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方式，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天下，这无疑是对待他恩重如山的后周世宗柴荣最彻底的背叛。
从道义上讲，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光彩，在后世即便遭受口诛笔伐也算意外。但奇怪的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并没有大范围对赵匡胤口诛笔伐的情况出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其一，五代十国秩序崩坏、礼乐沦丧，这种乱世持续了50多年，朝代更迭如同家常便饭，中原的王朝来了一批又一批，谁当皇帝全看拳头硬不硬，这便是史书中所讲的“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这句在现在听来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铁律。武将拥兵自重，发动兵变取而代之，在当时并不罕见。例如后梁的朱温、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等等，无一不是手握兵权的实力派。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皇权不再是高高在上，合法性遭到了强烈的颠覆。因此，当赵匡胤黄袍加身时，时人虽然震惊，但更多的却是麻木，毕竟在生存都是问题的乱世之中，谁活下来才是硬道理，至于那些感情道义，反而不那么受重视。
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匡胤的行为，只是那个时代无数次权力更迭剧本的又一次上演，其行为的“不道德”冲击力，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被大大稀释了。
其二，赵匡胤夺权的过程虽然不光彩，但手段还算是“温柔”，没有直接展开杀戮，而是进行了一次安稳的权力交接。
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整个过程几乎没造成什么伤亡，甚至连开封城内的秩序都没有出现混乱，仿佛这场兵变不存在一样。
赵匡胤返回京城后，也没有对后周的宗室和旧臣进行清洗，反而予以优待。虽然赵匡胤嘴上说要善待后周皇族，还将年幼的柴宗训封为梁王，事后柴宗训却还是没能逃过二十岁早夭的命运。
这件事的背后，是否有赵匡胤的影子，早已经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在那个前朝皇族动辄被满门抄斩的年代，赵匡胤的手段虽然有些假惺惺，但也算是没那么狠辣了。
其三，篡位得来的江山，坐着总是不那么安稳。赵匡胤心中最深的恐惧，莫过于自己做的事
情在自己身上重演。
这份忧虑，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皇帝生涯。赵匡胤登基以后，其实对那些手握重兵的人并不放
心，即便是结义兄弟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也信不过。毕竟柴荣生前对赵匡胤如此信任，不
也还是遭到了背叛吗？
所以，赵匡胤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赵普一句话点醒了他：“他们固然不会背叛，
但万一他们的属下为了富贵，将他们黄袍加身呢？”这句话如同一根钢针，精准地刺中了赵
匡胤内心最敏感的地方。
这不就是他自己的翻版吗？于是，我们看到了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用一
顿温情的酒宴，看似轻描淡写地解除了功臣们的兵权，将禁军的控制权牢牢收归中央。
但赵匡胤也有失算的时候，例如他有过任命五代名将符彦卿执掌禁军的想法，但遭到了赵普的激烈反对。赵匡胤很不理解，他自信地认为：“我待符彦卿不薄，他怎么可能背叛我？”这时，赵普抛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质问：“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这句话直接问得赵匡胤哑口无言。赵普的话让赵匡胤彻底醒悟了，篡位留下的历史污点，将成为他一生无法摆脱的“心病”。
如何解决这个心病？如何确保自己死后不被后人唾骂？赵匡胤找到了一条堪称绝妙的计策。他意识到，后人如何评价前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书的记载。史笔如铁，但执笔的人，却是活生生的文人。只要抓住了文人的心，就等于掌握了历史的最终解释权。
于是，赵匡胤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国策转向——“重文抑武”。这一政策的初衷，一方面是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乱政的惨痛教训，通过压制武将的地位，抬高文官的权力，来根除军事政变的土壤，将他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人在北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宋朝官员的俸禄之高，前所未有；文官的政治地位之尊，也达到了顶峰。
更重要的是，赵匡胤在太庙里立下了一块誓碑，上面刻着传之后世的“三条诫命”，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这条祖宗家法，如同一道护身符，为宋代三百多年的文人撑起了一片自由而安全的天空。这意味着，文人不仅可以享受优渥的待遇，更拥有了批评时政、激扬文字而不用担心被杀头的特权。
以当时的情况分析，赵匡胤的这一系列举措，是极其高明的。当一个王朝的创建者，成为了你这个阶层最大的保护神和恩主时，你手中的那支笔，又怎能不饱含深情呢？“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哪怕是有风骨的文人，也逃不出这个理儿。
因此，我们看到，宋代的史学家在书写开国历史时，会不自觉地为赵匡胤的行为寻找合理性。他们会浓墨重彩地描绘五代的混乱，以衬托赵匡胤结束乱世的伟大功绩；
他们会详细记述陈桥兵变的“被动”与“无奈”，强调这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他们会赞美赵匡胤的宽仁大度，将他与历史上那些残暴的开国者划清界限。至于那段不光彩的背叛，则往往被一笔带过，笔杆子终究是短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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