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节那天中午，阳光把晒谷场的玉米晒得金灿灿发亮，风一吹就飘来清甜的谷香，“三投入”微我:“晚上来我家坐坐。”
“三投入”是我远房三叔，因为干什么都很投入，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投入，换个字眼就是：执拗，犟驴，怪，凿四方眼儿，背地里我则喊他“三投入”。村里老人常说，三叔的投入，是刻在骨子里的，认死理认到旁人劝不动，可这份认死理，有时却能钻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三叔刚种责任田的那些年，不管是种玉米或棉花，保准横平竖直，株行距整齐划一，跟照尺子量过似的。除草、浇水、施肥等农活儿干得那叫一个精准。这么说吧，三叔锄过的庄稼，保准地里没有一颗杂草；三叔的棉花田里，保准没有一尾棉铃虫；三叔收获过的玉米地，保准不落一个籽儿，颗粒归仓。有一次邻院大爷嫌他太较真，说“庄稼活糙着来就行”，三叔不恼，只是蹲在田埂上，指着自己的玉米苗说：“苗也是有脾气的，你对它用心，它才肯给你好收成。”
种田如此，为人处事亦然。只要是三叔认定的事情，一准死磕到底，撞到南墙也不回头。
水至清刚无鱼，人至察刚无徒。除了我之外，在拥有1600口人的硕大村庄里，三叔没几个合得来的知心朋友。三叔说“坐坐”，潜台词就是弄俩菜，整二两小酒儿。我心想，三叔准是有求于我，因为前两次“坐坐”，都是早在预谋。第一次是10多年前，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让我给他把把关。那时手机还不这么普及，而我是村里的秀才，靠在报刊上发表些豆腐块儿，竟混进了省作家协会，在农村，那绝对是鹤立鸡群、凤毛麟角的。第二次是5年前，三叔种了2亩黑小麦，让我在《农民日报》上宣传宣传。这一宣传不打紧，还真有效果，十里八乡的都来讨黑小麦种子或种植技术，外县外省的都有。如今三叔的黑小麦已实现规模种植，还开发出黑小麦挂面、黑小麦面包等深加工产品，着实让不少老百姓受益，鼓起了腰包。
这回“坐坐”，又会是什么事呢？我回三叔：“咱爷俩谁跟谁呀，有啥事您指示就行。”三叔不置可否，回了三个笑脸。
三叔还住在结婚时盖的三间瓦房里，与时下的小别墅小洋楼相形见拙。墙皮有些斑驳，窗沿下还摆着几个旧瓦罐，里面种着些不知名的小草，透着几分朴素。我说，“三叔，您这房子真该翻盖一下了，都老掉牙啦。您攒那么多钱干嘛？”
三叔还没答话，坐在轮椅上的三婶说话了。“他哪有钱呀。”三婶患了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了，说话时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却又藏着一丝骄傲。
“种黑小麦，搞深加工，还购置收割机、植保无人机，能没有收入吗？”我冲三婶说。
“他不是有名的‘三投入’嘛，可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和回报啊。购买了收割机、植保无人机不假，但给人收割庄稼、喷洒农药都是义务劳动，免费的。”三婶指了指条几上的一摞证书说，“都花到这些上面去了。”我翻了翻，有中级农艺师资格证书、职业农民证书，还有无人机驾驶执照、三级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等，每一本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边角却有些磨损，看得出来经常被翻阅。
我冲三叔竖起大拇指：“厉害呀！”
三婶不满地剜了三叔一眼，“厉害嘛，怪人一个。”
说三叔怪，我承认，披着雨衣浇地、打着手电灯掰棒子在我们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事实证明三叔做得是对的。之所以披着雨衣浇地，那是因为天气预报说那次降雨过程是小雨，不足以浇透田地，三叔怕庄稼缺水，就披着雨衣守在田埂上，一勺一勺把水浇到每一株禾苗根部；而打着手电灯掰棒子，正好赶在“秋鳖子雨”到来前收获完了玉米，而接连下来的一场持续10多天的连阴雨，不少人家的玉米没等收获就在秸秆上发了芽，唯独三叔家的玉米颗粒饱满，囤得满满当当。
我打圆场，“脾气怪是怪，但三叔心眼儿好，乐于助人，乡亲们背后都翘大拇指哩。”
“谁让咱是党员哩。” 三叔指了指三婶，眼神里满是愧疚，却又透着坚定，“老侄子呀，我请你来，是想将她托付于你，你帮我照看3天，我要出趟远门，去西安转转。那里不是正举办中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博览会嘛，我想去瞧瞧，看看有没有能用到咱村里的好技术，也学学人家的种植经验。”
我再次为三叔竖起大拇指：“牛啊三叔，您真牛！”
三叔端起一杯酒，一下倒进肚里，酒液顺着嘴角滑落几滴，他抹了抹嘴，语气郑重又诚恳：“咱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人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呀，也应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那一刻，我瞬间明白了。俞伯牙的诗和远方，是高山流水遇知音；陶渊明的诗和远方，是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而三叔的诗和远方，就是扎根土地的执着，是不甘平庸的坚守，是为乡亲们付出的赤诚。这个执拗的“三投入”，用一辈子的坚守，在田埂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动人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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