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如今世界遍布，哪个旮旯里都有不屈的华人在谋生。据不完全统计（完全没有统计）大概有八千万华人散布在祖国之外的全球各处，是一个庞大的海外族群。俗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多了，自然有跑到战乱地方去的，乱世有钱赚啊。
近现代，我国从很多国家撤过侨，彰显了国家的海外实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大明王朝其实也是一个撤侨高手，实力摆在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春末，一艘来自长崎的福船缓缓驶入福建泉州港。船帆上的补丁在风中簌簌作响，甲板上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人攥着褪色的家谱，有人怀抱着瓷碗——这些看似普通的行囊，是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最后一点故土痕迹。码头上，泉州府的吏员举着“大明福建布政司”的木牌，逐个核对名册，将这些人引入临时设立的安置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海上贸易归航，而是明朝官方组织的撤侨行动的尾声。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将散居海外的明朝子民推向命运的十字路口。
自嘉靖年间解除海禁后，东南沿海与日本长崎的贸易逐渐兴盛。据《长崎市史》记载，16世纪末长崎的中国移民约有万人，多为福建、浙江沿海的商人、工匠和失地农民。他们在龟山町、筑后町形成聚居区，建起关帝庙、天后宫，甚至有自己的“唐通事”（翻译）。这些人里，有在平户开绸缎庄的福州林氏，有在大阪铸铁锅的台州铁匠，还有被倭寇裹挟到日本后定居的广东渔民后代。
但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以“假道入唐”为名派二十万大军入侵朝鲜，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
战争初期，明朝虽尚未直接参战，但沿海督抚已嗅到危险。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当年八月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闻倭奴欲图朝鲜，恐其势张，先扰我沿海。在日唐人，势难自安。”（《明神宗实录》卷247）此时在日明侨的处境开始恶化，日本地方官开始盘查唐人身份，要求登记“原籍州县、来崎年月”；原本通融的贸易限制变本加厉，生丝、瓷器等货物滞留港口；更麻烦的是，部分激进的武士将唐人视为“大明间谍”，时有言语冲突甚至肢体暴力。
长崎奉行所（相当于市政厅）的记录显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年间，唐人町发生斗殴事件27起，其中11起涉及日本浪人针对唐人的袭击。街市稍有喧哗，倭人便指唐人为朝鲜奸细，抓去盘问。小店伙计三人被枷号五日，货物亦被扣押。更致命的是，随着明军1594年入朝参战，日本国内反明情绪高涨。有传言说丰臣秀吉要“尽逐唐人”，虽未证实，但在日明侨已是人心惶惶。
面对在日明侨的困境，明朝中央起初态度谨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底，礼部尚书范谦认为，这些旅居日本的都是不在朝廷户口本上的编外人员，确实应该抚恤，但是要酌情。因为现在两国开战，情况还不明朗，如果贸然撤侨，恐怕事多。因此，万历收到奏报后，暂时没有搭理在日明侨，听之任之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月。朝鲜战场上，明军与日军陷入拉锯，日本国内因粮草短缺开始征调“唐船”运输物资。有情报称，日本计划在九州强征唐人船只，并强迫唐人充军。福建巡按御史樊玉衡紧急上报，日本人抢船抢人，预备要大搞，怎么办？这下朝廷坐不住了。万历帝下旨，海外人民都是朕的赤子，不能坐视不管，让浙江、福建巡抚抓紧研究对策，赶紧撤人出来。
撤侨的具体执行落在福建。福建与长崎一衣带水，且有长期贸易往来，熟悉当地情况。福建巡抚许孚远接到命令后，立刻与布政使、按察使商议。首要问题是，哪些人需要撤？经统计，在日明侨约一万二千人，其中福建籍占六成，多为商人、工匠；其余为浙江、广东及少量北方人。考虑到船只容量，决定优先撤福建籍，尤其是举家在日、无产业羁绊者。撤退路线是从长崎到福建，走南洋航线需经台湾海峡，虽近但可能遇海盗；走浙江沿海需绕道，时间长但更安全。最终选择分批次走福建线，由熟悉航路的福船领航。
最大的难题是船只。当时东南沿海因防倭需要，大部分战船被调往朝鲜，民用福船也多被官府征用运粮。许孚远只好动用藩库银两，向厦门、泉州的富商赁船。共租到28艘福船，每艘载重约300石，可载200人。为避免日本阻挠，船只挂“朝贡”旗号，名义上是“回籍省亲”的商队。另选12名熟悉日语的“通事”随行，负责与日本官府交涉。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十五，首批8艘福船从泉州后渚港出发。初一日过澎湖，风顺，舟行如飞。初三日望见长崎山影。有倭船来问，出示勘合（明朝发给朝贡的凭证），倭寇乃退。抵达长崎后，船队并未立即接人，而是先与长崎奉行所交涉。许孚远提前派往日本的商人林亨元带着福建布政司的公函，说明“奉天子命，接我商民归国”。奉行所虽不愿放人，但慑于明朝国威，最终同意唐人自愿离境。
许多唐人已在日本娶妻生子，有的已在当地置产。很多人不愿抛弃日本的妻子和孩子，最终，撤侨团队决定“听民自便”，愿归者随船，愿留者由地方官登记，承诺“日后若有不便，可遣人向福建官府求助”。
四月初，首批撤侨船启程回国。航行并不顺利，第四日遇风暴，一艘船在澎湖附近触礁，17人遇难。幸存的船员拼力抢修，终于在五月抵达泉州。当这些衣衫湿透的人踏上陆地时，码头的官兵鸣锣欢迎，泉州知府亲自设宴，发放米粮、衣物，“令其各回原籍，有田者认田，无田者编入里甲”。
此后三个月，又陆续派出10批船，共撤回明侨约4000人。剩余的八千余人，或因眷恋故土、或因船只不足未能回国。福建布政司在撤侨结束后上报，唐民归者四千三百有奇，皆给路引，分送各府县安插。其留倭者，已移文长崎奉行所，令其约束地方，不得骚扰。”
在日明侨长期从事贸易，他们的回归带回日本的金银、药材，缓解了战后物资短缺。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为明朝积累了侨务经验。此后，福建、广东等地开始设立“侨务档册”，记录海外侨民分布、职业，遇战乱时可快速联络救助。而那些留在日本的唐人，有的被日军征为苦力，有的则融入当地，成为后来“唐通事”家族的祖先。长崎的唐人町并未因撤侨而消失，反而在江户初期发展为重要的中华街，延续着中日民间交流的血脉。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当最后一艘撤侨船抵达福建时，丰臣秀吉已因朝鲜战局不利病逝，日本撤兵。这场持续七年的战争，最终以明朝“惨胜”告终。撤侨不仅是一次官方行动，更是一个古老帝国对“天下子民”的朴素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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