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的东北，年味还没散尽，通化城却已隐隐透出一丝说不清的紧张。家家户户门上刚贴上的春联还透着新糊的浆味，街头却能看见持枪巡逻的战士来回穿梭。有人悄声嘀咕：“这年过得一点不踏实。”事实证明，这种不安并非空穴来风。
那一年，抗战刚刚结束不到半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过去几个月。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总算盼来了“打完日本鬼子好过年”的日子。然而，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个人人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血腥暴乱，正在通化逼近。
要理解这场暴乱的来龙去脉，不能只盯着2月3日的那两个小时。通化这座城，在战前战后的几个月里，暗流早已层层翻涌。表面上灯火辉煌，背地里却是特务串联、土匪流窜、旧日本军人伺机而动，环环相扣。
一、从“后方根据地”到危机四伏的通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侵华战争走到终点。就在这一天之前，中共通化分支部已经作出准备，在日伪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发动武装起义。日本宣布投降后，通化党组织重新开会，讨论是不是还要继续原定行动。经过权衡，决定不变更计划，照样起义接管政权。
不得不说，这一步走得极为关键。
通化所在的区域，当时不单是一个普通县城。这里包括今天通化市及白山市的一部分，地处长白山南麓，连接南满、北满和东满，是东北东部的重要交通枢纽。抗战时期，日军关东军东边道司令部就设在通化，通化城中有兵工厂、飞机场、军械库、货币印刷厂、医院等一整套军事与后勤设施，日本人苦心经营多年。
中共通化分支部在暴动中迅速控制住这些要害单位，有序接收日伪机构，为后来我军在东北站稳脚跟赢得了宝贵时间。抗战结束后，党中央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个根据地抽调干部和部队进军东北，通化因此被选为建立后方根据地的重要支点。
1945年9月，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通化设立，隶属安东省政府。同年10月，中共通化地委成立，书记由刘西元担任，直属安东省工委领导。12月，东北局向中央请示在通化等地建设后方基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并明确提出要在通化、延吉等地区“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部队，开办学校”。
从这封复电可以看出，当时的通化，被赋予了类似“汉中之于汉高祖”的战略意味。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和机关陆续进驻，通化逐渐成为东北根据地的重要后方。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这座城的重要性，随后的一切危险，也几乎都围绕它而来。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在通化大量移民。到抗战胜利那年，通化14万居民中，日本侨民就有一万六千余人。加上伪通化省旧官员、伪满警察、日本特务，各色势力交织。同时，周边山区土匪猖獗，仅1945年9月统计，大小匪帮上百股，总数约一万六千人，对通化一带安全构成尖锐威胁。
蒋介石集团看到我军在通化扎根，自然难以释怀。想要在东北形成对东北民主联军的南北夹击之势，通化是绕不过去的一环。然而当时国民党军主力还在关内，短时间内无法大规模进军东北，只能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通化，联络日伪残余、土匪武装、地方恶霸，企图从内部搞破坏。
1945年10月至11月间，伪通化保安队残部就勾结八百余名土匪，在辑安、通化县、临江一带袭击民主政权机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一个运粮班遭到匪徒伏击，全班战士全部牺牲，匪徒还化装成运粮班战士混入辑安县大队，诱骗两个中队集体叛变成匪。这些事件一件接一件，充分说明通化周边治安环境极其恶劣。
那时的国民党方面也曾唆使地方反动武装策动暴乱，直接攻打通化行政专署大楼。几次试探性的武装行动都被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平定，但敌方并未死心，反而在连续失败后将目光转向了一个更危险的力量——还滞留在通化的旧日本军人。
二、藤田实彦与“通化前进区”的阴谋
1945年11月20日，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秘密为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送去一纸“委任状”，授予他“通化前进区司令官”的头衔。名义上是“组织日本侨民自卫”，实际上是让他网罗散落在通化及周边的旧日本军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为以后国民党军进驻接收铺路。
藤田实彦作为旧日本军参谋长，战败后心态极为扭曲。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对“无条件投降”心存强烈不甘，在通化滞留期间一直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当国民党特务伸出橄榄枝，他很快就明白其中的互相利用意味，但仍然选择了合作。
1945年12月19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委员孙耕尧与藤田取得联系，双方开始密谋武装暴动。按原打算，这应当是一场由国民党当局策划、以旧日本军人为主力的起事。孙耕尧需要藤田的武装力量，藤田则企图借此保存日本势力、延续影响，双方各怀鬼胎，却又一拍即合。
在谈判条件时，藤田提出了两条颇具象征意味的要求：一是保证通化的日本人不被遣返回国、不至于失业，以后集体改成“台湾籍”；二是在暴动成功后在通化建立所谓“中日联合政府”。孙耕尧一口答应，还许诺东边道政权由国民党掌握，经济开发由日本人主导。
就事论事地看，这些承诺很多本就超出孙耕尧的实际权力范围，更像是一张天价空头支票。但对藤田来说，只要能利用眼前这个机会，一切都可以先往前推一步再说。双方在这种毫无诚信基础的交易中，迅速达成了“攻守同盟”。
1946年1月3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主任李光忱，通过通化方面联络员，将“准备组织日本关东军武装暴动”的上级指示转达下来，同时给藤田送来活动经费。此后一个多月里，藤田、孙耕尧、近藤晴雄等人不断收买、串联，以通化县三千多名旧关东军士兵为骨干，又拉拢土匪、伪军、反动分子等，拼凑起一支约一万三千人的武装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藤田在加紧组织暴动时，还打起了“日侨联”的主意。所谓“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是当时在通化唯一合法存在的日本人组织，但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藤田希望通过渗透、收买手段，把更多滞留日本人拉进暴乱中来。
不过，这一次他打错了算盘。“日侨联”负责人很快觉察出异常，将藤田的收买活动如实向中共方面报告。藤田本人不久即被逮捕，关押在通化支队司令部。到1946年1月底，东北民主联军已陆续逮捕日军大尉以上战犯一百二十余人，线索越摸越清，敌方的活动范围逐渐暴露。
遗憾的是，关键人物仍然侥幸脱身。1946年1月13日夜，值勤哨兵一时打盹，藤田竟用布条搓成粗绳，系在暖气管上，顺势从高处溜下，利用黑暗逃离了羁押地点。这一出人意料的变故，也让随后发生的事情多了几分变数。
藤田在逃亡后重新与潜伏势力接上头，敌人原定1月17日、27日发动暴乱，但由于内外联络不畅，迟迟未能统一行动。直到确定改在1946年2月3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二——正式发动。之所以挑在春节期间动手，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趁我军官兵和百姓大多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打一个措手不及。
三、“大年初二”的枪声与通化城内的血战
1946年2月2日中午，通化城里外表仍是一派节日景象。有人在街头买年货，有人走亲戚，酒桌上笑声不断。可就在这天午后，一名叫刘子周的汉奸分子，悄悄找到辽东军区兵工部供给股股长沈殿凯，暗示希望把他拉下水，参加即将到来的暴动。
沈殿凯早已对敌人有所警惕，他装作有意配合，一边应付，一边耐心套话，逐渐从对方口中打听出暴乱的大致时间和范围。当天下午，他立即向兵工部部长吴云清、通化支队司令刘西元作了详细汇报。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接到情报后，当机立断，下达紧急命令：全城停止一切春节庆祝活动，军政机关进入战备状态。
同一天傍晚，离暴动预定时间只剩十几个小时。街头巡逻哨兵发现一名佩戴国民党徽章的可疑人员，此人神色慌张、行迹鬼祟，被带到支队司令部审讯，很快交代出敌人当夜暴乱的更多具体安排。
通化方面迅速成立了临时作战指挥机构，由行署专员蒋亚泉牵头，统一组织兵力部署。原本分散在城内的警卫部队、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炮兵学校等部队，被调整为可以互相支援的机动力量，重点加强对专员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电报局、飞机场、红十字医院等要害目标的守备。同时，公安力量迅速行动，逮捕了孙耕尧等十余名主犯，端掉了两个暴乱指挥所，抓获内奸一百七十余名。
从准备上看，我军并非毫无防备。但当时的一个现实问题不容忽视：主力部队大多奉命外出剿匪，留守市区的作战兵力只有三个连，约五百余人。敌方参与暴乱者却有万余之众，其中骨干三千多为原关东军士兵。我方只能尽可能摧毁敌方的指挥中枢，削弱其组织力，同时依托要害建筑进行坚守，等待外线部队回援。
就在这种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之下，2月3日凌晨的暴乱还是爆发了。
那天凌晨四点，通化城里的电灯突然熄灭，随即闪亮三次，又再次陷入一片漆黑。几乎与此同时，城内传出三声长哨，这就是敌方提前约定的总攻信号。三千余名原关东军士兵充当突击队，手持大刀、棍棒、斧头和枪支，从各个隐蔽点冲出，向早已划定的目标猛扑过去。
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专员公署、市公安局、飞机场、红十字医院、电话电报局、广播电台等地，立刻成为枪声和喊杀声最密集的地方。暴乱者分路进攻，伪装成来“接管”的国民党部队，也有打着“保护日本侨民”旗号的武装，更有混杂其中的土匪和反动分子。通化这座刚刚恢复些许平静的城市，再次陷入战火。
四、红十字医院的惨案与各处要地的死守
在电灯三灭之前，红十字医院的血腥屠杀已经悄然开始。2月3日凌晨，医院内的日籍副院长柴田朝江，联同一百三十余名日籍医生和护士，对住院的八路军伤员实施突然袭击。很多行凶者表面上是女护士，手里却握着手术刀、药物和提前准备好的毒剂。
有重伤员被以“吃药”为名骗醒，强行灌下掺了砒霜的药水，当场口吐白沫死亡；也有人在昏迷状态下被利器刺中要害，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短短几小时内，医院里有一百五十多名伤员遇害，其中不少人原本已经快要痊愈。
之所以说这起惨案非常典型，是因为它暴露出暴乱者的一个残酷特点：不仅敢正面进攻军政机关，也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重伤战士痛下杀手。稍有疏忽，后果极其严重。
所幸医院中仍有少数人保持高度警惕。一名营长在夜里听到异常动静，起身盘问陌生护士，察觉不对后暗中隐藏，观察情况。等他发现同病房战士已经死亡时，立刻拔枪反击，击毙行凶者之一，并制服一名参与屠杀的护士，从其口中逼问出医院内的真实情况，随即组织仍有战斗力的伤员反抗。
枪声惊动了附近驻守的朝鲜义勇军某连队，部队随即赶往医院增援。经过一番激战，暴乱者仓皇逃离，柴田朝江丢下八十多具同伙尸体狼狈出逃，医院最终有五十余名伤员得以保全。红十字医院惨案，就这样成为通化暴乱爆发的序幕之一。
与此同时，城内其他目标也在激战之中。
通化支队事先曾秘密关押了一百多名日本战犯，暴乱一开始，这个地点很快暴露，遭到暴乱分子围攻。被关押的战犯企图里应外合，一旦夺下武器，很可能形成新的敌对核心。负责看守的只有一个班，形势十分危急。班长见敌人突破在即，当机立断，下令将这些战犯就地击毙，避免其脱逃后造成更大祸患。这一决断虽然极为严厉，却有效防止了战局失控。
通化专员公署（“飞机楼”）和通化支队司令部（“龙泉旅馆”）则是暴乱者重点攻击的中心。
专员公署内的工作人员和警卫连，一开始就接到“敌人要围攻大楼”的消息，在各楼道口和窗口垒起沙袋，搭建简易火力点。一旦听到外面枪声骤起，守军立即进入战斗位置。大楼四周被暴乱者团团包围，枪声、喊叫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都是火药味。
有当事人回忆，当时夏骏青以秘书长、党支部书记身份，一边督战一边高声对外喊话：“上当受骗的兄弟们，不要再听信谎言，掉头和我们一起打才是真出路。现在回头，还能记功，你们犯过错，我们可以既往不咎；要是一味跟着敌人乱来，只能被当炮灰。”
在这样的喊话中，也确实有少数被蒙蔽的旧部队人员放下了武器。但绝大多数暴乱骨干仍然疯狂进攻，大楼一层二层先后失守，守军被迫退到二层与三层之间的楼梯口，凭借有限弹药一边射击，一边阻止敌人冲上高层。
战斗持续到天色微亮，守军弹药渐紧，蒋亚泉从四楼下来，简单地说了一句：“弹药不多了，都节省着打。”这话说得很平静，却让每个人心里更明白，当时已经到了真正的生死关头。
就在大楼战况吃紧的同时，通化支队司令部那边也打得异常惨烈。那里的警卫部队同样依靠临时工事苦撑，难以抽出兵力驰援专署。直到朝鲜义勇军和炮兵学校部队陆续赶到，内外夹击，才逐步压制住包围专员公署和支队司令部的暴乱者，救下了困守大楼的干部和战士。
浑江以南的飞机场也没能幸免。日军航空队副队长铃木亨率二百五十余名暴乱分子趁夜袭击机场，妄图夺取飞机和设备。机场警卫部队凭借工事坚决抵抗，敌人攻不进去，居然一怒之下纵火焚烧机场设施。支队长见局势危急，竟冒着密集火力，独自冲出掩体，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当场击毙八名暴乱分子，极大鼓舞了守军士气。
在市公安局那边，暴乱者一度利用人数优势夺取了武器库，攻占了大楼。等其他战场陆续稳住后，我军调来炮兵学校的一个中队，对公安局大楼实施炮击压制。几轮炮火之后，困守楼内的暴乱分子失去继续抵抗的胆量，选择举手投降。
通化城内战斗从凌晨四时左右开始，持续两个小时左右。随着外线部队陆续进城，暴乱逐渐被全面压下。东北民主联军付出较小伤亡代价，就在市区内毙俘暴乱日军和参与者近四千人，其中包括校级以上军官八十八名，这个数字从侧面说明了敌人投入的组织力量之强。
五、暴乱之后的清剿与主谋的下场
城内枪声停息后，通化并没有立刻恢复平静。暴乱刚被平定，东北民主联军便展开全城范围内为期两周的搜捕与清剿行动。原因很简单：参与暴乱的人数众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显眼位置，许多人会脱去军装、藏匿在民房、地窖和山沟中，如果任其潜伏下来，后患无穷。
在这种背景下，搜捕行动的力度极大。口令答不上来者，随时面临被当场击毙的危险；躲在暗洞或隐蔽处的，一枚手榴弹丢进去就是“先打再查”；躲在地窖不出来的，出口和通风口有的被直接封死。那几天通化城周边的沟壑和僻静角落，到处都能见到暴乱分子和旧日本军人的尸体，这种景象在不少参与者记忆里终身难忘。
还有一个细节，颇能反映当时搜捕的方式。由于日本侨民一般不过春节、不贴春联，而中国家庭大多在门口贴上红对联，搜捕部队干脆以此为粗略标志。凡是大门上没有春联的，一律重点检查；一旦发现有成年男子企图逃跑或者支支吾吾说不清身份，很容易就被当作暴乱嫌疑对象抓捕。对商社职员也好，铁路公司员工也罢，只要与暴乱有牵连，结局都不会轻松。
暴乱的主要策划者中，有的人没能走到最后。孙耕尧在暴乱前，就已经被捕。原本按程序，他很快就会被处决，只是因为暴乱骤然爆发，枪决尚未实施。等战斗结束后，部队清点时发现他仍然存活，就地补枪执行。可以说，这是他一手推动的阴谋最终反噬自身的典型写照。
至于藤田实彦，这个在幕后拉线、组织旧关东军暴乱的前师团参谋长，结局颇为复杂。他在通化暴乱后再次落网，被关押起来，后来还有一段特殊经历。一段时间内，他被押着在展览场所露面，向前来参观的人，尤其是日本侨民一再鞠躬道歉，说“真对不起了”。这种安排某种程度上带有警示意味，让滞留日本人直观看到军国主义分子下场。
几天以后，藤田在监禁中因支气管炎、肠炎发作，最终死在医院病床上。也有说法提到他选择自尽，但无论哪个版本，结果都已无可更改——这场失败的暴乱没有给他带来所谓“扭转败局”的机会，只给他本人和跟随者留下了沉重的代价。
通化暴乱，从酝酿到爆发，从镇压到清剿，时间并不算长，但牵扯到的人物与势力却极多：有旧日本军人，有国民党特务，有土匪武装，也有被蒙蔽的普通士兵。它发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全国局势尚未完全明朗的节点上，也把东北城市在那个时期的复杂政治生态，暴露得格外清楚。
对通化这座城市而言，1946年2月的一夜与一晨，留下的不是简单的“战斗胜利”四个字，而是一串难以抹去的数字：医院中一百五十多名伤员的冤死，市区中近四千暴乱日军的毙俘，日军校级军官八十八名被清除，以及之后两周里漫山遍野的搜捕场景。所有这些细节交叠在一起，构成了这场暴乱在记忆中的真实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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