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云：“读史使人明智。”然而古今悬隔，沧海尚且成了桑田，人事变化之巨可想而知，更何况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又有多少史家真心相信，千年前的史事能给今人带来应对现实挑战的生活智慧？曾有出版社编辑告诉我，人文社科书籍中，不论学术专著还是通俗读物，历史类卖得最好。我想，读者恐怕不是为了追求智慧，而是被迷人的故事吸引吧？
孰知，培根诚不我欺！近日笔者翻检明末大儒王夫之（号船山）《宋论》，重读宋金采石之战一篇，不禁愕然——这不正是美以伊战争的写照吗？是耶非耶，容我细细道来，诸君自可评判。
公元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朝君主完颜亮率军南下，倾举国之力，欲一战灭宋，统一天下。金军主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和州（安徽和县），兵临长江，对岸就是著名的长江三矶之采石矶。与此同时，另一支挺进至扬州的金军取得了瓜洲大捷，彻底扫清了长江下游北岸的宋军，并让南宋赖以立国的主力——镇江屯驻大军遭受重创，宋军一时人心涣散。若非金人考虑到“瓜州（洲）江阔难渡”（周必大《亲征录》），且完颜亮本人在和州军中，当时没有从瓜洲渡江的计划，后果不堪设想。
遥想当年，隋朝韩擒虎平陈，宋初曹彬取南唐，都在采石矶渡江，完颜亮之心潮澎湃，读者自能体会。阴历十一月八日，金兵开始渡江。不料此时奉命前往芜湖督师的中书舍人（主要职责是在皇帝的政令颁布前进行审核，如果觉得不妥，可以“封驳”，即将诏书“打回去”）虞允文恰至采石犒军，他虽是一介书生，有胆有识，果断指挥一路败退至此的宋军，坚决抵抗，焚毁大部分金军船只，挫败了其渡江企图。完颜亮不得已，率军东趋扬州，转而寻求在瓜洲渡江。
完颜亮是金朝开国君主完颜阿骨打的孙子。皇统九年（1149），他发动政变，杀害了金朝第三任君主、堂兄金熙宗完颜亶，取而代之。在位期间，完颜亮是个极其强势，也极其残暴的皇帝，靠铁腕压制不同声音，一意孤行。此番南侵，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从宗室到百姓，怨气已经积聚到临界点的国家。大军出发不久，其堂弟完颜褎即在辽阳自立为帝（金世宗），并“下诏暴扬海陵（完颜亮）罪恶数十事”（《金史·世宗纪上》）。不过，采石之战前，消息可能尚未传至军中。除了战船损失惨重，金军在采石之战中的伤亡或许并不大，但这对开战以来金人的嚣张气焰，是一个沉重打击。就在大军转移至瓜洲时，国内“变天”的噩耗到达了前线，更在心理上给金军上下带来了剧烈震荡。
此时完颜亮进退维谷，刚愎自用的他孤注一掷，下了一道死命令：“三日渡江不得，将大臣尽行处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结果激起兵变，死在了自己人箭下（死后降封“海陵郡王”，并得到了恶谥“炀”）。宋朝不仅得以解除危险，甚至一度收复了南宋初年丢失的淮河以北的部分领土。
完颜亮
虞允文由此名扬天下，昭垂青史。他出身名门，是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后人。采石之战前一年，虞允文奉命出使金国。金人炫耀武力，历来会安排宋使与其比赛射箭，而虞氏“一发破的，（金）君臣惊异”（杨万里《虞公神道碑》）。采石之战后，他声誉日隆，出将入相，允为一代名臣。不过，在其一生事业中，最为后人津津乐道、最富传奇色彩的，还是采石一战。
此战具体经过，已有史家做过细致考证（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顾宏义《宋金采石之战考》）。就史实而言，王夫之的认识固然远不及现代学者精细，但他凭借宏大的视野与深邃的洞察力，纵横今古，“识其大者”，也有实证史学难以企及的发现。
一开篇，船山就说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话：“以势震人者，其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坚。其间必有非望之祸，与之相乘；非望之福，与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势之所必致也。”
无论金国发生内乱、采石以少胜多，还是金主遇弑，均事出意外。读史者恐怕大多会认为，面对倾全力南下的金朝大军，南宋逃过一劫，不无侥幸。王夫之承认，事情的进展非时人意料所及（“非望之祸”“非望之福”），但他同时强调，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理之所必有”“势之所必致”。哪怕拥有巨大优势，一方欲发起雷霆之击（“史诗怒火”“雄狮怒吼”），意图一招致命，这其实潜藏着极大风险，一旦弱小的另一方挺过了最初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局势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逆转。从船山的视角来看，自诩无敌天下的“极限施压”，是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王夫之列举了四个犯下相似错误的君主：除了完颜亮，还有春秋时期的楚灵王和吴王夫差，以及淝水之战时的前秦君主苻坚。以好细腰著称于世的楚灵王，也靠政变上台，谋杀侄子郏敖而后篡位。楚灵王三年（前538），他召集宋、蔡、陈、郑等诸侯，在楚国的申（河南南阳）举行盟会，压倒晋平公，成了霸主。其后七年灭陈，十年灭蔡，次年又亲统大军包围徐国。此时灵王志得意满，忘乎所以，问大臣子革：“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子革见风使舵，回答道：“今周与四国（齐、晋、鲁、卫）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不想灵王多年暴政，各种不满力量乘其在外，联合发难，顺利进据楚都，立灵王的弟弟公子比为王，并派人通报前线楚军：“先归复所，后者劓。”于是灵王帐下一时星散，他感叹“众怒不可犯也”（《左传》），最终自杀。
吴王夫差是吴王阖闾之子。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爆发檇李（浙江嘉兴）之战，阖闾受伤而死。夫差立志复仇，“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两年后，吴军大胜越军，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接受了勾践投降。此后十余年，日益骄纵的夫差忽视南边正在卧薪尝胆的劲敌，一意北上，争霸中原。公元前483年，吴国势力达至顶峰，夫差耀武扬威，率军远赴黄池（河南封丘），与晋定公、鲁哀公及周王室卿士单平公会盟。而勾践利用吴国空虚，起兵攻入吴都，俘虏了留守的吴太子。当千里来使不辞辛劳，向夫差飞报战败的噩耗时，夫差却担心消息泄露，一连将七位信使亲手刺死在自己的营帐中。随后吴王盛陈兵马，以开战相威胁，与晋定公争夺盟主之位，晋国最终退让。如愿当上了霸主，夫差沉醉其中，不以吴国危亡为意，颐指气使，指责鲁国对盟主不恭，一度囚禁了鲁大臣子服景伯，且在回师途中欲荡平宋国，“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左传》），经太宰伯嚭劝谏方作罢。由于此时勾践尚无力一举灭吴，夫差回国后，达成了停战协议。不过，经此一役，顶着霸主光环的吴国，实力遭到根本性的削弱，吴越关系发生了逆转。勾践没有再给夫差机会，不急不躁，谨慎行事。九年后，吴国灭亡，夫差自刭。
苻坚是氐人，也靠政变、杀害堂兄上台。公元316年，西晋灭亡，晋室南渡，偏安一隅，中原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混乱，史称“五胡乱华”，即所谓十六国时代。在北魏结束分裂（439）之前，十六国中的前秦一度曾统一北方，其完成标志恰恰是北魏前身代国的覆灭（376）。创造这一洪业的，正是苻坚。不幸的是，就在统一中原的事业完成前夕，前秦政权的灵魂人物王猛去世了（375）。王猛死前，苦口婆心劝告苻坚：“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晋书·王猛传》）前秦治下，包含了诸多军事征服的族群，至少就人口而言，氐人并不占据明显优势。军事上一往无前的辉煌表象下，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难题：如何将“五胡”熔铸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王猛最担心的，是鲜卑慕容氏（曾建立前燕，被征服前是前秦最强劲的对手）不甘心接受氐人的统治。
王猛死后，前秦依旧高歌猛进，不仅结束了北方六七十年的分裂，还将西域纳入版图，可谓盛极一时。没有了王猛，随着事业蒸蒸日上，苻坚的心态逐渐膨胀，不顾群臣劝阻，执意讨伐东晋。公元383年，前秦征召百万大军，倾国出动，上演了青史留名的淝水之战。苻坚败后，鲜卑慕容氏（后燕、西燕）、拓跋氏（代，随即改称“魏”）纷纷复国，羌人姚苌（后秦）、氐人吕光（后凉）等则脱离前秦，割据一方。一时间，如日中天的前秦土崩瓦解，苻坚本人也为姚苌缢杀。
苻坚
完颜亮也是从春风得意的事业最高峰，陡然跌落的。金初虽然控制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庞大区域，但首都在上京会宁府（黑龙江哈尔滨），这一地理格局给金朝的统治制造了难题，非迁都不足以满足日常行政的理性需求。但迁都谈何容易！这一政权的核心决策圈由女真贵族构成，这些人习惯了上京的生活，坚决反对南迁。完颜亮以强悍的手腕，力排众议，将首都迁到了燕京（改称“中都”）。他还以同样的方式，改革官制，极大加强了君主权力。凡此种种，都显示，南侵前夕，完颜亮正以前所未见的强势统治着这个国家（参拙作《再说金朝覆亡》，《文史知识》2025年第12期）。而他的结局，同样呈现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反转。
接着，船山又举了四个相反的例子：西晋名臣羊祜、隋初宰相高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后周世宗柴荣。公元280年，西晋灭吴，汉末分崩离析的天下终于重归一统。而平吴方略的总设计师羊祜，已在两年前去世了。羊祜生前长期镇守襄阳，认为灭吴不宜操之过急，积极在人才、练兵、物资、民心等方面做准备。各方面条件成熟了，自然水到渠成。遗憾的是，羊祜辞世前，条件已经成熟，却因为众多朝臣的反对，晋武帝司马炎没能下定决心。羊祜担心，一旦错过时机，局势可能发生变化。所幸司马炎不久即悔悟，遵照羊祜留下的蓝图，兴师灭吴。功成之日，“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晋书·羊祜传》）
公元581年，杨坚（隋文帝）建立隋朝，改元开皇。杨坚志在灭陈，一统宇内，这年阴历九月就令宰相高颎节度诸军南征。“时突厥屡为寇患”，不久高颎“奏请班师”，并献上了逐渐消耗陈朝实力的长远策略。开皇九年（589），晋王杨广（后日的隋炀帝）“大举伐陈，以颎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隋书·高颎传》）。高颎之于隋，与羊祜之于晋相似。
拓跋焘，鲜卑本名“佛狸伐”（简称“佛狸”），因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而广为人知。苻坚之后，再度统一北方的，正是此人。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即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宋文帝刘义隆大举北伐。北伐之初，军事进展颇为顺利，但不久魏军发动反攻，长驱直入，佛狸亲自来到了长江边，“声言欲渡江”。建康（南京）城内风声鹤唳，“民皆荷担而立”（《资治通鉴》）。话虽如此，拓跋焘控制住了激荡的壮怀，没有渡江，主动撤军北归。
柴荣则是五代最雄才大略的君主，为北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显德三年（956）至五年，柴荣三次亲征南唐（南方最重要的强敌），迫使南唐君主李璟割让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并“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他派遣使者告诉李璟：“吾与江南，大义已定，然虑后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为子孙计。”（《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可见周世宗胸有成竹，并不汲汲吞灭南唐。
柴荣
四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追求一时的表面辉煌，“自固其本”，“徐图于后”。与之相对，船山将完颜亮等人的错误，概括为：
德不足以绥，义不足以正，名无可执，衅无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于人，是浮动之气也。气者，一浮而无乎不动者也；合数十万人而动其浮气，则一夫蹶起，而九军之情皆荡。况乎不恤其内之已空，而淫于外，授人以余地，使无惮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毙者乎？
名不正，言不顺，对手并无可乘之机，仅仅凭借自己拳头大，就想一举制伏他人，这是狂妄。以狂妄的心态，出动数十万人的大军，一旦遭受挫折，全军上下会人心浮动。更何况，无视国内潜藏的危机，对外穷兵黩武，给反对者制造机会，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现今白宫执掌者的情况，与此若合符契。他不顾日益撕裂的国内社会，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不顾军事专家的一再警告，悍然开战，称之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是修辞，而是直白的事实陈述。如果王夫之活在当下，相信会预测，其结局恐怕不妙。甚者，二战后美利坚帝国开始建立、苏联解体后正式形成的全球军事霸权，这场狂妄的战争也将吹响其瓦解的号角。
自古以来，军队人数就是震慑对手的重要武器。仅仅听闻“百万大军”即将到来，弱势一方或许就不战自溃。而船山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神话”效应，其实一支规模较小但精悍且凝聚力强的军队，可能比一支庞大的军队更有优势。比如数十万人的部队，不可能都是精兵，必然包含相当数量战斗力较弱的士卒，这不仅容易制造内部矛盾，还会从身体上、精神上拖累精兵，使其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同样，规模大意味着将领多，不免良莠不齐。众口难调，相互间争多论少，主帅稍一不慎，就可能引发厚此薄彼的抱怨。进攻时不愿当出头鸟，免得牺牲自己，反而成就了他人；撤退则争先恐后，都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更何况，人数虽众，战场空间终究是有限的，决战时能投入战斗的，往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淝水之战，前秦军队就是如此）。而直接面对敌人的，往往自恃有强大援军，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斗志不够顽强，士气易受摧折。
如何将一支庞大军队拧成一股绳，做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个巨大难题。刘邦与韩信评论诸将高下，问及他对两人自身的看法，韩信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而益善”（《史记·淮阴侯列传》）。没有韩信的天才，统领数十万大军，恐怕只会制造灾难。
尽管现代战争日益倚重科技，但军队规模仍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因素——俄乌冲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美利坚惯于拉上众多盟友，组成联军，以增强威慑力。从王夫之的视角看，狂妄者以数量震慑对手，反而作茧自缚。所谓盟友，所谓联军，其实各怀鬼胎。战事顺利时摇旗呐喊，不可一世，一旦遭遇不测，首先考虑的都是自保。
“如是，则以我孤立之军，敌彼云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如果没有凭一己之力决一雌雄的魄力，妄图靠拉拢盟友，拼凑联军，以声势唬人，有识者适见其心虚而已。“谢安谈笑而待捷书”，“非幸也，实有其可以相御之理也”！
面对张牙舞爪、泰山压顶般的对手，无须恐慌，“凝立以待其自毙者，固必有道矣”。自力更生，内部团结，才是硬道理。“现代史学之父”兰克如此界定“大国”：“这个国家必须能够抵御一切集中起来的他国力量而维持自身”，“一个无须任何盟约便可自立的力量”（《诸大国》）。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拥有真正的独立与自由，民族才能赢得精神独立，才能成熟，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自助者天助之。欧洲国家依赖欧洲之外的同盟，只会加速自身的衰落。附带说一句，贸易战也是战争，道理并无不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