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五，湖北尹隆河边，大清朝一位一等爵爷眼瞅着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这人正是李鸿章手底下的头号战将，刘铭传。
这时候的他，哪还有半点官老爷的威风，顶戴花翎早扔到一边，像个地痞无赖似的直接坐在泥地上。
身边能喘气的亲兵凑不够一百号人，外头却是成千上万精锐的捻军骑兵，包围圈勒得越来越紧。
按常理，刘铭传这仗不该打成这副德行。
他手里攥着的“铭军”，那是当时国内装备最顶尖的队伍，清一色的英国恩菲尔德P1853步枪，还有法国造的米涅枪，甚至还要加上一支独立的炮兵队。
单论火力，收拾对面的冷兵器骑兵简直是降维打击。
可偏偏就是输了。
坏就坏在他心里的那把算盘打错了。
原定计划是早晨七点跟友军一块儿动手，可他心里惦记着独吞“平定捻军”的头功，愣是把时间提早了两个钟头，五点钟（卯时）就自作主张渡河开打。
结果脚跟还没站稳，就被机动性极强的捻军骑兵瞬间切断，围了个严严实实。
就在心里彻底凉透的时候，东边突然有了动静。
漫天的尘土把太阳都遮住了，一面绣着“霆”字的大旗在风里刮得哗哗作响。
那个约好七点钟才到的人，掐着点来了。
来者名叫鲍超，晚清湘军里头号猛人。
接下来的这场恶仗，不光把刘铭传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更在这个洋枪洋炮横行的年代，给所有人上了一课：战争最原始的逻辑，从来没变过。
鲍超到底是号什么人物？
要是把曾国藩比作湘军的大脑，李鸿章比作湘军的钱袋子，那鲍超就是这支队伍嘴里最锋利的那颗獠牙。
早在咸丰七年（1857）的一个大半夜，他就该去阎王爷那报道了。
那会儿他被抬进九江的湘军大营，军医瞅一眼都直摇头：左胳膊断了，右腿被扎了个对穿，最渗人的是脑门上赫然一个手指粗的窟窿，白花花的脑浆都往外冒。
谁知道三天后，这人竟然醒了；更神的是，两个月后，这人又活蹦乱跳地上战场了。
这事儿医书上没法解释，只能说有种人天生就是为打仗生的。
鲍超给自己立的规矩就一句话：“命该活着，顶着箭雨也死不了；命该归西，当缩头乌龟也活不成”。
这话听着像个亡命赌徒，可真到了战场上，反倒是一种极度冷静的生存智慧。
咱们瞅瞅他在1856年底做过的一个决断。
那时候，鲍超领着三千刚招募的新兵蛋子（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霆军”雏形），在湖北黄梅县的一座破庙——意生寺，迎头撞上了太平天国最能打的英王陈玉成。
陈玉成手底下可是足足四万人。
三千对四万，而且对方还是刚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虎狼之师。
摆在鲍超跟前的路，就那么两条：
头一条：缩起来等救援。
这是常规套路，绝大多数清军将领都会这么干。
可结局八成是被陈玉成围点打援，最后粮断人亡。
第二条：跑。
当时周边的湘军主力为了躲陈玉成的锋芒，基本都溜干净了。
鲍超却选了第三条路：对攻。
这决定在旁人看来纯属脑子进水，可在鲍超的账本里，这是唯一的活路。
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防守就是等死，因为心里那道防线肯定比城墙先塌。
只有反客为主，打出一股不要命的狠劲，才有可能把对方的心态冲崩。
他对底下的弟兄撂下狠话：对面有五座营盘，你们挑四座，最大最难啃的那座留给我。
结果这三千人跟疯狗一样，一遍遍往陈玉成的阵地上扑。
从天亮杀到天黑，鲍超自己手脚全是伤，满脸是血地带头冲。
这种打法完全超出了陈玉成的认知范围。
陈玉成躲在指挥所里看着这群“疯子”，心态彻底崩了。
四万大军愣是被三千人冲得七零八落，陈玉成最后只能“只身逃跑”。
这就是鲍超的逻辑：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在冷热兵器混杂的时代，那股子心气儿往往比人头数更管用。
镜头切回1867年的尹隆河。
当鲍超带着他的“霆军”杀到战场时，围攻刘铭传的捻军头领赖文光、任化邦乐坏了。
在他们眼里，这简直是买一送一。
这帮人扯着嗓子喊：“今天宰了刘铭传，捉了鲍超，直接一路向西杀过去！”
捻军的骑兵调转马头，像潮水一样朝着鲍超的步兵方阵卷过来。
这时候，装备比刘铭传差了一大截的鲍超，拿什么翻盘？
靠的是一种残酷到极点的“组织算法”。
鲍超心里门儿清，他手底下的兵大多是亡命徒，想让他们在骑兵的铁蹄下死战不退，就得立一套比敌人更吓人的规矩。
这就是“霆军”出了名的督阵法，俗称“连坐斩杀制”：
开打的时候，什长（队长）顶在最前头，士兵敢退，砍士兵；
哨官（百夫长）提着大刀站在后头，什长敢退，砍什长；
营官带着亲兵再往后站，哨官敢退，砍哨官；
分统负责督阵，营官敢退，砍营官；
鲍超自己坐镇中间，分统敢退，砍分统。
这套规矩狠是真狠，但也真好使。
它把战场变成了一条只能往前走的单行道。
对于霆军的士兵来说，往前冲没准是个死，往后缩那是铁定是个死。
于是，尹隆河边上演了让人惊掉下巴的一幕。
面对最擅长骑兵冲锋的捻军，刘铭传的洋枪队垮了，可鲍超的肉搏部队却像钉子一样扎在泥地里。
这是实打实的白刃战，从大清早一直砍到日落西山。
霆军的士兵在严酷军法的逼迫下，爆发出了野兽一样的战斗力，硬是用血肉之躯扛住了骑兵的冲击，甚至开始反推。
捻军引以为傲的速度优势，在这一帮“不要命”的死缠烂打面前彻底失灵了。
折腾到最后，捻军主力被全歼，赖文光、任化邦光杆司令捡了条命跑了。
刘铭传捡回一条命，朝廷的心腹大患捻军也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
鲍超这辈子，打了五百多场仗，身上留了一百多处伤疤，可从来没输过。
不管是对付太平天国的陈玉成、李秀成，还是北方的捻军，甚至是后来面对沙俄和法国人的挑衅，他都是朝廷手里最好使的一张王牌。
曾国藩和胡林翼甚至专门定了个方针：把鲍超的霆军当成“大本营战略预备队”，哪块骨头最硬，就把鲍超往哪调。
到了19世纪80年代，面对沙俄在新疆伊犁找茬，左宗棠抬着棺材出征，同时也向朝廷点名要鲍超复出。
俄国人派人摸了一圈底，发现中国在这个方向把鲍超这种狠人都摆出来了，权衡利弊之后，乖乖把伊犁还了回来。
英国驻俄公使不由得感叹：“中国竟然逼着俄国把吞进肚子里的地盘又吐了出来。”
1886年，鲍超病死，谥号“忠壮”。
跟那些一肚子算计、在官场上左右逢源的同僚比起来，鲍超活得特别纯粹。
他没曾国藩那么多弯弯绕，没李鸿章那么圆滑，甚至连刘铭传的那点运气都没有。
他只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只要我不怕死，死的就是别人。
历史没有如果，但后人常琢磨：甲午战争那会儿，要是鲍超带着他的霆军守在平壤或者辽东，面对日本人，局面会不会不一样？
至少，他绝不会像叶志超那个怂包，一口气狂奔五百里，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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