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他六十一岁，鼻腔手术后的声线略带沙哑，却依旧清晰。外界多以“老苏南”相称，可他的籍贯其实在福建上杭。1934年主力长征时，他与陈毅留在赣南，三冬三夏辗转深山。那段岁月里，敌伪围剿、粮尽弹绝，陈毅写下“囊中存米清可数”，字句里的苦他一并咽下。山林锤炼了性格：倔强，不迷信教条。
抗战爆发后，南方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改编名单繁复，电报往返数月才能抵达深山。陈丕显奉命奔波瑞金、信丰等地搜集散落部队，为的是让每一杆枪都能挂牌上编制。改编完成那天，许多老兵第一次穿上统一标识的军装，“终于有了番号”的喜悦让他记忆尤深。
1940年夏，他奉派去苏中。那时苏中留守主力仅三千余人，日伪、顽军轮番扫荡。陈丕显甫一到任，就推行精干兵力、分散游击的办法，配合地方武装组织“小交通”“小情报”。短短五年，兵力扩充至近三万。县里老支书回忆：当年村头碾米房一晚连夜灯火，就是在赶制军粮，“丕显书记催得紧，他说多磨一袋米，兵就多活一个”。
抗战胜利后，他又在苏北、苏南辗转。1949年春，南京前线炮声隆隆，他已受命兼顾苏南军政。年仅三十三岁的他大胆提出“松江经验”：干部带头种田，扶持手工业。此举为战后动荡的江南注入活力。中央电示表扬，毛主席在批语里称“苏南做法可资借鉴”，自此“松江”成了全国会议上的高频词。
1952年盛夏，他奉调上海。陈毅见到他，拍拍肩膀：“阿丕，上海摊子大，你来正好。”彼时百废待兴，地下帮会、通货膨胀、失业潮交织。陈丕显接管市委日常，首要任务是镇反肃毒、平抑物价。他沿袭苏南时期“干部蹲点”方式，抽调各区骨干下到里弄。几个月后，黄浦江码头的走私潮被遏制，米面价格稳了，人心也定了。
正当事业蒸腾，1966年一纸检查报告把他推向手术台，鼻咽部肿瘤来势汹汹。北京专家组会诊，那年冬天动了大手术。化疗反应折磨得他满头落发，陈毅和周总理多次探视。生命的脆弱在那时显露，可与病魔竞赛的结果是：他赢了，但刚回到工作岗位，政治风暴骤起。十年坎坷，言语讳莫如深，他很少回忆。
1975年，他被重新安排到北京。两年后，“两个凡是”浮出水面。作为中央委员，他敏锐察觉到其中潜藏的僵化危险。一次内部会议，他引用《实践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讲凡是，就可能没有真理。”有人提醒他“慎言”，他却笑道：“讲真话，也得有人带头。”
同年秋，他被短暂派赴云南。那是一次“开荒式”任务：整顿企业，稳定边防。五个月里，他奔波滇南、滇西，清理库存，修通两条进疆公路。当地老干部回忆：“陈书记耳力不太好，汇报时他总眯眼，但重点绝不放过。”
1978年初，他转战湖北。在这里待了整整四年。第一件事，他让组织部把文革中受冲击的科技人员、老干部名单放到桌面，“一案一议”。据统计，1979年底，湖北平反的冤假错案逾九成结案，同时农业学大寨式的“一平二调”被悄然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包产到队、责任田试点。粮食产量当年增幅全华中领先。乡下老人说：“这书记不摆架子，脚脏得和我们一样。”
1982年九月，中共十二大闭幕，陈丕显走进人民大会堂中央主席台，身份变成书记处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法院、检察系统整顿任务艰巨。他强调以宪法为准绳，提出“钢牙咬铁腕，绣花细落实”的工作方法。一手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一手抓冤错案件复核。参与会议的人记得，他常用铅笔在卷宗上标出一句话：“别冤枉一个好人，也别放过一个坏人。”
1983年，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他当选副委员长。那一级别被称作副国级，许多人说他仕途再登高峰，他却把更多精力投向法制建设。刑法、民法通则的审议，他提出数十条意见，“法律条文像路基，必须夯得实”。
其间，他数次随中央领导赴上海考察。外滩看着外资行林立，浦东仍是成片农田，他提醒地方干部：“码头、金融、技术都在，你们最大的本钱是开放的心。”几年后，浦东开发开放拉开序幕，不少人回忆起当年的那句提示。
1995年夏，老友来京探望，他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踱步，仍谈论上海地价、浦东航运。8月23日凌晨，病情恶化的他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岁。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位湖北来的老农在门外低声叹：“要不是他，当年我们哪有今天的庄稼收成？”
从深山游击队到副委员长，六十多年风雨，他始终坚持一句话：“听真理的话，不听空话。”1977年那场会议上的回声，至今仍有人记得——凡是历史证明正确的，坚持；凡是不合实际的，就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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