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于2026年3月14日去世，成为全球思想界的现象级大事。
他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可能没有之一。哈贝马斯的思想，从交往理性，到公共领域、宪法爱国主义，对于今天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代，究竟是被证伪了、破产了，还是有更加珍贵的稀缺价值？
2026年3月17日（周二），许纪霖文化说·萤火虫夜谈第20期，主理人许纪霖教授邀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余明锋副教授，对谈哈贝马斯与当代世界。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博士（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慕尼黑大学博士后。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政治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技术哲学和艺术哲学。著有《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2022），译有《敌基督者》《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等。
下面是AI整理的对话精华。
01
与大师面对面
许纪霖：
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哈贝马斯之后，如何继续启蒙？"请到的嘉宾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余明锋，他在德国长期留学，是慕尼黑大学博士、博士后，研究德国哲学。
哈贝马斯3月14日去世，是当代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他可能是当时在世的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哲学家。我们今天就趁热打铁，聊聊哈贝马斯。余老师在德国时曾和哈贝马斯聊过，我本人在2001年哈贝马斯访问中国时也有机会当面接触。我们先从亲身经历聊起。
余明锋：
第一次见到哈贝马斯是在2009年西门子基金会的讲座上。我的老师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基金会的主任，基金会每月邀请世界顶尖学者做报告。有一次请了霍内特——哈贝马斯的继任者——来做讲座，哈贝马斯受邀做导言。我第一次见到哈贝马斯真人，有种"次元壁破掉"的感觉。第二次是2011年或2012年，有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海默做关于中国崛起的讲座。我当时问：德国媒体和公共讨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很关心，但对思想文化讨论很少。那一次我就和哈贝马斯有了面对面的讨论。
有两点印象特别深。第一，他的德语非常含混，有先天的语言缺陷。虽然我当时德语没有沟通问题，但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居然没听懂。我当时想，这个一辈子讲沟通行动、交往理性的人，自己在语言能力上却有天然缺陷。第二，他特别善于倾听、耐心倾听、试图理解对方。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家。作为一个他不认识的中国留学生，我能感觉到他是认真倾听，还是应付一下。
许纪霖：
2001年哈贝马斯访问中国时，我参加了一次小范围座谈。哈贝马斯有德国学者的严谨，先讲了一个小时，很有激情。我坐在他正对面，多次和他眼神交叉。大人物目光和常人不一样，目光如炬，就像我80年代见到梁漱溟先生一样，有圣人气象。但哈贝马斯的眼光并不严厉，有一种包容和亲切。那次主要是对话，哈贝马斯特别希望听到中国学者的意见。我们提了差不多十二个问题，他笑着说："看来你们都是深思熟虑而来。"一个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从容。后来他还是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发展这么快，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会接受欧洲的后现代理论？
后来我也有机会问了他两个问题。当时我正在读罗尔斯的著作，问了他关于哈贝马斯思想和罗尔斯思想比较的问题。就像余老师说的，哈贝马斯的确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提倡交往理论，在和中国学者交往中体现出包容、倾听的风度。后来我们都要求合影，他都非常愉快地满足了。
余明锋：
哈贝马斯始终在争论中发展理论，但"论敌"在他那里又是"论友"。别人问他跟福柯怎么样，他说福柯是我的朋友，我和福柯没有实质差别。罗尔斯也是他的朋友。他的争论是化敌为友的，永远不是人身攻击，永远是带出理由的：先把对方的理由总结出来，我不同意的地方在哪里？他的争论是一个模板。整个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从他1953年批评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那篇文章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在就俄乌问题发表看法。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论争都绕不开他。他本人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部思想史。
02
刺猬与狐狸
许纪霖：
我注意到哈贝马斯担任过记者，身上有媒体人气质。以赛亚·柏林说学者有两种：刺猬成体系，狐狸发散式。哈贝马斯是最典范的刺猬型思想家，有庞大严谨的体系。但一般有体系的哲学家和现实世界比较隔膜，哈贝马斯不一样，非常敏锐。他对国际大事都有敏锐判断。911事件时他说"触及了一个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对基因能不能造人，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宗教和伦理学的终极性问题。这几年欧洲的各种政治事务，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哈贝马斯让我敬佩的是，既是大理论家，又接地气。如果就理论程度而言，欧美能和哈贝马斯比肩的不是个别。但他有这么大的名声，除了是哲学家，还因为是国际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是关注度最高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去世后在全球成为现象级事件。余老师，哈贝马斯在德国、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是否是这样？
余明锋：
许老师概括得很准确。他一方面体系性强到惊人，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交往行为理论》，思想非常一以贯之。另一方面又有媒体人的气质，对时代、社会、世界实时在关切。他除了理论写作，还有大量政论写作，主要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等大报上。1953年他24岁就发表了谈海德格尔的文章，谈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而最早谈这个事情的人就是哈贝马斯。海德格尔也是他早年崇拜的思想英雄。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论争性很强、一定要介入现实的理论家。
他的体系背后有道德关切，成长于纳粹时期和战后重建。他面临的是德国重大现实问题：老师辈当年基本都和纳粹政权站在一起，战后都没有公开反思。他的反思涉及到德国的国民性问题，青年一代如何检讨祖辈、检讨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他的切入点从一开始就是德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体系是在论争中展开的，包含着一个值得继承的传统：哲学不是概念的推演，而是介入现实的概念反思。哲学一定要和别的学科对话。
我在国内读书时不喜欢读哈贝马斯，喜欢海德格尔、尼采、康德、黑格尔。德国哲学有独特魅力，语言有魅力。但哈贝马斯的语言是非常枯燥的社会学语言。我后来真正感兴趣，是去了德国之后，了解到他对于德国现实、欧洲现实的意义，才知道他的理论其实是充满激情的，紧密关切现实的。而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哈贝马斯是抽象的，会觉得无聊。他的理论发展是在二战后反思以及重建德国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展开的，是在公共空间中生发出来的德国哲学理论体系。
许纪霖：
老师辈像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也经历过纳粹，有强烈反思。但哈贝马斯在纳粹时期是类似少先队员的少年，和直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不一样。对那段时期有反思，但有距离感和隔膜感，更有一种有距离的、自信心的感觉。你看哈贝马斯的著作，直接像阿伦特那样反思纳粹的不太多，他更多的是建设性的：公共领域、公共交往、宪法爱国主义，为了防止纳粹再出现，怎么建构理想的、制度化的欧洲。这是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
但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去世前两年，有人提到他晚年非常孤独。这几年欧洲、美国、整个世界呈现的景象，和他期待的理想愿景越来越遥远。特别是妻子去世后，有人提到他长期陷入绝望，感觉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在解体。但我想，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没有价值，不能从短期来看。思想被证伪是非常长期的过程。威尔逊的理想当年被打得粉碎，但二战以后就实现了。哈贝马斯也是这样。
03
交往理性与启蒙
许纪霖：
我们来盘点哈贝马斯的思想遗产。至少有三个：交往理性、公共领域、宪法爱国主义。
现在的人检验思想家，通常检验理想是否可能。但还有一个纬度叫"可欲性"——理想是否值得追求。很多理想刚提出时匪夷所思，但孜孜不倦追求后实现了。人的历史和自然历史不一样，可欲性最后创造条件，从不可能转为可能。
钱永祥先生说：哈贝马斯生于纳粹时代，死于川普时代，但就在这一生当中，他扛起了一面启蒙的旗帜。哈贝马斯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守护启蒙、发展启蒙。
启蒙按康德的说法，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但二战后理性受到了挑战，理性变成了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已经变成了神话，说的是工具理性。后来启蒙运动有个异变，以工具理性为核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使命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但哈贝马斯说启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方案。怎么理解启蒙理性本身是可以发展的？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交往理性——通过人的自由交往，用交往理性来继续启蒙的事业。
这个交往理性，在今天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我们碰到最大问题是处于不同群聊，被算法支配，进入信息茧房。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几乎都相信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和不同价值观的人在一起，觉得没法讨论。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真的要放弃对话吗？还是说哈贝马斯说的启蒙的最后一个阵营——交往理性，依然有效？
余明锋：
许老师谈得非常对。今天我们的焦虑，恰恰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又是极有诊断力的。他为那个乐观理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所谓的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这个对话的精神，反过来恰恰因为精神的稀缺、成问题，对我们现在的时代很有诊断力。我们今天甚至可以处在一个"交往非理性"的时代，不同立场之间根本无法沟通。
哈贝马斯所处的批判理论传统认为：理论本身不是没有立场的，理论跟现实、实践不是隔绝的，理论的建构其实在参与现实的建构。这意味着公共空间不是简单的现存的，不是有了报纸、互联网就有公共空间，而是需要我们去建构，需要参与对话去把它撑起来。公共空间不是物理空间，不是咖啡馆，而是当一群人坐在那里就公共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它才是公共空间。
今天的公共空间处境，恐怕是哈贝马斯那个时代没有足够反思的，需要我们去检讨。他所处的时代，是大家还看《法兰克福汇报》、通过权威媒体了解资讯的世界。而今天互联网曾经带来乌托邦想象，但媒介环境使得言论语境发生巨大裂变。信息茧房、算法推送，互联网舆论的攻击性——今天大家一发言就容易有攻击性，因为缺少面对面的制约。我们面临印刷术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人可以发言、不必承担责任的发言条件下，公共空间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还进入AI时代，信息制造是巨大的黑箱，资本权力在背后控制言论环境。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希望。启蒙的理想背后指向的是人类根据理性去共存，根据理性的反思去建构自己的生活的愿望。这是一种人性的光芒。在今天我们要看到启蒙的有限性、动态特征、过程性，并且这个过程不是永远都在进步的。启蒙所依据的理性，其现实形态的多元性，当然是哈贝马斯的遗产之一。理性不是主体的，而是主体间性的。但在今天，这样多元互动的特征，还要加上各种有限的条件。而这个有限的条件，不能因此就说理想没有现实意义。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是无法被反驳的，最后的根据在于人性的希望。
许纪霖：
传统启蒙观念强调主体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但二战后受到挑战。哈贝马斯重启理性：从追求目的转向理解，从本质主义转向程序、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设想了理想的交谈语境：第一可理解性，表达必须让对方听懂；第二真实性，陈述必须客观真实；第三正当性，言行必须符合社会规范；第四真诚性，发自内心。但今天受到很大挑战：知识体系的黑话造成理解困难，鸡同鸭讲；信息爆炸时代什么是真相？后真相时代，AI掺和使真实性扑朔迷离。
但哈贝马斯说的这四点确是理想交谈情境，我们必须遵守。怎么达到这个理想境界？我和余老师这两年都走向公共生活，在自媒体上用大白话表述知识观点，这就是可理解性的努力。讲专业黑话是最偷懒的自我保护。用大白话讲清楚，说明第一自己想明白了，第二能让对方听懂。让对方听懂，不是同道听懂，而是大众听懂。这样彼此间的误读就减少很多。
余明锋：
哈贝马斯把哲学看作公共空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高度分化的时代，学科巨大分裂。哈贝马斯心目中的后形而上学哲学，不再有自己的领域，而是试图整合人类知识系统。哲学在今天有知识领域公共空间的功能。哈贝马斯勇于跨出专业领域，把不同领域知识整合进公共空间，让大家展开对话。这是哈贝马斯对哲学研究者的重大遗产：哲学在今天能做什么？各个知识系统面临分裂，以何种方式直面它？哈贝马斯是典范。
关于可理解性，我问过哈贝马斯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觉得他对从传统走向现代有过于乐观的进步论。2011、2012年时，中国思想界开始对于现代性本身的整体质疑。我问他：启蒙只是还没有完成，但有待于我们去完成？他用了一个德语词"Ja und Nein"（既是又不是）。这其实是911之后，他对世俗时代的宗教神经投入巨大精力，要展开对话。他后来跟教宗、各种神学家对话。2013、14年我见证了他参与的西门子基金会讨论，请各文明领域代表谈文明冲突问题。我称之为哈贝马斯的轴心时代论——他把主体间性扩展到文化间、文明之间的讨论。
这涉及理性本身的文化根基、心理结构、文明土壤问题。哈贝马斯后期的主要思想就在于此。他2019年出的《另一种哲学史》比《交往行动论》更厚，证实了这个事情。但他仍然坚持理想，特别强调"学习"的概念。他认为文明有学习的过程，会把人类引向有理想讨论语境的时代。他仍然坚持希望，但已看到可理解性不是没有条件的，还有文化语境、历史语境、现实力量制约的语境、心理语境。
04
宪法爱国主义与政治决断
许纪霖：
哈贝马斯践行的是实践哲学，源头之一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沟通。马克思说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哈贝马斯要借助哲学体系来落地，改变世界——重新保卫理性。他从实质理性转向程序理性，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
今天进入AI时代，很多理性问题AI都能解决，但AI缺沟通能力。马斯克强调，以后超越AI的重要能力是理解沟通，这是AI不具备、自然人应该具备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怎么互相沟通理解。重要的不是为了赢，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相互理解、相互倾听，尽可能达到共识。没有共识也行，但至少相互理解。
这背后能感觉到温暖，人的内心渴望，情感的力量。在AI时代，这种可欲性不是弱了，是更强了。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哈贝马斯发展为交往理性、沟通理性——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沟通解决分歧。哈贝马斯有点乐观主义，虽然世界朝相反方向走，但世界虽然不如我们所愿，应该是那样的。
孟子性善论不是事实层面，是可欲性论述：人应当为善。交往理性也是这样：人应当有交往理性，才能达成理想社会，人才成为人，而不是像动物一样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今天全球慕强，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我们更应觉得交往理性更可欲、更需要。
余明锋：
交往理性让哲学谦卑下来。传统哲学把理性看作人类的能力，交往理性首先让我们意识到个体理性、整个文化的理性是不足的。任何语言给我们开了一扇窗，但语言能力意味着独特性也意味着局限性。沟通理性是在意识到局限性、有限性的同时，不放弃普遍性追求，不放弃让他人理解的追求。它一方面是谦卑的，另一方面有表达的勇气、沟通达成共识的勇气，内含着道德勇气。
但哈贝马斯不只谈人性理想、伦理层面，还涉及具体政治。我在德国留学时才意识到，他的理论构建涉及战后德国重建、欧盟建设方案。现在的欧洲呈现有道德立场但缺少政治决断的状态，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伊朗问题。联合国也是无休止讨论但形不成政治决断。
哈贝马斯强调突出的理性概念，是我们平时容易忽视的。平时讲理性是算计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这些在哈贝马斯看来都叫工具理性。但人还有另一种理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理解。AI时代，大学主要不是培养记性、计算能力，这些都贬值了。但和别人形成共识的能力、倾听理解不同立场的能力，这非常重要。
但结合国际政治现实、欧洲现实，哈贝马斯在政治上的理性还有一方面是决断能力。亚里士多德传统有"实践智慧"的概念，指政治家面临乱局时要下判断，这没有办法诉诸无限理性讨论。实践理性政治家要下决断，可能事后给理由、协商，但当时无法通过不断协商实现。哪怕有善意，欧洲各国各自为政，为自身利益吵架，而不是从欧盟整体利益、人类道义出发，这也是现实。
许纪霖：
哈贝马斯那个时代要解决交往沟通问题。我见到他时，欧洲是中道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占主流：英国布莱尔、德国社民党、美国克林顿。今天左右分裂两个极端，当年大家都走中道，寻求共识妥协。那个时代决断力反而不重要。但今天极端年代，绝对问题恰恰不在哈贝马斯理论里，留下遗憾。这是施米特理论的延续：哈贝马斯怎么和施米特对话？怎么形成决断？决断依据个人意志？那容易出现纳粹，把权利交给人格化的利维坦很危险。即使决断，也要借助实质正义。
这就引到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重建德国、欧盟的核心概念。宪法爱国主义也提供了实质正义：宪法是实质性的，有实质性原则。决断不能超越宪法范围，最高主权者是民，不是交给超越宪法的决断者。宪法爱国主义部分回应了决断问题：决断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在宪法架构下。
其二，宪法爱国主义对今天的意义：今天无论是白左还是反弹的白人政治，都进入身份政治时代——谁的美国？谁的欧洲？指族群、文化、血统。哈贝马斯已看到危险性。民族主义有双重性：血缘文化构成的族群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他发展为以宪法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最核心的是政治认同。哈贝马斯那个时代，大家在政治认同上能寻求共识，不是问什么身份、族群，而是问是不是公民。公民政治为基础，建构了宪法爱国主义。今天欧盟岌岌可危，右翼起来了，强调族群政治。但宪法爱国主义无论对欧洲还是美国，是平衡器。今天太强调族群身份、文化身份，但元层次上更需要政治身份认同，和宪法有关。这是宪法爱国主义的价值所在。
余明锋：
宪法爱国主义中有实质正义的预设。当年罗尔斯回应哈贝马斯：不要以为你讲的程序正义没有实质正义的预设。这带来棘手问题：如果基于语言学论证构造的程序正义，那它是普世的。一旦有实质正义，哈贝马斯批判罗尔斯的是：讲实质正义蕴含危险，可能把现代价值认同定义为特殊认同。
哈贝马斯去伊朗开会，伊朗学者说：你总把我们看作特殊道路，把自己看作康德式普世，有没有想过你才是特殊道路？哈贝马斯很真诚，后来理论要回应这些争论，不能给罗尔斯让步。一旦让步，立场容易被击穿——讲现代性是未完成的方案，中国也有声音说背后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
但我的看法是：无论如何强调身份政治的要素、汉语世界独特性，我们无法放弃普遍性追求。至少要说从汉语思想传统、儒家传统看出的东西有可普遍性。坚持这一点，就不是简单告别哈贝马斯，只是立场比他弱一些：不是直接决定现实政治的根据，而是对现实讨论有约束力的条件——得有普遍性要求，否则只是个人立场表达、情绪表达。
关于决断，我在施米特的决断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之间做区分。施米特的决断骨子里是非理性主义的，没有道理可讲，天启式，克里斯玛，意志决断，尼采式超人意志，或川普主义信仰川普为天降圣王。但亚里士多德式决断更温和理性，基于充分政治经验、个人沟通理性能力，是有条件的理性决断。川普式商人思维处理国际政治，风险很高。
05
公共领域与启蒙的未来
许纪霖：
我们谈了交往理性、宪法爱国主义。但交往理性需要社会性制度条件支撑，这就是公共领域。很有意思，哈贝马斯30岁时博士后报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石破天惊，但长期被埋没。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后，西方突然注意：为什么东欧巨变？因为之前有替代性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所以一下子热起来。
我最早对哈贝马斯的兴趣就是公共领域。2001年在哈佛写的唯一一篇论文，就是研究晚清中国公共领域如何以不一样的方式出现。公共领域简单说就是咖啡馆、沙龙，后来是报纸杂志。今天北京、上海、成都这些文化大都市很活跃，书店各种沙龙活动。最早是文学公共领域，后来转向政治，生产公共舆论，为政治提供合法性。
功能是不问身份、自由交往的空间。今天我们要达成理想交往理性，不仅需要主观精神，也需要理想公共领域。没有空间，难以想象理想情景。用阿伦特的话说，最重要的是中间有张桌子，大家有共同兴趣谈公共话题。就像今天直播，中间有无形的桌子，大家都对哈贝马斯有兴趣。
这个桌子带有形式性，让大家平等围在中间。不是主席台——主席台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灌输和规训。桌子意味着所有人平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对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我举个例子：今年年初到成都有杏书店做讲座，碰到周末"明亮的对话"辩论。那天题目是"施行爱与被爱，谁更受益？" 年轻人围着桌子自由讨论，主持人是律师，遵守程序理性。大家讨论有序，像奇葩说。书店提供了公共领域、沙龙，有交往理性规则，相互尊重讲理性。自发扩展的秩序又起来了。
我们和哈贝马斯不隔，交往理性、公共领域在很多微观领域落地了。不要总希望寄托大变化，日常生活规则的变化就给新希望。哈贝马斯死了吗？在有杏书店、"明亮的对话"里，依然看到哈贝马斯的影子。
哈贝马斯死了，哈贝马斯万岁！
余明锋：
今天这样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值得珍视。我们在上海经常有这样的讨论，非常珍贵。哈贝马斯讲的公共空间绝没有过时，它是理性人性的生活，除了职业生活之外还必定要有的一部分生活，只能在这个公共空间展开。只是今天比哈贝马斯时代大大碎片化了，可能是一个书店，而不是覆盖整个西方的报纸。但哪怕碎片化，在自己城市、社区、朋友周围，仍然能够点亮人。这是阿伦特推崇的共和主义精神，被哈贝马斯继承。
许纪霖：
有朋友问：公共空间在哪里？成都我举了有杏书店，还有其他独立书店经常讨论公共话题。上海有博士生、青年教师自告奋勇报告研究成果的书店，买杯咖啡就能听、能讨论。还有文化活动，我和余老师经常参加，这就是公共空间。
但不要期待人家给，自己可以创造。找到三五知己，吃饭、喝咖啡、坐下来讨论，就创造了哈贝马斯式的小小公共领域，进行了交往理性。理想情形不是别人赋予，是自我创造。今天中国社会，大环境不说，还有空间机会创造小环境。人毕竟活在小环境。此刻我们不也在小环境里吗？虽然有限，但也感觉到公共交往沟通的空间机会。
哈贝马斯没有离我们远去。今天继续实践哈贝马斯的理想。相信启蒙是未完成的方案、未尽的事业，以我们的方式继续。不要把启蒙想得太宏大，小小空间也是启蒙。不是对别人，首先是对自我的启蒙。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对话？通过对话有自我发现。被余老师启蒙，也是自我启蒙。你们提的问题，我回答时也被启蒙。这是自由沟通交往的理性。达不成共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听听、听到、看到，有新发现，把对方合理性纳入自己看法，成长，这才是启蒙的目的。世界改变不要期待根本解决，最重要的是点点滴滴的改变、进步。
余明锋：
哈贝马斯给我们启示：启蒙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哈贝马斯式交往恰恰是告别高高在上的主体性姿态，回到主体间的倾听、互相理解。这个意义上的启蒙是互相的开启，特别首先是自我启蒙。我今天无意中在两个小时里进入了一个公共空间，这是进入直播间前没想到的。谢谢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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