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历史续集|大明王朝1566|杨镐|熊廷弼|袁崇焕

如果将王朝的寿命比作一天，你会看到清晨的朝阳升起，正午的如日中天，午后漫长的日头西下，以及暮色下的沉沉晚钟，宣告着这一天的结束。早、中、午、晚，一日四时，十二个时辰，十二个瞬间。本专题，也分为了“龙兴”、“日中”、“暮光”、“晚钟”，四篇十二个瞬间，本篇讲述的是大明午后暮光中的三个瞬间。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漫长统治结束的那一天，宣告着明朝走进了它的漫长午后余辉中。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上疾甚，还大内。午时，崩于乾清宫。

嘉靖皇帝最后时刻信息量很大，“还大内”，为什么返回大内，是因为这位皇上一直居住在西苑修仙，二十年没有在紫禁城居住。所以临死前才回宫，首辅徐阶认为嘉靖堂哥正德皇帝就死在外面，对于皇家相当不体面。

另外很可能没有出现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帝给儿子裕王朱载垕面传遗言的内容。甚至嘉靖皇帝迁回大内都是臣子加太监们主持的，未必是他自己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遗诏里嘉靖皇帝把自己痛斥了一通，深刻检讨了不靠谱的执政生涯。由此可见，这封遗诏大概率非出自嘉靖的本意，极有可能被几位阁老徐阶、高拱、张居正操作了一把。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20日专题《大明的十二个瞬间》B04版。

B01「主题」大明的十二个瞬间

B02「主题」龙兴明初的三个瞬间

B03「主题」日中盛明的三个瞬间

B04「主题」暮光晚明的三个瞬间

B05「主题」晚钟明末的三个瞬间

B06-07「历史」伯林与托尔斯泰　二十世纪知识人命运的两种抉择

B08「中文学术书摘」司法与青年研究文摘两则

嘉靖的遗诏

“祗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是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明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迩者。”

嘉靖的遗诏如是写道。晚年的嘉靖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修仙练道，谋求长生。在中国历史上，他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谋求长生的皇帝，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是如果仅仅是求长生也就罢了，不过是自己吞服慢性毒药似的仙丹，与人无尤。但嘉靖要建道观啊，朝天宫、永寿宫、太和山玄帝宫、万春宫此起彼伏，这便是所谓的“土木岁兴”；他还要办法事啊，三天两头斋醮，一次斋醮花钱过万，几十年下来，消费不计其数。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帝。

而大明同时还要应付平定倭寇的战争，也就产生了海瑞笔下的“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局面，大明朝到了嘉靖末年，财政已经山穷水尽，濒临破产。

如果认为败家是嘉靖最大的罪证，那只能是普通人的看法，在当时的正统儒家士大夫眼中，嘉靖最大的罪状却是争大礼议。

在那份被操作过的遗诏中，阁老们自然不会放过对此的鞭笞：“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宗庙四十五年，深惟享国久长，累朝未有，乃兹弗起，夫复何恨。”

嘉靖以藩王入继，却要为自己父亲争大礼议，也就是以皇帝身份配享太庙，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但遗诏上来就表明他是宗人，也就是承认自己是小宗，极其不符合嘉靖唯我独尊的性格。

对于一个大权独揽四十余年，聪明绝顶的弄权皇帝而言，怎么可能这样骂自己呢？想当初朱棣虽死得仓促，但遗诏里仍然没写小宗“篡位”啊。

后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仅仅认个爹就能酿成大明朝历史上的著名事件？皆因宗法制在大明几乎与天宪无异，试问一个皇帝要改社会运行法则，怎可能不激起轩然大波。

但是仅仅将大礼议之争看成礼法之争，就未免太格式化嘉靖与文官集团，他们争的不仅是礼法，更重要的是权力。

明朝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一个主题，皇权与相权之争。这种斗争大体上分成几个时期，从朱元璋到正统，皇权占绝对优势，辅以勋贵权力，文官集团充其量是侍从秘书。

从朱祁镇第二个任期天顺开始，一直到明武宗正德朝，是文官集团也就是相权压制皇权的时期。

有人可能会说，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也就是成化皇帝，不是建立西厂，大行特务政治吗？换个角度想想，如果他不是被文官集团压制得喘不过气来，何至于用西厂呢？

所以一直到嘉靖皇帝即位，近百年时间，文官集团通过完善科举制，明确非两榜进士，甚至非庶吉士不得入阁等的潜规则，建立了内阁相权对皇权的压制。嘉靖皇帝争的大礼议，目的就是为向内阁夺权，于是在他的作用下，张璁这种迎奉皇帝的新科进士，可以五年拜相，进而发展出严嵩这种极尽迎奉拍马之能事的权奸。

可以说，嘉靖朝最大的问题是败坏了朝廷的潜规则，让皇权凌驾于相权。另一个严重恶果是导致严嵩一党与清流派之争，为晚明党争奠定了基础。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驾崩，代表着那个平和、舒适的中明时代结束。大明即将进入皇权与相权争斗不息，文官集团党争不断的晚明时代。

誓师萨尔浒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阳演武场旌旗招展，鼓乐声天，大明讨伐建州女真的十万天兵齐聚于斯。以辽东经略杨镐为首，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巡按御史陈玉庭，大聚各路将领，杜松、刘梃、李如柏、马林等大明将星合伙在此。

杨镐遂发布四路伐夷的命令，以杜松为西路出抚顺，李如柏为南路出清河，马林为北路出开铁，刘梃为东路出宽甸。会天下精兵一十三万，号四十七万，会剿奴酋努尔哈赤。

接着，杨镐颁布了违期逗留者斩，见死不救者斩，临阵退缩者斩等一十四斩的严令军规。同时为警醒众军，当场将先前在抚顺临阵脱逃的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以慑军威。

杨镐与众将约定二月二十一日大军四路齐出，犁庭扫穴。一时间，威武的呐喊声响彻辽阳上空，众将厉兵秣马、气冲霄汉。李如柏甚至向杜松敬酒：“我要把首功让给您。”杜松毫不推辞，一饮而尽，颇有灭此朝食的豪气。

杜松手下是精锐的西北边兵，李如柏还有当年纵横辽东的李成梁八千家丁的余脉，再加上属国朝鲜支援的一万三千专使火铳的炮手。如果时间定格在此时，没有人会怀疑，这支集中了大明最强阵容的大军无法完成任务。

《满洲实录》中描绘的努尔哈赤破杜松大营。

然而，这样鼓舞士气，震慑贼胆的武力宣示，顶多带来了一些情绪价值。更大的隐患已经埋下，轰轰烈烈的仪式提早泄露了明军即将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史载，“时师期先泄，奸谍满辽阳，闻松将前锋，乃暗布奸人为松向导，厚集兵力设伏以待松。”（《山中闻见录》）“将师期题奏，遐迩共闻，而奴中调度安排机构周密”。（《三朝辽事实录》）

据说，就在大明调集兵马准备出兵的时候，各种古人崇尚的封建迷信都蹦了出来，比如东方有白气，长竟天，其占为彗及蚩尤旗象主兵；二月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刘梃出师时，大白天有五星斗于东方，杜松军的牙旗折为二；又堡中军库灾，火器尽毁；白气竟天三匝。术士们都说这是败军之相。

看似各种封建迷信，但实则内有乾坤，这场关系到建州女真生死存亡的大战，从一开始就在不利于大明的运途上发展。首先是经济不利，本来大明要调兵十多万，需要粮饷三百万，但朝廷运营不开，向万历皇帝打报告请百万内帑。万历老大不愿意，只抠抠搜搜地拨出十万两白银充饷。结果只得从修宫殿的工程和太仆寺买马的预算中各抠出五十万两银子供前线使用。

刘梃一贯在西南用兵，朝廷调他前来，他请求调两三万川兵一同前往。但朝廷就是不允，最后他只能带一千八百多家丁出关。究其原因还是缺钱，要从四川调兵，花费巨大。

其次，前线将领还私下不和，杜松感到在粮饷不足，兵马未全部到齐的时候出兵，非常不利，就向杨镐进谏，请求缓征，但杨镐不从。杜松没办法，就私下派人进关向内阁相公禀报，希望能迟一些出征。不想李如柏从中使坏，将杜松使者隔绝在关外。

作为经略的杨镐，自然知道麾下这些问题，他内心并不想速战，奈何兵部多次下公文，催促大军出发，无奈之下，才定了二月二十一日出塞的日期。

万历四十七年，大明疲态尽显，一场外强中干的誓师大会，一场决定辽东命运的大决战，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打响。结果大明一把输光，并失去了辽东战场的军事主动权。战后，努尔哈赤和他手下四万八旗劲旅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十七世纪东亚最强大的军队。

这个时刻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从此之后，任何一支大明军队都无法在野战中战胜满洲八旗。纵然，大明仍然可以利用巨量的资源厚集兵力，通过构筑昂贵的堡垒来稳定战局。但说破大天去，战争的底层逻辑，就是要在战场上见真章，大明无法真刀真枪赢，就得付出超乎大明国力可以支付的代价。

熊廷弼之死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八日，北京西四牌楼附近人山人海，这一天，西市又要杀人了，而且杀的人还是朝廷高官。

囚车远远行来，车上坐着一位身材魁梧，面色从容的中年男子，来者就是今日受刑之人——前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

他的罪名有两个，一是任职期间丢失广宁、败坏辽东战局，二是待罪之中仍贿赂东林党，以图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