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岁末，在山东邹县的日本兵营里，有个叫藤田的宪兵正趴在桌上记日记。
按理说，干他这行的应该写点儿怎么抓游击队、怎么管治安的事儿。
可偏偏，那阵子他的日记本全被一个叫王襄宸的中国汉子给占满了。
藤田一笔一画地，把这人的破事儿像记账一样写了个清清楚楚。
这姓王的到底是何许人也？
那会儿他正当着邹县的伪县长。
藤田费那劲记他，可不是因为良心发现，纯粹是被王襄宸那股子贪相给惊着了。
即便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日本兵，瞧见他搜刮钱财的手段，也得直呼长见识。
里面的门道挺值得琢磨：一个连祖宗都能卖的软骨头，在大兵压境的时候，是靠啥法子稳住乌纱帽的？
又是怎么把老乡们的最后一点血汗钱都给榨干的？
你要是把他的套路拆开看，这人哪只是个卖国贼啊，他分明是个钻研“独家买卖”和“权力变现”的高手，简直贪到了骨子里。
王襄宸爬上去的头一步，叫作“政治投资”。
三十八年那阵子鬼子刚踏进城门，满城百姓都吓得缩了脖子。
他倒好，不仅头一个举着膏药旗去接驾，还不知道打哪儿搜罗来几个姑娘，送去给东洋军官“解乏”。
在鬼子看来，这小子确实够“上道”。
这么着，县长的位子就此稳稳落到了他手里。
王襄宸心里的小算盘拨拉得极响：兵荒马乱的，只要靠上东洋人这棵大树，在这块地界儿上，他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权柄一捏，他立马搞起了他的暴利模型：衙门垄断。
他最先盯上的肥肉是打官司。
沦陷那阵子，老百姓要告状就得写纸。
王襄宸当场下死命令：谁也不准使自个儿带的纸，必须买县衙门印的那种专供货。
一张薄纸要卖两块大洋。
搁在当时，这简直是离谱的高价。
若是想使自个儿准备的，成，先交十块钱的“开路费”。
要是想找人代笔，还得另掏腰包。
等到把纸递上去，还得加两块钱的“茶钱”。
不给钱行吗？
当心吃苦头。
不买他的账，那纸要么压根儿不收，要么转头就进了垃圾桶。
姓王的愣是把官司路给堵了，就为了在那儿设个卡子收买路钱。
卖官司纸还只是小打小闹，接下来的“旗子生意”才是对全城人的精准收割。
王襄宸放话：全县的日本旗只能他一家卖，谁要是私下买卖或者自个儿缝，那就是对皇军“不敬”。
要买，只能去他指定的铺子里掏钱。
这些旗子也是分档次的：大号的一块钱，小旗子卖五毛。
光卖旗子还不够，他还造了不少“必买场景”。
他要求全城不管是推小车的、骑自行车的，还是赶牲口的、挑担子的小贩，进城必须人手插一面旗。
为了把这笔钱挣稳当，他在城门口摆了不少哨卡。
要是谁没带旗，立马罚款十块到三十块不等。
为了省下这笔重罚，大家伙儿只能乖乖买他那几毛钱的“保命符”。
这种买卖逻辑冷得让人发指：先用手里头的权造出个“刚需”，再用拳头把这生意护住，最后他自个儿在那儿独家供货。
可跟后头的大钱比起来，这都是毛毛雨。
真正让他发了横财的，是玩转粮食和捐税。
那会儿邹县还没个章法，他攥着那堆假钞，拿白菜价硬抢乡下人的口粮。
一担粮食才给一块钱，跟明抢没两样。
抢到手后，他仗着跟鬼子关系铁，借着商号的名义，指使日军卡车把粮运到济南。
在那儿一倒手，价格翻了几倍，光这一笔买卖，他就净落了十万大洋。
没曾想，这人连免费的条子都不放过。
收田赋得发通知单，原本是县里白给的。
他规定一张收两分钱。
邹县七万多户人家，就这一张张薄纸片，又被他刮走了一千四百块。
凡是能跟老百姓沾边的地方，他都要抠出钱来。
办“顺民证”收一块钱，而且半年还得强行换一回。
全县几十万人，这就是个流不完的钱袋子。
连乡下的保长想上任，也得先交八块的“注册费”，不给钱，你这地保的身份就不算数。
全县八十七个乡镇，又是几百块进账。
最缺德的是，他连乞丐都不放过。
他定了个规矩，连街上讨饭的每月都得交出一块钱的“丐税”，交不出的直接撵走。
这么个折腾法，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冒死向伪省政府告他。
结果呢？
上头迫于民愤，确实先摘了他的官帽，说要查办。
这事儿揭开了沦陷区最黑的真相：在鬼子的地盘上，他们看重的不是傀儡清不清廉，而是能不能把这片儿地给按住，能不能供得起鬼子的消耗。
只要王襄宸能让主子顺心，他怎么坑自个儿同胞，在鬼子眼里都叫“管理成本”。
藤田在日记里记这些，兴许是瞧着这人贪得太出奇。
可从这些冷冰冰的账目里，咱们能瞧见那会儿的人活得有多绝望。
外头有强盗的皮靴，里头有这种把权术玩到家、专门吸血的毒瘤。
王襄宸的这些“法子”，短时间内确实捞足了本，但从长远看，这种丧尽天良的掠夺，正是在亲手毁掉那个傀儡戏台。
这笔血汗账，他当时算得挺精，可他唯独没料到：历史的账本，可不光握在藤田那种宪兵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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