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孙殿英率部炸开清东陵地宫，掘慈禧、盗乾隆，稀世珍宝被装了几十箱运走，大批国宝流失海外。
他靠行贿打点逃过一劫，却留下骂名千古，后来又反复投靠军阀，甚至投降日军，直至1947年在汤阴被俘，烟瘾发作死于狱中。
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按理说，后代难免被阴影笼罩，可没想到，他的儿子却是个万人敬仰的大人物。
那么，孙殿英的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为何被万人敬仰？
孙殿英，1889年出生在河南永城县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
父亲孙玉林是个游手好闲之人，整日混迹市井，靠偷鸡摸狗、替人出头为生，性格张扬，却无半分谋生本事。
后来一次与人冲突，持刀伤人，最终被官府处决，父亲的暴烈与草莽，在村里留下恶名，也在幼小的孙殿英心中埋下一颗躁动的种子。
父亲死后，母亲苏氏带着他回到娘家生活，日子清苦，靠亲戚接济度日。
可也正因愧疚与怜惜，母亲对这个独子格外溺爱，无论闯下什么祸，只要他哭闹几声，母亲总会出面善后。
久而久之，他渐渐习惯了“闯祸有人兜底”的生活。
七岁那年，母亲省吃俭用把他送进私塾，盼他读书出头，可他坐不住，听不进，常在课堂上与同窗起冲突。
一次因打架被先生严厉责罚，当众挨了板子。少年自尊受辱，心中愤恨难消。
当天夜里，他趁无人看守，点燃柴草，一把火烧了学堂，从那之后，孙殿英彻底告别书本，投向市井。
少年时期的他混迹赌场、茶楼、庙会之间，加入民间帮会“庙会道”。
在这里，他学到的不是仁义礼智，而是察言观色、赌术骗术。
靠着这套手法，他在赌桌上屡屡得手，攒下第一笔“不义之财”。
有了钱，他开始购买枪支，结交亡命之徒，招揽地痞流氓。
1922年前后，他投靠丁香玲，当上机枪连连长；随后趁战乱扩充兵力，自立山头。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趁主力调动之机哗变，队伍一度扩充至数千人。
但他从不恋旧主，见风向有变，便立即转投他人，一个接一个靠山，被他当成垫脚石。
1928年，北伐军推进，张宗昌失势，孙殿英迅速改旗易帜，被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
1928年春，孙殿英的第十二军驻扎在河北遵化一带，营地距清东陵不过数十里。
那片山峦之间，埋葬着清朝几代帝王，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还有权倾一时的慈禧太后。
昔日帝陵森严，禁卫重重；可清朝覆灭后，守陵官员裁撤，兵丁遣散，偌大陵区日渐荒凉。
彼时的孙殿英，正为军饷发愁，部队改编之后，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可蒋介石忙于军阀混战，对这支杂牌军并不上心。
粮饷拖欠，军心浮动，兵痞们嚷着要钱，军官们暗地里盘算去路。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土匪马福田盘踞马兰峪，意图盗挖清东陵。
听到这个风声，孙殿英沉默了片刻，别人能动的念头，他为什么不能动？
他迅速调兵遣将，以“围剿马福田残部”为名，率兵进入马兰峪。
马福田不过百十号人，哪里敌得过正规军，仓皇败走，孙殿英名正言顺进驻东陵一带。
随后，他贴出告示，宣称要在此地进行“军事演习”，并继续“清剿匪患”。
陵区方圆数十里被封锁，百姓被驱离，闲杂人等一律不许靠近。
1928年7月初，孙殿英命工兵营寻找慈禧定东陵地宫入口，石门厚重，砖墙坚固，撬不开，挖不动。
他不耐烦地挥手，下令：“上炸药。”
几百斤炸药被埋在石门下方，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三吨重的汉白玉石门被炸出缺口。
地宫敞开，士兵们蜂拥而入，墓室之内，灯火摇曳。供桌、棺椁、金银珠宝映入眼帘。
殉葬品堆积如山，有人撬棺，有人掀箱，有人直接把珠宝塞进怀里。
慈禧棺椁被撬开，陪葬珍宝被劫掠一空，传说中那颗夜明珠被取出，翡翠西瓜也被装箱带走。
盗完定东陵，孙殿英并未收手，他又如法炮制，炸开乾隆裕陵。
乾隆墓室富丽堂皇，珍宝同样惊人。九龙宝剑、嵌宝朝珠、各类金银器物被逐一清点装箱。
孙殿英甚至亲自入墓“点视宝物”，命人封箱盖章，再运回军营。
七天七夜，四五十箱珍宝被装上军车运走，车队在山路上辗转前行。
纸终究包不住火，盗墓消息迅速传遍各地，报纸竞相刊登。
天津的溥仪闻讯震怒，致电南京要求严惩；社会各界谴责之声此起彼伏，舆论汹涌，矛头直指孙殿英。
但在那个权钱交织的年代，风波可以用“打点”化解，于是，盗得的宝物成了筹码。
朝珠送给戴笠，宝剑送给何应钦，夜明珠与翡翠西瓜辗转流向高层人物。
南京成立专案组查办此案，声势浩大，却最终雷声大雨点小，案子不了了之，孙殿英毫发无损。
东陵盗宝之后，孙殿英并没有就此沉寂，1930年前后，他又随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兵败后转投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率部北上抗日，担任晋察冀游击司令，在热河一带与日军交锋，那段时间，他确实打过几仗，也算为抗战出过力。
1943年5月，日军大举进攻太行山区，孙殿英所部被围，在生死与利益之间，他选择了保全自己，率部投降日军，成为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日本投降后，他又摇身一变，重新归入蒋介石麾下，被委任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三纵队司令，驻守豫北重镇汤阴。
1947年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北战役，5月2日，汤阴城被攻克，孙殿英所部溃败，他本人被俘。
被押到解放军指挥部时，这位昔日军长神色惶恐，他劣迹斑斑，以为等待自己的，或许是一颗子弹。
可刘伯承并未立刻审讯，反而念及抗战时期，孙殿英曾在某些情况下给八路军让过路，甚至提供过枪支。
刘伯承没有忘记这些细节，饭桌上，他没有辱骂，也没有冷眼，只是平静地让人给孙殿英端上一碗饭。
随后，他被押往晋冀鲁豫军区军法处关押，监押期间，并未遭受苛待，安排警务员照料生活，请医生诊治旧疾，一切按规矩来。
但几十年吸食鸦片的恶习，早已侵蚀了他的身体，烟瘾发作时，他浑身发抖，腹泻不止。
军法处甚至设法购得少量鸦片，尝试以递减方式为他戒毒，可多年积毒，已成顽疾，医生束手无策。
1947年9月30日，孙殿英因“烟后痢”发作去世。
孙殿英在狱中病逝时，他的儿子孙天义不过16岁。
那一年，他正处在人生最敏感的年纪，父亲的名字早已在社会上留下污点，“东陵大盗”的称号像阴影一样罩在这个家庭上。
外界的议论、指指点点，并不会因为孩子年少而有所减轻，真正支撑这个家的，是他的母亲刘清贞。
刘清贞出身书香门第，与孙殿英性格迥异，她清楚丈夫一生的功过，更明白东陵之事给后人留下的骂名。
孙殿英去世后，她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不是为丈夫辩解，而是立下家规：不准留下一件东陵宝物。
这种态度，无形中影响了孙天义，他从小喜爱读书，性格沉静，与父亲截然不同。
1952年，他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进入高校任教，后来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从讲师到教授，再到院长。
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作风，他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教育界站稳脚跟。
1959年，他第一次来到陕西黄陵，站在桥山之上，见到黄帝陵。
他静静站在轩辕庙前，心里涌上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这里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是无数炎黄子孙心中的精神坐标。
可他也看到陵区面积狭小，设施简陋，保护措施薄弱，与它所承载的象征意义相比，现实显得格外单薄。
1992年，他出任黄帝陵基金会副会长，两年后担任会长，他已是教育界知名人物，本可安享清誉，却选择把更多精力投向陵园建设。
出国讲学时，他也不忘在演讲间隙提及陵园保护，争取海外华人支持。
他明确表示，不领工资，不报销个人开支，所有资金必须专款专用。
他对账目严格把关，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生怕有一分不清不楚。
一期工程在2001年竣工，陵园面貌焕然一新，轩辕庙修缮一新，黄帝陵逐渐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祭祖的重要场所。
每逢清明、公祭之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齐聚黄帝陵，焚香致敬，鼓乐悠扬。
很少有人会想到，站在幕后筹划、奔走、守护这一切的人，竟是“东陵大盗”的儿子。
可也正因如此，这段父子之间的命运反差，才更显得意味深长。
历史不会因出身而否定一个人，真正决定命运的，从来不是父辈的影子，而是自己走向光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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