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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春,兰州城里的甘肃绥靖公署门口,马家来的小厮抬着一个食盒,盖布揭开,里头是一对粉嘟嘟的寿桃,鲜面皮,看着跟寻常喜面点没两样。

朱绍良笑眯眯接下,等人走了,亲手一掰——里面咣当一声,是金的。马步芳这趟手笔,把这位见过大场面的西北实权人物也镇住了。

要说民国军阀里头谁最会送礼,北边几个,谁也比不过马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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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朱绍良从南京一路西行,到兰州接任甘肃省主席。这人来头不小,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一路念出来,跟蒋介石是校友圈里的旧识,北伐、围剿都跟着干过,妥妥的中央军嫡系。

蒋介石派他来甘肃,因为西北那几股马家势力盘根错节,得有个自己人坐在那儿压住盘子。

朱绍良也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不是甘肃人,在西北一没兵二没人脉,光杆司令一个。他自己一开始不愿意来,几次写信给南京推辞,蒋介石不允,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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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兰州,他一边伸手拉拢地方士绅,一边对几股大军阀客客气气,谁也不得罪,这就给了马步芳一个机会。

那时候马步芳还没当上青海省主席,头衔是青海省政府委员、新编第九师师长。叔叔马麟才是省主席,但兵权在他手里。一个有兵没名分的人,最怕中央哪天派人来收拾他,所以马步芳得早早给自己找靠山。

朱绍良就是最近的那棵大树。

兰州到西宁的电报、信使,几乎天天有马家的人在跑。

马步芳给朱绍良送的东西,最初不算夸张,无非是青海特产——紫羔皮、鹿茸、麝香、虫草,这些东西西宁多,兰州稀罕,送了人显得有诚意,又不至于让人觉得他在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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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加码,送过几匹好马,送过西宁城里手工最精的回民工匠打的银器。

朱绍良也照单全收,他这人有个习惯,礼物来者不拒,但收完了不一定办事。马步芳心里也犯嘀咕,这棵大树到底靠得住靠不住?

很快,一个事儿就把这层关系彻底拉到了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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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下半年,南京突然来了一道令: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带着四十一军开赴青海,名义上是去屯垦,实际上谁都看得出这是去摘桃子的。

孙殿英这人,前些年挖了清东陵,声名狼藉,但手里握着六七万兵,在华北混不下去了,蒋介石顺水推舟,把他往西北一扔,既腾出了地盘,又能拿马家几股力量去消耗他,一石二鸟。

消息传到西宁,马步芳整宿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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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盘小,人口少,他这点家底要是被孙殿英占了,马家几代人的经营就全完了。他叔叔马麟连开了几次会,派人到南京活动,要求蒋介石撤回成命,蒋介石不松口。

不光不松口,孙殿英这边已经在五原一带集结兵马,粮草、辎重一车一车往西运,摆明了真要来。

光在南京活动没用,真正能挡住孙殿英的,是兰州。

为啥?孙殿英要进青海,必经甘肃。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是谁?朱绍良。朱绍良要是给孙殿英开绿灯,补给、过境、空中支援,样样都顺;朱绍良要是装病躺着不动,孙殿英寸步难行。

马步芳想明白这一节,立刻把"礼"的级别往上拉了好几档。

紫羔皮没了,换成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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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是金条、金锭这么实诚地送太显眼。马家给金子加工的手段花样百出:做成佛像、做成首饰、做成生活摆件,甚至做成厨房里头常见的物件。

坊间一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马步芳给朱绍良送过一对寿桃,外头一层薄薄的面皮,里头是足金,沉得能压秤,样子又不张扬。送进门像是寻常贺寿的点心,主人吩咐厨房放好,过两天独自一掰,里头乾坤就出来了。

为啥要做成寿桃这种花样?也是马家人精明。直送金条,一是数目记得清,日后落把柄;二是收的人也膈应,等于明摆着收贿赂。

做成寿桃就不一样了,是个面点,是个心意,是西北人逢年过节的礼数。收的人体面,送的人也体面,真要哪天有人查问,一对桃子能值几个钱?等关起门来一掰开,事儿就成了。

更关键的是,马步芳一边送朱绍良,一边还送陈立夫、何应钦。

这几个名字一报出来,就知道他打的是个什么牌局。他不是在贿赂一个人,他是在围着南京这一圈关键节点,把每一个能影响蒋介石决策的人都摸了个透。

孙殿英呢?他也不傻,也派人去送朱绍良黄金。孙殿英在西进之前,曾专门送朱绍良一批黄金,希望他放行。这一仗,还没开打,先在朱绍良的客厅里头较上劲了。

只不过,马步芳送得比孙殿英早,送得比孙殿英勤,送得也比孙殿英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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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带着兵从绥远一路西进,1933年底到了宁夏边上。马鸿逵的部队顶在前头,马步芳带着四万人从青海东出增援,马鸿宾也来了,"四马拒孙"的大战正式开打。

仗打得很惨。

孙殿英攻平罗、攻磴口,三次想偷袭马鸿逵的阵地,头两次被马家军大刀队砍翻在城头上。第三次正准备再来,天上突然出现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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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兰州飞过来的。

朱绍良调了三架飞机,飞临宁夏满达桥一带,对着孙殿英的指挥部一通轰炸。这一下,马家军士气大振,孙殿英的人马连退三舍。

要知道那年头,西北地面上能调动飞机的人没几个。朱绍良这一手,等于把南京的态度给亮了,他站在马家这一边,蒋介石也就默认了。

事情到这儿,朱绍良的态度算是亮出来了。

这三架飞机,在民国西北的天空上飞过去,看起来只是个小动作,但在整个战局里头,是压垮孙殿英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战三败之后,孙殿英的粮饷弹药都接不上,阎锡山原本答应给的物资也黄了,他的部队从一支远征军,变成了一支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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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孙殿英部彻底败退,被各路兵马合围,缴枪缴炮。这位挖过清东陵的"东陵大盗",从此再也没翻过身。后来辗转流落,最后在1947年汤阴战役里被解放军俘虏,病死在押解途中。

马步芳算得太精了,他没正面跟南京顶,也没靠拼命打仗一条路硬撑。他知道兰州的朱绍良才是这盘棋的真正棋眼,他把礼送到了点子上,把人情做到了刀刃上。

仗一打完,马步芳立马摇身一变。新编第九师升格为正规陆军第100师,接着扩为新编第2军,他从师长升到军长。

三年之后,叔叔马麟"主动辞职",马步芳代理青海省主席,从此青海这块地,姓马的,只剩他一个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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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良呢?1935年被授陆军二级上将,兼西北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西北一带,他是真正的实权人物。

这两个人此后还要打交道很多年,马步芳每年的"孝敬"从没断过。逢年过节、朱家添丁、朱母祝寿,西宁那边总有马步芳的人带着东西到兰州。

一回生二回熟,后来朱家厨房收到的礼盒,都不用拆,管家直接送进库房,日子久了,堆得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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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打以后,朱绍良调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又当了重庆行辕主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他坐飞机去了台湾,从此再没回大陆。

马步芳呢,1949年兵败如山倒,他也跑了。

先到台湾,被蒋介石以"玩忽职守"撤了职;掏出两千两黄金,买通蒋介石身边的元老吴忠信,这才放他出国;又花了三千两黄金买出国护照,带着两百多口人,飞往沙特阿拉伯麦加,说是去朝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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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完了,他没回来。先在开罗买了两幢楼,后来又搬到沙特,1957年还混了个台湾驻沙特"大使"的头衔。1975年,死在沙特,享年73岁。

朱绍良走得比他早,1963年在台北脑溢血去世,蒋介石亲临悼念,题了"勋劳永念"的挽额,死后追晋陆军一级上将。

两个人的晚年,一个客死异邦,一个备享哀荣,差别大得很。

当年兰州城那段交情,谁也没在公开场合提过。那些藏在面皮里的金疙瘩,那些借着佛像送出去的黄货,那些客客气气的拜帖和回礼,大半都随着时局,散在了沙漠和海峡两边。

朱绍良在台湾的最后那些年,公开身份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委员,挂的都是虚职。蒋介石对他客气,但不再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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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前西北王"晚年深居简出,连老部下的回忆录里关于他的章节都不多。倒是马步芳那边,在沙特还时不时托人打听兰州的旧事,据说有一回听人提起朱绍良病逝的消息,沉默了很久,什么也没说。

那对寿桃,后来到底是化成了金条,还是化成了别的什么,谁也说不清。朱绍良带去台湾的箱子里有些什么,他自己没说,家人也没说。

倒是有件事,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1934年那场仗打完,马步芳给手下人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枪打不过的事,有时候,一对寿桃就办成了。

这话说得糙,理却不糙。一个西北军阀,靠着送礼送出了半个西北的天下,这种本事,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