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芳在沙特对侄女做出不当行为并欺压侨民,侄女当众八百人面前怒骂其无耻
1920年代的酉卯之交,青海西宁的督办公署里暗流涌动。马麒去世后,马麟与侄子马步芳的权势较量愈演愈烈,年长的马步青被排挤在外,家族正在重排座次。短暂联手的父辈、叔辈、兄弟,靠着枪杆子与商路巧取豪夺,渐渐成就“马家王国”。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武力为后盾的封闭权力结构,为日后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悲剧埋下伏笔。
时间推到1949年8月。兰州战役硝烟未散,第一野战军突破黄河防线,马家军主力瞬间崩盘。失去退路的马步芳并未像兄长那样挨到最后,他带着两百多名心腹挤上一架运输机,辗转重庆、广州,再飞台北。蒋介石刚在溪口复任“总统”,却对这位“骡马将军”早已心生倦意,干脆摘掉青海省主席的帽子,让他自谋出路。对马步芳来说,剩下的只有握在手里的金条和旧部。
1950年初冬,香港启德机场的夜色黯淡。马步芳把一只沉甸甸的皮箱悄悄托付给熟识的商人,据说里面尽是熠熠生辉的黄金条。几周后,他出现在沙特吉达,披上“朝圣”的外衣,换来了暂居许可。再过一年,他又把重心挪到埃及,斥资购买了一幢带拱廊的欧式大楼:三层自住,三层办公,其余对外招租。对外宣称“推展侨务”,实则重建自己的“小朝廷”。
埃及当时华商活跃,却普遍囊中羞涩。马家人倒好,住洋房、养警卫、请厨子,一副照搬西宁总督府的派头。堂弟马步隆携妻女随行,月薪区区15美元,仍需打点家眷。拮据之下,他默认大女儿马月兰到伯父府上“帮忙”。女孩还不到十五岁,白日里端茶递水、夜里守在走廊候命,渐渐失去学业,连朋友也不能随便来往。外人只见她总低头快步,没人知道她在楼里经历了什么。
1956年,埃及与新中国建交。马步芳心生警惕,匆匆卖掉大厦,率人南下沙特。吉达的新宅比开罗更奢华,可屋内规矩更紧。马步芳挂名“中华民国驻沙特代表”,第一桩事不是签公文,而是收走在地近千名侨民的护照。人若想回台湾,先得“请示长官”。护照一日不到手,生计就像被人攥住喉咙。
家族成员也被那只无形的手攥着。马月兰十八岁生日刚过,马步芳忽然宣布要纳她为妻。马步隆碍于经济和血缘,只能默许。更荒唐的是,马步芳又把主意打到她妹妹身上。母亲蒋云梅忍无可忍,连夜收拾细软,领着女儿乘车奔向麦加。沙漠公路漫长,驾驶员回头看她们一次又一次,目光里全是惊慌。
马步芳岂肯罢休,派人追截。逃亡暂告一段落后,马月兰独自返回吉达,躲进友人宋选铨夫人的宅邸。一天深夜,铁门被拍得山响,持枪侍从要求交人。沙特巡警赶来,外交豁免这回没能当盾牌,几名护卫被当场带走。阳台上,马月兰披着外衣,冲着下方聚拢的侨民与邻居高声质问伯父的所作所为。她用阿拉伯语和中文轮番喊话,七八百双眼睛注视着那幢白墙别墅,议论声此起彼伏。那一刻,旧日军阀的威势被陌生的街道和异国语言层层剥落。
“我不能再等,带我走。”她低声对宋夫人说。不久,台北方面在多家报纸披露此事,虽未对马步芳究责,却不得不收回了他掌握护照的权限。1961年,他象征性地递交辞呈,被归为“半退役人员”,从此只能在红海岸边的宅邸里,与往昔荣光相互消磨。侨民拿回证件,各奔前程;马月兰辗转返台,后来嫁作人妇,极少再提旧事。
1975年夏,72岁的马步芳病逝吉达。遗嘱中仍自称“青海王”。财产数额外界说法不一,只知那幢购自埃及时期的大楼早已易手。权力的余温散尽,沙尘吹过空阔庭院,昔日西北马家军的号角,再也无人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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