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夏，黄河水位渐涨，潼关到洛阳一线，铁路、公路都在紧张运送兵员。国民党方面忙着堵，解放军这边则在想办法“穿”。就在这种僵持又诡异的气氛中，一个后来被频频提起的称呼，悄悄出现在报纸、电台里——“陈谢大军”。
当时不少基层指战员听到这个说法，还挺自豪。毕竟能被叫做“大军”，谁心里不多少有点骄傲？有意思的是，真正被点名的那个人，却是一脸不乐意。陈赓在战地上听到“陈谢大军”这个词，不止一次摆手，甚至还打趣：“我们这一路呀，只能算‘小军’，是去给别人当帮手的。”
简单一句玩笑，背后却牵出一整段复杂的战略布局，以及陈赓本人很明显的态度——不愿把个人和集团抬到不该有的位置，更不愿与刘邓、陈粟这种“主力中的主力”并列。这种不愿，其实要从1947年中原战局的整体态势说起。
一、中原战略“品字形”，陈谢集团如何出现
1947年7月中下旬，中央对战局的判断有了一个关键转折。西北野战军正在陕北牵制胡宗南主力，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准备大踏步南下，战略重心开始由防御向反攻转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本打算把陈赓纵队调往陕北的设想，被放下了。
新的安排，是让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再加上起义过来的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一个机动集团，从黄河中游一段择机南渡，进入豫西地区活动。地点选在潼关以东、洛阳以西一片地带，这里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正好适合深入穿插。
从战役地图上看，那一年的中原战场，构成了一个颇有画面感的格局：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是东南一角；陈粟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挺进豫皖苏，是东北一翼；陈赓、谢富治率部南渡黄河，插入豫西，则在偏西北方向。三路大军像“品”字形的三笔，指向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带。
蒋介石被迫在中原地区疲于奔命，兵力来回抽调，既要顾大别山，又要防豫皖苏，还要盯着豫西的动向。试想一下，在他看来，任何一路失手，都可能牵动整个华中防线的松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这几个说法，在宣传口径中开始出现。站在当时的需要上，为了鼓舞士气、提振信心，把几路集团都称作“大军”，似乎并不过分。但在陈赓自己心里，这个词分量如何，他有自己的尺子。
二、黄河渡口的伏击与一句“我们是小军”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开始挺进大别山的行动。紧接着，依托各军区独立旅改编出的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陆续成形。向守志原率领的独立第二旅，在8月改编为第九纵队第二十六旅，他仍担任旅长。
不久之后，第九纵就与第四纵一起南下，进入豫西地区，与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形成战略呼应。向守志的二十六旅，成为率先南渡黄河的前卫部队，负责开路和掩护。
陈谢集团到达豫西后，很快就引来蒋介石的注意。驻守洛阳的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武庭麟奉命向黄河一线急进，企图占领渡口，切断陈谢集团与黄河北岸的联系。那时，守卫渡口、防止敌军突入的任务，主要就落在向守志的二十六旅身上。
为了打掉对手的锐气，也为了给主力争取机动时间，向守志决定在中岳一带设伏。他在旅里开会时，话说得并不复杂，大意是：利用两侧山地起伏，把敌人引进来，砍腰子。一支旅，如果用得好，并非不能啃下一块“硬骨头”。
9月9日，武庭麟率部发起试探性进攻。开始阶段，他误以为遭遇的是零散游击队，没太在意，结果越打越深，直接闯进了我军设定的伏击圈。伏击打响后，二十六旅三个团合力作战，歼灭整编十五师一个团，逼得武庭麟仓促后撤，横水渡口被我军收复。
以一个旅的力量，全歼敌一个团，击退其余五个团的进攻，在当时整个野战军体系中，的确算得上漂亮战例。战报传到陈赓那边，他特意在战斗间隙把向守志叫到司令部。
帐篷里气氛并不拘束。陈赓笑着夸：“你们二十六旅打得不赖嘛！三个团干掉敌人五个团里的一个团，这一仗能写进教材。”一边说，一边让人端上来一锅狗肉，两人边吃边聊，话题也就顺着战况扯开。
聊到宣传部门称“陈谢大军”的说法时，陈赓忽然收了笑，语气却仍旧带着一点幽默：“为了宣传方便，都说我们是陈谢‘大军’。其实呀，我们这一块，是‘小军’，是刘邓大军分出来的一路。真正算得上大军的，是他们那一主力。”
说着，他还竖起小指，比了个“小”的姿势。这种半玩笑半认真的回应，既是对宣传口径的提醒，也透露出他对自身位置的清醒判断。
三、第四纵的出身与“陈谢集团”的真实身份
陈赓为什么对“大军”这两个字这么敏感，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他对部队来源和隶属关系的认识。在他看来，自己率领的第四纵队，出身明确，根系就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一二九师，是晋冀鲁豫军区的血脉之一。
从抗战胜利前后说起，晋冀鲁豫军区为了对付向解放区渗透、蚕食的国民党军，各军分区抽调主力，组建了几支野战纵队。后来成形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基本都在这一时期完成组建，成为机动性强、能够远程作战的骨干力量。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军区成立野战军指挥机关，下辖第三、第六、第七纵队（随后又补入第二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部分主力，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那时，第一纵队尚在晋察冀军区，暂时还未归建。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纵队当时并不在这个野战军序列之中。
原因并不复杂。第四纵队被赋予了一项相对独立的使命——经营晋南解放区，稳住这一重要区域的根基。战斗打得很密集，发展也颇为顺利。可以说，在被调往豫西以前，第四纵在晋南走的是“深耕”的路子，长期在一个方向用力。
如果日后没有南渡任务，解放山西的作战中，第四纵的名字极可能被写在更显眼的位置。但当时中央从全局出发，要在中原腹地打开一个新的战略支点，综合比较后，把这支实力较强、机动能力也不错的部队，从晋南抽出来，改由中央军委直接使用。
1947年6月，刘邓率主力渡河南进，陈赓的第四纵队与第九纵队合编，再加上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等部，组成“陈谢集团”，接受命令，从黄河南岸插入豫西。此时，这支部队在组织关系上，虽然官兵多出自晋冀鲁豫军区，但在指挥链条上，已经成为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一支战略机动力量。
严格来讲，陈谢集团在行军、作战上，与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已经是两个并列的集团。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相互配合，在具体行动上互为策应，但指挥命令的出处，是统一报中央军委，而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同时期，华东野战军的一个重要兵团，由粟裕指挥，从山东、苏北一带西进，进入豫皖苏地区。这一路，加上挺进大别山的刘邓主力，以及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三路力量在中原纵深地带形成呼应，把战火带进国民党统治较深的区域，使敌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后院”应付局势。
这个战略安排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大别山方向虽然承受的压力极大，刘邓主力多次受到合围，但始终没有被吃掉，还在部分地区建立起星星点点的根据地。相比之下，陈谢集团和华野西兵团在豫陕鄂、豫皖苏地区扎下的根更牢，形成的根据地，为日后中原大规模歼灭战提供了回旋地带。
从组织和任务属性来看，陈谢集团长期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承担的是一条战略突击线。在这种意义上，称之为“大军”，算不上夸大。但陈赓始终坚持一个前提：无论级别怎么划，根是从晋冀鲁豫野战军那里来的，自己这一块，是在整体布局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另立门户的“新旗号”。
四、豫陕鄂根据地与未成形的“豫陕鄂野战军”
陈谢集团进入豫西后，并不是打一仗就走，而是边作战边经营地盘。豫西地区山岭、河谷交错，交通相对不算通畅，既给了部队机动的空间，也有利于开展地方工作。陈赓率部在这一带连续作战两个月左右，频频出现在潼关到洛阳之间，把国民党军拖得疲于奔命，甚至两度打到洛阳外围。
随着战局推进，豫陕鄂一带的根据地逐渐成形。陈赓不只是野战部队指挥员，还兼任豫陕鄂军区司令员，负责这一片区域军政工作的整体布局。等到刘邓主力从大别山一线突围调动，部分部队、伤病员和干部转移到这一带休整时，豫陕鄂根据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接应点。
在考虑下一步战略时，中央一度有过一个设想：让粟裕率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下，成立东南野战军，在更南方打开新战场；与此同时，以豫陕鄂为基础，筹建一支豫陕鄂野战军，并设立中原局豫陕鄂中央分局，陈赓将出任豫陕鄂军区和豫陕鄂野战军的主官。
这个构想如果完全落地，中原和华东南部的格局将出现新的板块划分。不过，事情在1948年发生了转折。粟裕发出那封著名的“子养电”，建议华东主力不要急于南下，而应留在中原地区，抓住机会寻求更大的歼灭战。中央采纳了这份建议，原定的东南野战军和豫陕鄂野战军计划，也就自然搁置。
有意思的是，从这个未实行的计划也能看出一点端倪：中央对陈赓及其部队能力的认可，并不局限于某一段“协同作战”的角色，而是考虑过在更大范围内让他负责一个战区的整体指挥。只不过，战局变化太快，很多构想停留在电报和方案阶段，没有走向完全实行。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统一改称为中原野战军。随着这个调整，陈谢集团重新并入中原野战军序列，名义上回到了“大部队”中去。表面上看，是一块牌子和番号的变动，实际上也是中原战场力量重新整合的一个节点。
在这一前后，“陈谢大军”这个称呼，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更多还是停留在传媒宣传和解放区大众口头上的说法。陈赓对这个称呼始终很克制，就是因为清楚：自己带领的，是一部分主力，是一条突击线，而不是可以与整支中原主力相提并论的独立大军。
五、洛阳一役、炮兵争论与“有大局观”的指挥员
1948年3月，宜川战役结束后，洛阳地区兵力出现空档。抓住这个机会，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商定，联合发起对洛阳的作战。洛阳地处中原要冲，铁路、公路均在此交汇，拿下这座城市，对下一步战役展开意义重大。
在安排指挥员时，出现了一个看似细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决定。按资历和资格，陈赓完全可以出任此次战役的总指挥。他参加革命早，担任纵队主官多年，又在豫西作战经验丰富，指挥大城市攻坚战并非能力之外的事。
但那时有一个现实情况：陈赓名义上还只是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谢集团并未正式挂出“兵团指挥部”的牌子；而华东一方的陈士榘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职务上都属于野战军机关的主要领导。从行政等级和建制上，两边不好简单放在一条线上。
为了让两支部队在联合行动中减少隔阂，也为了在组织上体现对华东野战军整体的尊重，陈赓主动提出，由陈士榘担任洛阳战役总指挥，自己则指挥所属部队，按统一计划配合行动。在火力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他的部队仍然尽量按统一火力计划攻击，而不是单独“抢风头”。
洛阳战役打完后，中原野战军在豫西召开总结会，陈士榘出席，并在会上大谈炮兵在攻坚战中的作用，强调长时间炮击的重要性。听的人当中，不少中原部队干部心里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场仗固然离不开炮火，但也不是单靠炮弹砸出来的。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对这种情绪没有公开表态。不过，陈赓在豫西的总结会上，就看出了问题，他不回避，直接指出：如果过分强调长时间炮击，很容易让部队产生对炮火的依赖心理，进而削弱冲锋时的决心，而在物资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还可能养成浪费炮弹的毛病。
之后，他专门给粟裕、陈士榘发电报，话说得相当明确，大意是：洛阳战斗中，第三纵队突击前炮击时间长达一到两个小时，陈士榘在总结中又过于夸大炮火作用，这是不妥的。即便战斗取得了胜利，也应该从中反思火力使用的合理性，防止唯装备论的倾向。
这封电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陈赓的一个特点：在涉及战役原则问题时，并不因为考虑面子而含糊其辞。他在意的是大局，在意的是整个野战军打仗的风气，而不是哪一战谁的名声更响亮。也正因此，他对“陈谢大军”这种容易引发错位理解的称呼，格外慎重。
中原方面对洛阳战役总结不久，中央也就一些问题发出意见。关于某些战役总结只着重自方战果，而较少提到兄弟部队配合作用的情况，中央提出了批评；同时，对过度倚重炮兵的做法，也作了提醒。这些观点，与陈赓电报里的看法高度一致，可见他在分析问题时，已经自觉站到全国战局“一盘棋”的高度。
从更长的时间轴看，陈赓在解放战争中的多次作战构想，往往与中央的总体思路相吻合。他不是那种只盯着眼前一城一地得失的指挥员，而是能够把手里这一支部队，摆进全国局面的棋盘上来看。这种能力，在后来对他的评价中，被多次提到。
毛泽东曾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到，党在二十多年斗争历程中真正成长起来的军事家并不多，而最近几年里，粟裕、陈赓相继崭露头角，前途远大，可以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并肩迈进。这番评价，已经把陈赓放在了“战略指挥员”的行列。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陈谢大军”这些容易被误解为“另立一块大旗”的说法，总是格外谨慎。他宁可在部下面前自称“一路小军”，也不愿在政治和宣传层面留下任何模糊空间。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名字，而是能否在整体战略安排中，完成交给这一支部队的那一段最艰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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