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的营口，辽河口的冷风一阵紧过一阵，河面还结着厚冰。就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的时节，城里许多老百姓却隐隐感觉到气氛不对：敌军紧张调兵、防御工事一夜一变，街口巡逻的宪兵也越来越多。没人想到，短短几天之后，这座小城里会突然上演一场几乎不见硝烟的“无声战役”，几十名敌军高官会在一间会场里被一网打尽，而关键人物恰恰是那个在营口干了大半年的“防守司令”王家善。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不少宣传里，人们习惯把这场营口起义讲得很干脆：师长幡然醒悟，毅然倒向人民，挥手之间，城防尽归解放军。但如果往前把时间线拉长一点，从东北沦陷时的抗日游击，到伪满军队内部的潜伏，再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连连失利，王家善这条路，并没有这么利落，他的犹豫、试探、讨价还价，都是真实存在的。
要看懂1948年2月25日营口那一声信号弹究竟意味什么，还得从更早的战争局面说起。
1947年秋，东北战场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自9月至11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主力部队像扇面一样向外铺开，把国民党军从各个中小城市一点点挤回去。到这一阶段结束，敌军在东北能真正稳住脚跟的，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大据点以及其周边地区。
在辽南一线，战场压力开始集中到盘踞辽南的国民党第52军身上。奉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及辽东军区命令，吴瑞林指挥辽南军区部队，专门对这股敌军形成围困之势，反复打击。等到秋季攻势基本告一段落，辽南军区部队已经实现对辽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营口守军也被逼得不得不正面面对选择题：是继续为南京政权卖命，还是顺势转向。
这时的营口，并不是个风平浪静的小地方。表面上，暂编58师坚守城防，枪炮林立，背后却已经暗流涌动。其师长王家善，表面上仍在国民党军队序列中领命行事，内心却从抗战时期起就埋下了许多矛盾的种子。
王家善1903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自小受过系统教育。与很多出身寒门、一步步从士兵干上来的军官不同，他早年就有机会走出去。成年后，他在叔父资助之下赴日本留学，先在日本铁道学校学习，随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那时候，留学生身份还带着一些光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街头集会抗议，王家善也参与其中。这种公开的行为当然触怒了日本当局，压力之下，中国驻日公使馆不得不把他们这批学生“请”回国。不得不说，这段经历，对他的早期政治立场有过正面的影响，他在骨子里仍认为自己是个中国军人，不愿轻易做亡国奴。
回到东北后，他进入东北军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任营长。后来，于芷山决意投靠日本人，准备倒向伪满。当时不少人选择随波逐流，王家善却公开表示反对，甚至直接离队。离开旧部之后，他受巴彦县县长程绍濂邀请，出任县自卫团团长，一段时间内带着这支队伍在当地维持秩序。
东北全面沦陷后，局势急转直下。1932年5月，他拉起60余人参加巴彦县游击队，任副司令员，很快又升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松江地区副总指挥。当时义勇军总指挥张甲洲是巴彦人，清华毕业，同时还是中共党员。正是通过张甲洲，王家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这种接触对他后来的走向影响不小。
然而，王家善的履历中也有一段难以回避的“污点”。1933年，他的老同学张文铸已经担任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司令，写信邀请他出任参谋长。出于对同学的信任，他匆匆赶去，到了才发现，对方已经选边做了汉奸，与日方勾连已久。在这种局面下，他有些骑虎难下，只能半推半就地在伪机构中挂职。
在伪机关任职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这一切。没过多久，他以赴日继续深造为由，从张文铸身边脱身，重新回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这一步转折，有逃避的成分，但也是他试图为自己寻找另一个出口的办法。
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利用去南京的机会，通过关系接触到国民党军方高层。何应钦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极高，他与王家善见面后，为其授予中校军衔，要求他回到东北伺机行动。此后，王家善先出任伪满治安部科长，1943年7月又升任伪满第七旅旅长。表面上看，职位不低，但他暗地里开始组织“真勇社”，吸纳大量中下级军官，准备在合适时机反水。这一点，在战后不少档案和回忆中都有提及，可以看出，他在伪军系统内部确实做过一些抗日工作。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伪政权土崩瓦解之际，王家善率部反正，迎接苏联红军入关。然而，现实远比设想复杂。苏军短时间内很难分清谁是伪军、谁是真正的抗日力量，加之当时对伪军普遍持怀疑态度，他很快就被苏军逮捕羁押，直到一年多后才陆续获释。
获释之后，他面对的是一个权力格局已经重新洗牌的东北。中共在东北农村影响力迅速扩大，而在城市和部分要地，国民党依托“正统”招牌仍在大力扩张。出于对“中央政权”的传统认同，他选择投奔国民党，任东北保安纵队总司令、东北行辕少将高参。这一步，既有现实考量，也折射出当时不少军人对形势判断的保守。
1946年4月，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在战场上被我军打散，国民党急需有人去重建队伍。王家善受命前往，重新整编，人数最终达到上万人。队伍成分极为复杂：有原伪满军队、警察、保安队，还有山林武装甚至土匪。许多基层军官出自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和王家善背景相近。这支杂牌军后来改称东北第四保安总队，在长春驻防一段时间。
驻防没多久，他的部队被调往辽南山区，改属新六军指挥，番号暂定为独立第九师。新六军是国民党嫡系精锐，自视甚高，对这支成分复杂的队伍并不信任。为加强控制，国民党军任命许颖担任副师长，到了部队就大幅架空王家善，很多重大决策绕过师长直接定案。这种被提防、被监视的滋味，让他心里十分郁结。
1947年夏天，东野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在东北的防线一再崩溃。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决定放弃安东一线，急于压缩战线，集中兵力保住几个大城市。独立第九师被要求在辽河、锦州之间山区游击，名义上是牵制我军，实际上处境十分危险。
等他带部队辗转来到营口时，眼前景象相当尴尬：营口几乎处于无防守状态，当地政府官员大多逃得不见踪影，城防一片空白。王家善立刻电告东北行辕，表示可接手营口防务。对焦头烂额的国民党来说，有人愿意扛这个担子再好不过，于是很快任命他为营口防守司令兼营口市市长，独九师改编为暂编58师，归52军节制。
表面上看，他终于有了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营口地形本就不利防守，他仍在短时间内组织民夫修筑外围防线，整治市区道路，疏浚辽河航道，希望通过“苦干一场”争取军政上更稳固的地位。试想一下，一个出身杂牌、履历复杂的师长，在国民党嫡系体系中想往上走，本就寸步难行，他只能用这些“政绩”说话。
结果却相当刺耳。他辛苦筹集的防务经费大半被上级机关和地方官员层层截留，真正用在营口防务上的所剩无几。更难堪的一幕发生在请求海军支援时。营口遭我军攻击，他按程序电请海军“长治号”进入辽河提供火力支持，“长治号”赶到后不久，一门主炮被我军击毁。时任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听说后，火冒三丈，立刻下令撤回军舰，还恶言痛骂：“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动我的舰艇？”这一句“你算什么东西”，折射出当时国民党内部对杂牌部队的真实态度。
没过几天，更大的打击来了。为防守辽南，52军进驻营口，随即撤销他的营口防守司令职务。之前战乱中逃跑的营口市市长袁鸿逵又趾高气扬地回来，重新坐上官位。王家善辛苦筹划的一切，瞬间化为泡影。不得不说，这一连串打击，让他对南京政府真正寒了心。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东北期间不断听到解放军连战连捷的消息，也渐渐对共产党产生好奇。东北行辕派驻营口的一名参谋王明仁，是他的学生，后来被证实确为地下党员。两人私下交谈时，王家善提出想看看介绍共产党的书籍。几本册子辗转送到他手上后，他开始对我党有了初步了解，虽然远未谈及“倒戈”，但思想上确实出现了松动。
这一时期，中共方面也在主动寻找突破口。随着战场优势扩大，东北局社会部开始系统谋划争取敌军起义。辽南战区的情报站重点关注那些既有一定兵力、又对国民党不满的将领。营口的暂编58师便被列入重点对象。
一、潜流暗涌：从真勇社到营口城
1948年前后，辽南军区在鞍山、营口周边频繁出击，歼灭不少敌军，迫使国民党在这一带的控制力日益下降。社会部辽南情报站在摸排中发现，王家善情绪波动较大，对国民党上层颇有怨言。副站长石迪据此判断：“这支部队有文章可做。”
更巧的是，原属暂编58师第三团的上尉连长张海涛，在战斗中被俘并经过教育后加入我军。他与三团团长戴逢源私人交情极好，而戴逢源的儿子、女儿又都是共产党员。组织利用这层关系，把一些材料和信息陆续送到戴逢源手中，既介绍形势，也讲清政策。
与此同时，情报站通过营口市公安局局长马洪权，发展了该局干部高文浩，由他作为中间联系人牵线搭桥，让党组织能较为隐蔽地接触到暂编58师的中下层军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说服，戴逢源在思想上先行一步，开始在王家善面前“敲边鼓”。
有一天晚上，两人在师部小会客室里边喝茶边闲聊，戴逢源试探着说：“王师长，打到现在，这仗还能怎么打？上面是把咱当人看，还是当挡箭牌？”王家善沉默好一会儿，才低声回了一句：“谁当谁的挡箭牌，心里还不明白？”这类对话，在他们之间不止发生一次。口头抱怨，渐渐变成对出路的认真讨论。
戴逢源本就是王家善最信任的老部下，在几次谈话中，他把我党关于起义的政策讲得很细，把实际战局也摆了出来：东北战场的优势已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再怎么调兵，也只是延长败局，而暂编58师所处的营口，更是在我军攻势之下难以久守。慢慢地，王家善不再简单地把“起义”当作危险话题，而把它当成一种需要认真衡量的选择。
当然，他并没有一拍脑门就下决心。吴瑞林后来回忆，王家善“野心不小”，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不少。尤其是番号问题，他希望起义后保留军级建制，“至少一个军的番号”，以示对自己多年带兵的认可。但按照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的既定方针，对起义部队的编制有严格安排，只能给予师一级番号。这一点，谈了多次也没谈妥。
二、谈与打交织：逼出来的决心
1947年10月，辽南军区曾策划过一次促成暂编58师起义的行动。当时52军副军长郑明新在营口设立前进指挥所，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王家善的制约。我方工作部门认为，正是暂编58师内部思想摇摆、外部压力陡增的时机，如果策动得当，有机会一举拿下营口而少流血。
遗憾的是，这次计划因为消息走漏不得不取消。敌军开始怀疑营口守军中有人与解放军勾连，形势极为紧张。所幸的是，王家善在此事中并未暴露。更难得的是，他在得知有地下党成员面临危险时，还设法掩护了一批人安全转移。这一点，在吴瑞林等人的回忆中被明确肯定，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并非只顾自保。
进入1948年，战局进一步倾斜。辽南军区在围攻鞍山时，已经把夺取营口纳入整体作战计划。强攻营口虽然可行，但必然付出较大代价，一旦城内敌军顽抗到底，城市及辽河沿岸设施也会遭到严重破坏。如果能让暂编58师起义，显然更符合整体利益。
此时，王家善的处境愈发微妙。营口防务被架空后，他在国民党系统中的地位日见低落，真正能倚仗的只有手中的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随时可能因战场需要被随意调遣，甚至在关键战役中充当“消耗队”。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对“起义后能否保留军级番号”格外执着，希望以此在新体系中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这种思维，带有典型旧军人色彩，既反映出个人野心，也暴露了他与新型军队观念之间的差距。
面对这种局面，我方采取的是“谈与打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继续通过情报系统、地方关系稳步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在营口周边保持压力，通过战斗行动让他看清形势。吴瑞林的态度很明确：谈可以谈，但不能把主动权完全交给对方，一旦敌军企图拖延或反复，就要用实战打掉幻想。
1948年2月，辽南军区在营口外围连续采取攻击行动，歼灭了一部分敌军，逼近城防要地。眼看营口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王家善终于主动派出代表，与我军再次进行接触。2月24日夜，辽南军区与东北局社会部辽南情报站负责人吴瑞林、石迪，和由王家善派出的代表，在秘密地点进行第二轮谈判。这一次，话题已不再停留在原则层面，而是具体到起义的时间、地点和协同方式。
经过通宵磋商，双方达成重要共识：起义时间定在2月25日晚7时，配合我军行动，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控制营口全城。番号问题上，仍然坚持“只给师级”。在这种“谈不拢”的节点上，战场态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敌我对比摆在眼前，继续等待只会坐视部队陷入被歼灭境地。到了这个关头，很多原本坚守的想法自然淡了下去。
三、会议室里的一网打尽
2月25日拂晓，营口城内仍是一片冰冷，街上的行人不多。城外，辽南军区各部已经按计划进入预定位置。城内暂编58师各级军官并不知情，多数人以为这只是又一次“加强戒备”的日常。
当天上午，王家善在师部会议室向亲信布置起义前准备，对外却表现得异常坚定。他在给上级的电报中，强调“誓与营口共存亡”，主动提出召集城防会议，建议由52军副军长郑明新主持，对营口守备进行统一部署。这样一来，可以把关键的党政军警要员集中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为一举控制制造条件。
郑明新对他虽有戒心，但表面形式上并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再加上当前形势紧急，他对这项建议颇为认可，很快同意召开会议，时间定在当天下午2时，地点就在暂编58师师部。收到通知后，营口城内的国民党军、宪兵、地方行政机构负责人纷纷赶往会场，准备参加这场看似普通、实则关乎生死的会议。
到了会议开始时，屋里坐满了人。郑明新居中而坐，其他军官、官员分列两旁。会前寒暄几句，气氛看似平常。有人还悄声说：“辽南最近动静大，今天怕是要部署一场硬仗。”没人想到，真正的“硬仗”就在眼前，而且发生在这间房间里。
会议开始后不久，王家善突然借口“去外间看电报”，从主位站起，神情看似从容。等他跨出门口，守在外面的警卫随即绷紧了神经。随着一个预先约定的手势，师部警卫连迅速行动，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扑向会议室，把门窗死死控制，几乎没有给在场人员任何反应时间。
“都不许动！”门口的警卫低声喝道，枪口同时抬起。有人刚想起身，被迅速按回椅子。郑明新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王师长，你这是干什么？”门外传进来一句简短的话：“请郑副军长安心坐会儿，外头的仗，该换个打法了。”声音不高，却足以让屋里每个人心里一沉。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营口城内的党、政、军、警要员共三十余人全部落入掌控之中。对于一个正在筹划起义的部队来说，这一步几乎等于拔掉了城防的“中枢神经”。
当天下午，营口城内仍保持着表面的平静，街上照常行走的百姓并不知道，大部分实际指挥权已经悄然转移。直到晚7时，约定的时间到来，师部门口划破夜空的三发信号弹依次升起，紧随而来的，是城外解放军部队有节奏的攻击动作。
由于各处守备部队的指挥系统在瞬间瘫痪，暂编58师之外的敌军很难形成有效抵抗。个别单位试图负隅顽抗，尤其是交警总队一度组织反扑，但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为了尽快结束抵抗，王家善亲自押着郑明新赶赴前线，用熟悉的声音对顽抗部队喊话，要求放下武器投诚。面对已经被控制的上级长官，多数基层军官不敢贸然再战，纷纷缴械。
很快，营口城内主要据点陆续被我军和起义部队接管。辽河两岸的关键码头、仓库、机关也被稳妥控制。这场看似“静悄悄”的战斗，其实在背后凝聚了长期的情报工作、复杂的心理博弈以及精确的时间配合。不得不说，相比于强攻城池，这样的结局对城内百姓来说代价小得多。
四、起义之后：番号更替与个人归宿
营口起义完成后，暂编58师很快被整编，划归东北军区序列，番号改为独立第五师。不久，又改称第167师。部队内部作了较大调整，政治工作系统全面建立，部分原来成分复杂、立场不稳的军官被分流或审查，基层骨干中则补充了不少老战士。
1948年下半年，东北战局进入决战阶段。长春在粮弹断绝、战略被动的夹击下，形势日渐恶化。1948年10月，守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决定起义，这一决定在东北战场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营口起义后的167师随后被划归到新组建的第50军序列，由曾泽生统一指挥。这种安排，一方面体现中央军委对曾泽生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起义部队的重用与整合思路。
之后，50军下辖的部分师进行调整，原150师撤销建制，167师改称150师，成为这支军队中的重要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150师随志愿军入朝作战，在异国战场上与敌军激烈交锋，再次为国家安全付出牺牲。从营口城楼到朝鲜战场，这支部队的走向，见证了东北地方武装向正规人民军队转变的全过程。
王家善个人的命运，也随着战局的推进发生转折。营口起义之后，他被安排继续带兵，身份由国民党师长变为人民解放军将领。在我军内部，对起义将领的评价有明确标准，既肯定其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又不会完全忽略其早年经历中的复杂成分。王家善在伪满时期的履历、在国民党军中的职位，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他在抗日阶段建立的“真勇社”、在营口起义中的关键作用，同样属于事实。
1955年，我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在这次授衔中，王家善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得二级解放勋章。从授衔档案可以看出，对他的评价较为明确：有抗日、起义的功绩，也有复杂经历，但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关键选择为人民立下了重要战功。这种评价方式，既不是简单的“洗白”，也不是一笔勾销，而是把各阶段的行为放在整体历史中加以衡量。
回到1948年2月那间会议室，许多细节已无法完全还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营口起义绝不是临时起意的一次“激情之举”，而是在多年战火、复杂政治和多方拉扯中逐渐形成的结果。王家善身上的矛盾，既有时代烙印，也有个人选择的痕迹。他既不是单纯的英雄，也不是简单的投机者。
在解放战争中，不少起义将领都曾在不同阵营间辗转，有的早年为伪，有的曾在国民党高位任职。就像王家善一样，他们在起义前往往会“讨价还价”，尤其在兵力、番号、待遇等问题上显得格外敏感。这种表现并不难理解——多数人是在旧军阀体系下成长起来，对番号、军衔、权力极度看重。但从结果来看，在大势已定的关头，能否真正站在人民一边，是衡量他们历史地位的关键尺度。
营口起义提供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样本：地下工作者长期渗透，情报系统细致布局，部队内部骨干先转变，再推动整体倒向；外有战场攻势形成巨大压力，内有政治工作逐步发酵，最终形成“以谈促变、以打逼变、打谈结合”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在会场里“兵不血刃”控制三十多名敌方高官，靠的远不只是一时机巧，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
1948年的营口，只是东北广阔战场上一个节点。从那年秋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类似的起义、倒戈、改编，在各大战区陆续上演。每一次转换，都伴随着个人命运的起伏，也折射出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转变的艰难过程。营口的那三发信号弹，还在很多回忆录中被提起，它们不光宣告了一座城市的易主，也宣告了一名旧军人最终作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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