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秋，苏中平原上已经起了薄薄的凉意。
李堡镇外围，庄稼地里高秆作物还没割尽，风一吹，沙沙作响。
这天天刚亮，连长把陈安红叫到跟前，两人换了身半旧的商人衣裳，腰里掖了家伙，混进了赶集的人流，朝李堡镇方向走。
李堡镇是敌人的一个据点，盘踞着不少兵力，碉堡、火力点交错在镇子四周。上级要摸清底细，连长挑中了陈安红——这小伙子机灵，胆子也正，参军不到一个月就上过两次火线，高邮那一仗打下来，身上有股子沉得住气的劲儿。
两人混在人群里过了岗哨，敌兵端着枪，目光在来往百姓身上扫来扫去，见他们穿得平常，也没多问。进了镇子，街上倒是有些人气，卖烧饼的、挑担子的，可沿街墙上刷着反动的标语，隔不远就有沙袋垒的工事，巷口还站着哨兵，气氛绷得很紧。
连长和陈安红在一个茶棚底下坐定，买了碗茶，一边喝一边四下里扫看。
两人正琢磨着怎么往敌人据点的深处探，对面走过来一个当官的，三十来岁，腰间别着手枪，帽檐压得不高不低，一看就不是普通排长连长。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人是敌方的副营长。
陈安红脑子转得快。他站起身，故意迎着那军官走过去，脸上堆起笑，装出一副熟络的样子，开口就喊：“哎呀，老哥，可算遇见你了！”
那敌副营长一愣，脚步顿住，上下打量陈安红，眼里的疑惑明明白白。陈安红脸上不慌不忙，嘴里接着编：“上回在泰州，咱兄弟还一块儿喝过酒哩，你忘啦？我姓王啊，做点小买卖的。”
敌副营长皱着眉头，显然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号人。可陈安红语气热络得跟真的似的，又凑近一步，压低声音说：“今儿个我带了位朋友，做生意的，想跟老哥你打听点门路。”
这时候连长已经不动声色地绕到了那军官身后。他手掌往腰里一探，手枪隔着衣裳顶住了对方的后腰，劲道不大不小，刚好让人觉出那是一块硬邦邦的铁家伙。连长声音压得极低，只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别动。”
敌副营长脸色刷地变了，嘴唇哆嗦了一下，想喊又不敢喊。陈安红仍旧笑吟吟地站在他跟前，在外人看来，三个人不过是在街上站着说话。连长在他身后轻声说了句：“老实点，跟我们走一趟，保你性命。要敢吱声，我这就送你上路。”
那军官额头上的汗珠子一下就冒了出来，顺着鬓角往下淌。他咽了口唾沫，喉咙里滚出一个含糊的音，算是应了。
三个人就这么走成了一排。陈安红在左，连长在右，枪口始终贴着那敌副营长的后腰。连长对外的说法更简单——这是他们的朋友，领路串货的。
街上人来人往，谁也没瞧出端倪。
敌副营长腿肚子都在打颤，走路的步子发僵，可还得硬撑着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陈安红一路上还跟他搭着话，东拉西扯，什么“最近行情好不好”“弟兄们辛苦不辛苦”，那军官嘴里含含糊糊应着，后脊梁的衣裳都被汗浸透了。
连长低声命令：“带我们去看你们的火力点。别耍花招，我这枪可不长眼。”
敌副营长不敢违拗，领着他们沿着镇子外围走。一边走，一边指——哪处是机枪掩体，哪座碉堡里驻了多少人，哪条巷口有暗哨，哪段围墙后面藏着迫击炮阵地。连长把这些一五一十都记在心里，陈安红也在旁边默默核着，两个人一个记位置，一个估兵力，配合得严丝合缝。
走到一处碉堡跟前，敌副营长脚步慢了半拍，眼神往岗哨那边飘了一下。陈安红立刻察觉，笑着拍了他肩膀一下，像是老朋友开玩笑，嘴上却低声说了句：“别乱看，走你的。”那军官浑身一僵，赶紧把目光收了回来。
就这么着，三个人在敌人的地盘上转了小半个时辰，把镇子四周的火力分布、驻军位置摸了个八九不离十。连长心里有了数，知道再拖下去风险太大，便命令敌副营长送他们出城。
往城门走的时候，那军官脚步明显拖沓了些，大约是想拖延时间，又或者在盘算着什么。陈安红看穿了他的心思，故意大声说：“老哥，今儿个多亏你帮忙，改日兄弟请你喝酒。”这话是说给岗哨听的。
敌副营长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嘴唇动了动，到底没敢出声。
到了城门口，哨兵问了句：“长官，这俩人……”
敌副营长摆了摆手，嗓子发紧，干巴巴说了句：“我朋友，做生意的。”哨兵一听，赶紧让开了路。
三个人出了城门，沿着路走了好一阵，直到镇子远远甩在了身后，庄稼地密密实实地隔开了视线。
连长收了枪，拍拍那军官的肩膀，说了句：“回去告诉你们的人，这仗别打了，打不赢的。”说完和陈安红闪进了路边的青纱帐里，几个起落不见了踪影。
那敌副营长站在原地，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侦察任务圆满完成。
没过多久，部队根据他们摸清的情报，对李堡镇展开了有力打击。
后来的仗一场接一场。
1948年打济南，陈安红在炮兵团搞通讯，仗打得再凶，他手里的电话线没断过一根，荣立二等功，他带的班集体立了三等功。那年冬天打徐州，整整一个月，他和战士们趴在雪地里守着电话线，手脚冻得没了知觉，人也瘦了一圈，可通讯一刻没停过，他又立了个三等功。1949年渡江，十万雄师过长江，他们通讯班跟着第一批冲过江去，十几个小时撕开敌人江防，一夜追出几十里，连打了两天两夜，光他们班就活捉了四个敌人。
1955年，陈安红退了役，回到海南镇联兴村老家。
几十年的光景，他从一个扛枪打仗的兵变成了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汉。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家常饭，住的还是那间老屋。村里人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他从来不提那些事。有人问起来，他就摆摆手，说“那都是该干的事”。
他像一棵长在路边的老树，不声不响，经着风雨，也经着年月。那些枪林弹雨的日子，那些冻僵在雪地里的夜晚，那些押着敌军官穿过街巷的惊险时刻，都藏在他平静的眼神后面，不曾对人说起。
有功不傲，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一辈子的事。
陈安红做到了。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不是勋章，不是功劳簿，而是一颗平常心。这颗心，比任何奖章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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