岳阳楼。明道二年,我奉命“安抚江淮”后,曾取道岳阳回京,彼时的我,也曾登临岳阳楼,远眺洞庭湖的壮阔风光,写下“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的诗句,那时的岳阳楼,虽不似后来那般恢弘,却已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一次,虽未亲临岳阳,未再登临岳阳楼,可看着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图》,看着书信中对岳阳楼的描述,我心中的岳阳楼,早已比眼前的画卷更加清晰、更加壮阔。
邓州的夜晚,格外寂静,秋风卷着寒意,吹进书斋,我点燃一盏油灯,伏案提笔,思绪仿佛穿越了千里,来到了岳州,来到了洞庭湖畔,来到了那座焕然一新的岳阳楼。
我想起了滕子京在岳州的政绩,想起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模样,想起了自己半生的贬谪经历,想起了那些坚守初心、为民请命的日夜,笔墨便顺着思绪,缓缓流淌。
我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短短几句话,是滕子京贬谪岳州后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对他的敬佩与赞许。我敬佩他,在遭贬谪之后,依然能保持初心,励精图治,将岳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我赞许他,在困境之中,依然能心怀豪迈,重修岳阳楼,彰显文人的风骨与担当。
接着,我写下了岳阳楼的壮阔风光:“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我凭着记忆,凭着滕子京的描述,凭着心中的感慨,写下了洞庭湖的浩渺与岳阳楼的壮阔。“衔远山,吞长江”,是我对洞庭湖最真切的感受,它仿佛有生命一般,包容着远山,吸纳着长江,浩浩荡荡,无边无际,就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心怀天下,包容万物,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有着开阔的胸襟与格局。
“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自古以来,无数迁客骚人,被贬谪到岳州,登临岳阳楼,看着眼前的风光,心中的情绪各不相同。我想起了自己被贬谪的日子,想起了那些与我一样命运多舛的文人墨客,他们登临岳阳楼,或因眼前的壮阔风光而欣喜,或因自己的贬谪遭遇而悲伤,这种悲喜交加的情绪,我深有体会。
于是,我便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一种是阴雨连绵的景象:“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这不仅仅是洞庭湖的阴雨景象,更是我与滕子京,与无数迁客骚人被贬谪后的心境写照。那种离开京城、思念故乡的惆怅,那种担心被诽谤、害怕被讥笑的不安,那种满目萧然、悲从中来的落寞,唯有经历过贬谪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另一种,则是春和景明的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是岳州的春日盛景,也是我们心中的美好期许。即便身处贬谪之中,我们依然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依然能保持开阔的胸襟,依然能忘记个人的荣辱得失,享受眼前的美好。这种心境,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豁达,是坚守初心后的乐观与坚定。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愈发清晰,心中的情感也愈发浓烈。我想起了自己半生的仕途,想起了那些为民请命的日夜,想起了与滕子京的相知相惜,想起了无数坚守初心的读书人。
我忽然明白,迁客骚人的悲喜,都源于个人的荣辱得失,而真正的君子,真正的读书人,应该有着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担当。
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的核心,也是我一生的信念:“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对所有读书人的期许。我们不能因为外物的好坏、个人的得失而或喜或悲,我们要有着开阔的胸襟,有着坚定的信念,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要心怀天下,心系百姓。
居庙堂之高,就为百姓担忧,为百姓谋福祉;处江湖之远,就为君主担忧,为国家尽忠。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担当,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写下《岳阳楼记》的真正初心。
最后,我写下了:“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这句话,是我对滕子京的感慨,也是我对天下读书人的呼唤。我庆幸,在这乱世之中,还有滕子京这样与我志同道合、坚守初心的人;我期盼,天下能有更多这样的人,心怀赤诚,心怀天下,为百姓、为社稷尽自己的一份力。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又能与谁同行呢?这句话,藏着我内心的孤独与坚守,也藏着我对未来的期盼与向往。
后来,滕子京收到《岳阳楼记》后,欣喜不已,他请国内书法大家书写《岳阳楼记》,特聘名匠、选石材,将《岳阳楼记》铭刻于石碑,陈列在岳阳楼夹楼,让这篇雄文成为了岳阳楼的镇楼之宝。而我,依然在邓州勤勤恳恳,为民办事,兴修水利,兴办教育,深得邓州百姓的爱戴。
我知道,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只要心怀赤诚,坚守初心,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庆历七年,我在邓州创办花洲书院,广收寒门子弟,传道授业解惑,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心怀天下、坚守初心的读书人。
我常常在书院的亭台之上,远眺远方,想起岳州的岳阳楼,想起滕子京,想起自己写下《岳阳楼记》的那个夜晚。秋风拂面,仿佛又听到了洞庭湖的涛声,仿佛又看到了岳阳楼的飞檐翘角,心中的那份赤诚与坚守,依然滚烫。
皇祐四年,我由青州前往颖州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六十四岁。
临终之际,我没有牵挂自己的妻儿,没有遗憾自己的仕途,只是牵挂着天下百姓,牵挂着国家的安危。
我一生颠沛流离,屡屡被贬,却始终心怀天下,为民请命,始终坚守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从未动摇。
有人问我,若有来生,还会选择这样的人生吗?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会。即便依然会历经颠沛,依然会遭遇不公,依然会屡屡被贬,我依然会选择心怀赤诚,为民请命,依然会写下那篇《岳阳楼记》,依然会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
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初心与担当;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一生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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