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公认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但那一次危机，全球GDP仅仅衰退了1%。而1929到1933年的大萧条，全球GDP暴跌15%，美国失业率飙升至25%，同期的英、法、德等国，失业率甚至超过33%，而是迄今为止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场大衰退由美国股灾引发，由于那个年代的政府并不懂得如何救市，导致危机拖延多年，一年比一年严峻。
随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风暴席卷全球。
除了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之外，其他国家无一幸免，全都遭受重创。
从后来的眼光来看，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类运气实在太差。
先是一场世界大战，加上战后的大流感，夺走了数千万人的性命；
战后喘息没过几年，又迎来了一场大萧条，数千万人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很多人不禁想问：这场悲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目前的主流解释有三种。
其一，产业结构假说。
这一派认为大萧条的起因要追溯到1914年爆发的一战，大战逆转了欧洲与美国的产业地位。
当时欧洲是大战重灾区，四年苦战，人员伤亡、设备毁坏，使欧洲的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这让战前属于欧洲的全球市场被坐山观虎斗的美国侵吞蚕食。
好不容易等到大战打完，急需重建的欧洲各国又得向美国送出大笔设备订单。
两大因素叠加起来，让美国实现了建国以来最繁荣的局面。
但这种借来的繁荣无法持久，到了1928年，欧洲重建告一段落，狂欢就结束了，但这时美国工业的产能早被十年繁荣养大了胃口。
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扩张容易，收缩可就难。
很快，需求不足造成慢性通缩，从全面降薪到大批裁员，再到工厂倒闭，最终引发全面性的经济恐慌。
隔年的股市大崩盘只是产业结构错位的必然后果而已，单纯救股市解决不了问题，得调整产业结构，不然萧条会没完没了。
怎么调整呢？这一派的结论是供给过剩导致大萧条，所以必须增加需求面。
这一派的领军人物是凯恩斯，考虑到他的巨大名气，这也是当时最多人接受的解释。
此说逻辑清晰，简单易懂，容易传播。
后来各国遭逢经济危机时，首先被提起来的往往就是这派观点。
其二，金融系统假说。
这是美国本土派学者30年后提出的的观点，代表性人物是哈佛大学的加尔布雷斯，他是后凯恩斯学派的大师，写过不少畅销书。
关于大萧条，这两派学者的口水仗从来没停过。
简单说，这一派看重的是内部视角。
关于大萧条，他们的解释是当时美国的金融体系有内在缺陷，所以存在惊人的系统性风险。
管理规范不完善，法律灰色地带太多，于是被有些人钻了空子，搞起了投机。
本来商业银行应该只提供存放款服务，但是这样赚的太少、也太慢。
反正当时法规没有锁死，那就跨界。很快大批商业银行转型为投资银行，开始干起了代理股票上市的业务。
然后银行就拼命鼓励客户，把存款改成理财，爱拼才会赢。
当股市处于上升阶段时，的确每一季都能创造亮眼的收益。
客户赚现金，银行拿佣金，大家都开心。
不过一旦市场反转，就会玉石俱焚。
股市暴跌之下，银行只能宣布倒闭，这一下子把不炒股的客户也拖累了，最终骨牌效应压垮了十几万家企业，酿成大萧条。
根据这一派的观点，大萧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是人谋不臧放大了系统风险，才出了事。
过去半世纪，这一派学者做了很多细致研究，并据此提出了多项证券监管的建议，陆续修正掉这些系统性漏洞，因此在美国政府内部享有主导地位。
很多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的规则都是这一派学者从大萧条的惨痛教训里提炼出来的，这一派学术观点公认对金融界影响最大。
其三，货币政策假说。
这是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提出来的，这一派出现得更晚，但同样后来居上，从1980年代开始发力主导了多届美国政府的决策。
这一派的逻辑大概是美联储在一战后悄悄印钞，增加货币供给，点燃了战后大繁荣，却又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急速缩减货币供应量。
这等于是车子在高速行驶时急踩刹车，于是就翻车了。
这一派是目前最主流的解释，根据弗里德曼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在美联储成立前，美国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21%。
美联储一上来就把这个比例调整为10%，这一下货币供给暴增60%。
这种调整一开始很舒服，大战期间，宽松的银根让美国企业大肆扩产，欧洲爆发性增长的工业产品需求，替美国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在这个阶段，没有人会觉得有问题。
战后，欧洲与美国转为竞争关系，为了撑住繁荣的泡沫，美联储维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1921年货币供应量是453亿美元，1929年增加到733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发货币7.7%。这相当于拿着水桶浇灌盆栽，替美国人创造了“咆哮的二十年代”，但是，崩溃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众所周知，繁荣的派对开得越久，散会之后要收拾的残局就越多。
到了1929年春天苗头显现，一开始是地区性小银行发生挤兑，美联储应对这种小型危机的做法是收紧银根，希望把危机限制在部分地区，结果却是让股市失去资金动能，然后危机扩散，全面恐慌开始。
到了这个阶段说什么都没用了，这才是大萧条爆发的主因。
这一派也解释了大萧条为什么持续那么多年，因为这种货币理论当时没人知道，所以政府的救市药方开错了，几年下来反而越弄越糟。
等到后来这一派理论被广泛应用之后，经济危机多半都能被中途控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8年抢救金融海啸的一系列行动。
这场经济大崩溃不止摧毁了那一代人的财富，更永久地改变了人类对经济制度的看法。
当时美国人民的惨状称得上土崩瓦解，大萧条爆发后，美国的GNP（国内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连降三年，到1932年只剩410亿，这代表全民的收入一起腰斩；
工业产值下降47%，这代表近半的工厂停止营运；
美股市值下跌89%，所有人的股票几乎都只剩一折。
另外，银行也倒了一半左右。
大萧条期间，有1500万人失去工作，900万个储蓄账户清零。
这种规模的经济衰退意味着上千万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一部分人甚至陷入绝境。
根据美国政府救济总署的统计，当时全美有3400万人完全没有收入，每五个美国人就有一个处在经常性饥饿状态。
这可是世界最富的美国啊，明明前几年还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门前有车，衣食无忧，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转眼间就成了这般惨状，这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风暴。
可想而知，民众需要一个解释。
你可以想象他接下来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费雪在大萧条当中失去了名誉和财富，因为他重仓押注股市，最后房产都被拍卖。
耶鲁大学可怜这位老教授晚景凄凉，拨出一间宿舍给他安顿，才没有流落街头。
名声比他更臭的是美国总统胡佛，他算是史上最倒霉的美国总统，应该没有之一。
他在就职典礼上是这么说的：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永远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
话音刚落，美股就崩盘了。
胡佛应该不至于不懂经济，他在前两任总统哈定、柯立芝任内都出任内阁商务部长。
1928年他自己竞选时的口号就是“经济现代化”，而且他赢得相当漂亮。
那一年，共和党的胡佛大胜，以444比87的绝对优势胜选，比后来的特朗普赢得还多。
胡佛能赢这么多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他的形象非常好。
那几年欧洲还在战后的泥潭里挣扎，胡佛频繁募款援助欧洲的儿童，号称“欧洲最受欢迎的美国人”。
再者，胡佛接手的是柯立芝的大繁荣，两人同为共和党，政策天然具备延续性，所以民众对胡佛的任期充满期待，觉得好日子会一直持续。
然后灾难开始了，短短两周，美股跌去了300亿美元市值，一年内失业的美国人暴增到1500万。
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一次的危机跟之前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一种可怕的连锁反应席卷全美：股市崩溃，接着银行挤兑；银行破产，工厂资金链断裂，只能关门；工人失业，购买力进一步萎缩。
在农村，因为农产品价格也暴跌，一马车小麦运到城里，只能换一双球鞋；如果是燕麦，连这双球鞋都换不到。
所以根本没有农民愿意向城市供应食物，赔本的生意没人做。
恶性循环之下大家都在挨饿，全美国都在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总统在做什么？他答应的繁荣在哪里？
胡佛其实也在做事，危机爆发后，胡佛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他在制止政府干预经济。
是的，一个以慈善闻名的总统面对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的主要政策居然是坚决不做任何干预，防止自由市场制度被破坏。
简单来说，不管当时美国人有多惨，胡佛都拒绝以政府名义发放救济。
当时国会好不容易通过一项拯救计划，还被胡佛否决了。
他对媒体说，这是史无前例地滥用公共财产。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不解：这位总统为什么这么固执？
前几年他那么积极救助欧洲人，现在本国人出事，却不肯伸手？
现在学者普遍认为，胡佛不是疯了，反而很清醒。
当时胡佛走遍全美发表演讲，核心观点是不能干预市场，不然事情会更糟。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之前积极援助欧洲？胡佛会理直气壮地回答：那是私人捐款与志愿服务，不是政府行为，两者并不冲突。
胡佛坚持危机必须靠私人企业的努力度过，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剥夺企业的竞争力。
所以他在危机爆发后的36个月里一直维持政府收支平衡，避免发放救济造成财政赤字。
除此之外，他还提高了关税。
193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胡佛立刻签署生效。
这套法案一次性提高两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用意是鼓励美国人买本国商品，增加政府收入，保护美国农民的利益。
法案通过后，美国关税涨到历史次高位。
结果不出所料，没多久，各国推出报复性关税。
接下来几年全球贸易不断萎缩，到1932年只剩大萧条之前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美国搞关税战不但没救自己，还把全世界拖下水。
当时不是没人警告胡佛，法案还在国会讨论时就有上千名经济学家联名请愿，请求胡佛否决法案。
请愿书有三点：一、关税会推升物价，民众生活更苦；二、外国必然报复，美国出口受损；三、各国经济受挫，美国海外投资血本无归。
但胡佛看完没有改变立场，法案如期通过，灾难如期降临。
你可能会问，胡佛为什么这么固执？
其实，他在执行当时共和党的主流政策，不发放救济是共和党的主流共识，这场危机背后是深层的意识形态对抗，是美国社会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
胡佛代表的是美国传统自由主义，是右派的核心价值观，崇尚个人奋斗，反对养懒人的社会救济。
胡佛知道很多人在挨饿，但他坚信政府不能干预市场。
他认为摆脱萧条唯一正当的方式是民众自力更生，让经济自行修复。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胡佛的政策是真的很愚蠢。
但是还原到当下的情境，胡佛这样做才是理性的。
因为这在1930年代初的美国被认为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至少是共和党内有识之士的共识。
如果胡佛违反这种共识，那能不能拯救美国不知道，他肯定是没有下一届总统提名了。
在大萧条爆发后三年，右派报纸社论的论调都还是联邦政府发动救济会成为危险的先例，会像英国发失业救济金那样使整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瘫痪。
胡佛是这些共和党高层推举出来的总统，所以情况越是艰难，他越得坚持尊重自由市场机制。
胡佛任命的财政部长梅隆在回答记者有无救市计划时，他说：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场、清算房地产。
有这样的总统是穷人的悲哀，因为在他看来，贫穷是一种罪恶，更可怕的是，他不是美国唯一这样想的人。
或者这样说，大萧条时期的资本家因为有类似的道德光环护身，不但无需掏腰包来救济穷人，相反的还能反过来影响政府决策，鼓吹类似“贫穷都是自找的，破产可耻”的鬼话。
这种民意让政府可以顺水推舟，把已经很微薄的救济变得更难申请。
比如在美国东部州，想申请救济，必须证明本人所有已知亲戚都已破产借贷无门，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无异于社会性死亡。
所以很多人宁愿外出流浪，也不愿在家乡申请救济。
而且1932年9月，缅因州通过了一项法案，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
这并非特例，从马赛诸塞到俄勒冈，总共有十个州的州宪法规定破产者没资格投票。
还有更过分，在中西部的许多乡村地区，当地纳税人协会多次阻止领救济的儿童上公立学校，理由是他们的父母没有纳税，没有贡献。
这样的丑陋闹剧，1930年代初期在全美各地频繁的上演。
胡佛在当时成为全美嘲笑的对象，他的名字被加在各种事物上，用来代指贫穷。
那时，穷人们住的是“胡佛村”，吃的是“胡佛饭”，穿的是“胡佛衣”，盖的是“胡佛毯”，搭的是“胡佛车”。
在胡佛的“努力”下，他热爱的那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向美国人推向更悲惨的境地。
大萧条开始后的第四个冬季来临时，民间救济体系开始瓦解。
当纽约的记者拿这些事实质问总统时，胡佛总统却对记者说没有人挨饿，纽约的流浪汉吃得比以前还好。
在胡佛说这种话的同一个季节，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提报给国会的资料显示29人被饿死，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
当然了，胡佛看不见这些报告，因此他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问题。
那么，这位总统捍卫了这些身家巨万、自诩代表美式道德的资本家们是否真的那么充满奋斗精神呢？
那几年，民主党主导的国会频繁开听证会，大肆挖掘华尔街的弊案。
大通银行总裁亚伯特·维金、花旗银行的总裁查理斯·米切尔都被查出搞内线交易，家逃漏税。
芝加哥论坛报的发行人罗伯特·麦考密克每天在报纸上宣传爱国，但也是个逃漏税大户。
这批逃漏税名单当中，最显眼的是胡佛政府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就是刚刚那个要清算民众的家伙。
他找税务局长替他编写一份备忘录，罗列了12种合法避税的技巧。
根据国会调查的结果，这位充满“奋斗精神”的财政部长采用了其中五条建议，多年来合法的“节省了”大笔所得税，《纽约时报》把上述这些人称为“盗匪”。
显然，坐在被共和党建制派包围的白宫里的胡佛缺乏应对社会变革的勇气与眼见，共和党这批权贵无视于一战带来的巨变，拒绝把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的资源分享一点给那些即将饿死的可怜人，并把所有反对这种冷血政策的人都称之为反对派。
这样的政府是走不出大萧条的，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属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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