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河州、西宁对回民的的善后管控率先推行，随后推广到张家川、清水、秦安、金积堡、肃州等所有被安插、迁徙的回民聚居区。
清廷规定只要离开安置区域，哪怕是去邻村探亲、赶集、种地，都必须开路票。
流程是这样的
你去找保甲长，书面申请，写清楚：几点出门、去哪、干啥、几个人。还得找两个回民邻居给你担保，保证你按时回来，保证你不跟“乱党”勾搭。
保甲长审核完，再上报县衙。县衙官员签字盖章，才算数。
路票上写什么？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安置地、出门事由、回来时间，一式两份，你随身带一张，县衙留一张。
有效期？ 近的给一天，远的给三天，最多不超过五天。
超时不回来？担保人连坐。轻则打板子，重则流放。你自己呢？被认定为“叛逃”，清军追捕，抓到就从重处置。
路上随时有官兵查票。拿不出来？当场扣押，严刑审讯。
左宗棠自己说得明白：开路票，就是为了“防其串联，杜乱源”。
什么叫“杜乱源”？就是让你连两个人凑在一起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说“开路票”锁住了人的腿，那“禁私藏军械”就是砍掉了人的手。
清廷的要求简单粗暴：所有军械，一律上交。刀、枪、剑、矛、弓箭、火药，一件不留。
左宗棠亲自下令：私藏者，轻则杖责流放，重则就地正法。
然后呢？逐户搜查，不留死角。
你家里的柴刀、斧头，也得由保甲长统一登记、编号，只能用于农耕。私自携带外出？按“私藏军械”论处。
更狠的是“鼓励举报”。
清廷规定：举报别人私藏军械，查实后给粮食、衣物奖励。知情不报？与私藏者同罪。
于是，回民之间开始互相猜忌，互相盯着。有人怕被举报，干脆把农具都主动上交了。
还不止。清廷规定：回民不得私自开采铁矿、铜矿，不得私自锻造铁器，不得私自打磨铁器。
清水县有几个回民，自己打了把镰刀想种地用，被清军发现，杖责二十，罚款，镰刀没收。
《甘宁青史略》记载，善后期间，清军收缴军械数万件，因私藏被惩处的回民上千人，判死刑的就有几十个。
一把柴刀都要登记，一个铁匠铺都不敢开。
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回民义军的骑兵让清军吃了大亏。平定后，清廷的报复来了：
回民不得私自养马。战马不行，耕马也不行，小马驹也不行。
所有养着的马，限期上交清军。私藏不交？马没收，人杖责三十到五十，严重的流放。
汉民也不准卖马给回民。
秦安县有个汉民，卖了一匹小马驹给回民，被清军发现——杖责二十，罚款，小马驹没收。
回民想买马？那就是“违规养马”，从严惩处。
当然，也有例外。降清的崔伟、毕大才等人，经左宗棠特批，可以养几匹马“用于公务”。但数量、用途全被严格登记，丝毫不敢逾越。
其他人？想都别想。
这三根绳索之外，还有两重网。
第一重：保甲制。
十户一甲，百户一保。甲长、保长由清廷认可的“老实回民”担任。他们负责登记人口、审核路票、监督上交军械马匹，还得随时上报“异常情况”。
辖区有人违规？保甲长连坐。隐瞒不报？与违规者同罪。
这叫“以回治回”。用回民自己的手，把回民锁住。
第二重：宗教限制。
清廷认为，回民的信仰是起义的“根源”。所以
清真寺？烧了，不许重建。
阿訇？迁走，不许传教。
聚集礼拜？当场驱散，参与者打板子。
秦安县有几名回民，在自家棚屋里偷偷礼拜，被保甲长举报。清军赶来，驱散人群，每人杖责二十，棚屋拆了。
从此以后，回民连私下礼拜都不敢了，只能在家里默念。
从人身自由，到生存工具，到宗教信仰，层层锁死，一丝缝隙都不留。
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折里，把话说得很透。
他说：“回民外出必开路票，私藏军械者斩，私养马者杖责流放。”
他说：“逐户搜查军械、马匹，严格审核路票，确保管控无死角。”
他还说：“非严苛不能杜乱源，非管控不能安民心。唯有层层约束，方能永绝后患。”
同治十三年冬天，陕甘回民安置区，一片“平静”。没有人敢出门，没有人敢藏刀，没有人敢养马，没有人敢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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