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定位为文艺世界里的门外汉,真有一种获得解脱的自由之感,于是更大胆放远了眼光,在哲人传记中频频张望。
翻读黑格尔的传记,有意外收获。没想到他曾做过21个月的新闻工作,“1807年3月迁居班堡,任当地日报的编辑”,至“1808年12月迁往纽伦堡”,担任中学校的校长。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他写下的随笔文章思想同样深刻,但笔调轻松自如,他列举日常生活里的事例,娓娓道来,完全一副性情中人的样子。
后来黑格尔“告别”了报纸,其实这张报纸也同时告别了它的读者,惨淡“关张”。报纸的艰难运行,是他从业期间感觉意兴阑珊的主要原因。这种艰难并不是集稿、写作或在读者中是否受欢迎的困难,而是当时新闻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所导致的。
当时,检查机构又一次对报纸下了严厉的训令,认为报纸在内容上又犯下了一个“大错”,但并未指明错在哪里,黑格尔他们明猜暗揣,也猜不透犯了什么大忌。后来才知道“一位手握大权者在通讯稿中用红色铅笔标出了下面一段有伤大雅的话:‘巨商霍夫曼先生已蒙巴伐利亚国王陛下赏赐一只用珍珠嵌饰的金盒,乃眷及其千金复各承赐一枚极其精美的项圈。符腾堡国王陛下则赠予王室顾问赖因哈德夫人一枚珍贵的珠宝,外加一笔可观的款项……’”原来“真相”如此简单:“报纸不得报道国王的赠品,特别不得涉及对女士们的赠品。”黑格尔明白了这个道理,下定决心离开报社。
又读哥德尔之传记,亦聊记数笔。当时哥德尔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多年,并获终身职位。他欲入美籍,但入籍需有一场类似于面试的仪式,他事先了解了美国的宪法内容,认真研读做准备。一日他给好友打去电话,说他在美国宪法中发现了一处逻辑错误,而且此“误”并非小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
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哥德尔离开专制环境而入民主之境实为幸事。哥德尔听闻“专制”两字,马上联想起他头脑中的重大“逻辑命题”,眼看一场滔滔不绝的“演讲”箭在弦上。爱因斯坦立即“干预”,三言两语“叉开”话题,让已入尾声的仪式赶紧结束了事。此“惊险一幕”甚有趣味,亦引发后人好奇心,不知后来是否有人追踪哥德尔的“重大发现”,是否触到人类思维逻辑中的“深礁暗石”。
回味之余,我想到去读一读胡塞尔传记。这位现象学的开山大师,一辈子的宏愿就是为科学、理性、逻辑“奠基”,也即寻找“逻辑的逻辑”。但他到了晚年时发现,与人类早期为了认识上天而陷入无限回溯一样,理性的“奠基”于奠基之后还需奠基,人们自认为的“最终基础”一旦被照亮,总还有无穷无尽的基础等待被挖掘。数学家高斯所说的“神的算术”,在胡塞尔看来却是“人的算术”,因为他认为“整个算术难道不都是一个为了克服我们智力之本质不完善性而使用的人为手段之总和吗?”这让我想起解数学题的方法,如果我们只用直观的方法直接去解应用题,稍稍复杂一点就会觉得困难、无从下手,而一应用代数之类的公式,难题马上迎刃而解。抽象的公式仿佛可解一切不可解的难题,而背后还另有一层我们意识不到或者不愿触及的意义:“抽象的伟力”只不过在弥补人类“智性”上的不足而已。人类在这条路途上往往会产生出迷思,“将一切都当作可掌控的和可支配的”,胡塞尔曾经将其称为时代的“症结”,唤醒大家对于人类的有限与不足的警觉。
哲人用思想为人类点亮前行的道路,使我们得到安顿、安心与安慰。在已经被照亮的光明地带之外,未来必然还有大片有待得到澄明的光明之境。
原标题:《哲人传记 | 李荣》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李荣
图片来源:新华社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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