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隗瀛涛(1930～2007)
隗瀛涛先生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之一，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及中国城市史等诸多学术领域成果丰硕、建树众多，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单就中国城市史领域而言，隗先生先后主编完成《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等著作，发表《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等论文，晚年领衔主持国家清史工程《清史·城市志》的纂修工作。此外，培养出大量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专业人才，为中国城市史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隗先生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学术建树及功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他不仅对中国单体城市史、区域城市史、专题城市史有着专门的精深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拓展与创新，而且在专题论文和大量著述中展现了对于城市史学理论的诸多新论，对于中国城市史学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犹如对“史学理论”可做狭义解释与广义理解一样，城市史学理论也大体可有狭义与广义的划分：狭义的城市史学理论仅指对于城市史学学科问题的理论认识，广义的城市史学理论包括了对于城市历史的理论认识和关于城市史学学科的理论认识，即包含了城市史学学科理论和城市历史理论两个层面的内容。隗瀛涛先生的城市史学理论不仅包括了关于中国城市历史发展尤其是中国近代城市历史变迁的理论创见，如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道路的分析业已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又如提出了市镇化是近代以前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等新颖论点，而且对于城市史学的学科问题即狭义的城市史学理论也阐明了较为系统的观点，为处于初步建设阶段的中国城市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促进着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笔者挂一漏万，仅从狭义的城市史学理论概念出发，试对隗先生的城市史学理论加以总结，以期对中国城市史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
中国虽有城市史研究的悠久传统，但城市史学作为史学的专门分支学科却兴起较晚；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具有多种学术源流并呈现出相互融合的态势，而对于专门的城市史学理论的研究则是处于草创阶段。隗瀛涛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工作，并始终十分重视对城市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从而与其他学者一道，对中国城市史学的形成建立了开创之功。
城市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是城市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对此，隗先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曾指出：城市史学是“历史科学和城市科学相交叉的一门新兴学科”。后来，他又在论及区域城市史有关理论问题时再次申明了城市史学所具有的交叉学科性质：“区域城市史既是区域史的一个分支，又是城市史的一个分支；确切地说，是区域史和城市史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城市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是历史科学与城市科学的交叉学科，可由区域城市史等更多分支领域组成。我们知道城市科学(Urban Sciences)是以城市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的总称，包括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地理、城市政治、城市文化、城市生态环境等诸多学科，那么，城市史学作为历史科学与城市科学的交叉学科，可由城市规划史、城市建设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管理史、城市历史地理、城市政治史、城市文化史、城市生态环境史等诸多分支领域组成。当然，城市史学的学科交叉性还表现为在历史学内部，城市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交叉领域广泛存在，如隗先生指出的区域城市史即属于其中的一种。
隗先生关于城市史学学科性质问题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思考城市史学的性质、开拓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富有启发。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具有显明的交叉学科性质，城市史学的诸多学术领域皆可视作历史学和其他与城市相关学科的交叉领域。如城市学(Urbanology)是对城市有机整体即城市系统进行全面综合性研究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为包括人、物、地在内的城市系统。城市学与城市科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与城市科学各学科对城市的割裂式研究不同，城市学将城市问题作为系统整体加以探讨。正如城市史学可以看作历史科学与城市科学的交叉学科一样，我们同样可将城市史学视为历史学与城市学的交叉学科。城市史学不仅要研究某一区域、某一时段、某一专题的城市史问题，也要研究城市历史变迁的整体与宏观问题，要从整体系统的视角研究城市史的各种问题。
二
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种独立分支学科的存在，还表现在其与史学既有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虽有密切关联，但同时具有显著的区别。隗瀛涛先生曾就此发表看法，分析指出城市史与地方史、城市志相互之间的根本区别：
地方史(包括以某一城市为研究范围的地方史)一般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写，以某一地区内(或某一城市内)发生的历史事件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虽然也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但并没有把这些内容同城市的结构和功能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地方志(包括城市志)则旨在整理、保存史实和资料，它重视的是史实和资料本身，而不是这些史实、资料与城市结构功能的关系。城市史则是在利用地方史和城市志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简而言之，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
城市史与地方史、地方志关系密切，具有共同的交叉学科领域，但其各自的研究范围和学科特点却很难区分与把握，隗先生的分析不仅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且为我们明了城市史学的特点、进一步思考城市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之一，在学科理论方面有必要探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联性，以期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如对于城市历史地理或者说历史城市地理的探讨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中，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学术繁荣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城市历史地理同样属于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城市历史地理可以看作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史学共有的交叉研究领域，后起的城市史学可从历史地理学乃至地理学中汲取有用的营养，丰富和繁荣中国城市史研究。
三
城市史研究的内容范围等问题也是城市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讨论，皮明庥、傅崇兰、朱政惠及隗先生等一批学者曾就此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促进了该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隗瀛涛先生所主张的城市结构功能及其演变构成城市史研究基本内容的观点，至今在学术界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甚至被学者称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结构一功能学派”。隗先生在《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绪论中写道：
城市史无疑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但城市是一个众多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容了一个社会所有的现象。如果不能确定它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就很难抓住城市发展史的主题，也就不能显示城市史研究的特色……
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这有利于揭示城市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律。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总是具有不同的城市结构，而不同的结构又决定了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城市各种功能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城市结构的变化。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一般是由简单初级形式向复杂高级形式演变，探讨这一演变过程，不仅能揭示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能够揭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的特殊发展规律。
城市的历史变迁在纵横的诸多层面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复杂多变的现象，要想揭示城市历史现象的本质，宏观上把握城市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抓住城市历史发展的轴线。隗先生提出的城市结构功能及其演变就牢牢地抓住了城市历史变迁的轴线，为认识城市历史发展的规律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隗先生还进一步强调应从城市地域、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政治、城市文化等五个方面来研究揭示近代中国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基本线索有两条相互推进、相互制约的主线，一是近代城市化过程，二是城市近代化过程”，所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正是其这一学术思想的具体贯彻和体现。
从城市史研究现状来看，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可以说是不同学科多有参与。城市史学作为史学分支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其他学科多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变化作为其研究对象，并且以当代研究为重点，根据需要上溯城市的历史发展；而城市史学除了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外，更重视对整体、系统的城市历史的综合、宏观研究。城市史学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自然包括了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变迁，也包括了城市圈的历史变化，更包括了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过程和城市整体的历史变化过程。城市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发展或变迁，也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的历史发展，更包括了城市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城市史研究的核心是政治、经济等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城市的历史变迁及其规律。然而，要探寻城市历史发展的线索、轴线、核心等以作为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或主要内容，并进而从宏观整体上了解城市发展的状况、把握城市历史发展的规律，将是城市史学工作者应长期思考并不断探讨的学术难题，隗先生的学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标本。
四
隗瀛涛先生还在近代中国区域城市史研究中对城市史学的研究内容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说明。他与谢放教授共同撰文《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认为近代中国区域城市史最基本的研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区域内城市体系发育演变的历史，具体包含内容有：区域内不同规模、类型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体系的总体结构和总体功能；各类城市的数量、规模、地理布局和等级结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内容和形式；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区域城市化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水平。
三是区域内的城乡关系。“近代城乡关系主要体现在城乡分离、城乡联系和城乡对立三个层面。城乡关系的变化，既有传统的延续，也有近代的演变。近代中国区域城市史应该研究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及其特点。”
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区域城市史的研究必然与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发生联系。隗先生等关于近代中国区域城市史研究基本内容的观点，不仅对开展中国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且对开展包括中国古代及现代区域城市史在内的整个历史时期区域城市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一认识也是其有关城市史学理论认识的进一步细化。
隗瀛涛先生还对城市史学的诸多相关概念有着自己的学术判断，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城市化是城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城市化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说法，隗先生对此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城市化的定义和内涵至今尚无一完整统一的解释。我们理解的城市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口流动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中的过程，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增长；(2)地域景观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城市状态在地域范围内的扩大，城市数目的增长；(3)经济领域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第二、三产业在空间上向城市集中、聚集的过程；(4)社会文化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普及。”城市化现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有不同的特色，在城市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因而造成对城市化概念界定的不同观点。关于城市化问题，应该永远是城市史研究中需要不断加以界定和讨论的问题。
五
隗瀛涛先生的城市史学理论具有较为丰富系统的内容，这些理论认识在其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并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具有指导意义。隗先生在城市史研究中重视城市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追求理论研究与具体研究并重及相互结合，在其有生之年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开辟城市史学的新的学术领域，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可以说，隗先生在中国城市史学领域的贡献属于创造性的，对于中国城市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富有诸多启迪。此外，先生重视城市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通过学生的专题科研，不断拓展延伸城市史研究的视野与时空范围，以期促进城市史学学科的快速发展。隗瀛涛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城市史学学科的建立推进，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开创性贡献。斯人已乘黄鹤去，风范留存事业续。隗先生未尽的中国城市史学事业，需要我们后学接力奋进。隗先生在城市史学方面的贡献正在且将继续推动中国，城市史学不断走向新的繁荣。（节选自《城市史研究》，2014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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