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冬梅的指甲几乎戳到我脸上。
满堂宾客停下筷子，看着她唾沫横飞：“临门一脚触霉头！你们冯家就是无底洞！”
唐澄泓拽她袖子，被她甩开。
我慢慢从布包里抽出一张纸。
纸是复印的，边缘泛着陈旧的黄。展开时，有细微的脆响。
薛冬梅的声音戛然而止。
唐澄泓盯着那张纸，脸色一点一点白下去，像被抽干了血。
我举起纸，对准宴席正中央那盏晃眼的灯泡。
字迹在光下清晰起来。
1980年3月17日。车间事故记录草稿。末尾签着一个名字：唐康。
全场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薛冬梅的嘴唇开始哆嗦。
我把纸转向她，声音很轻，轻得我自己都陌生：“你儿子欠我的，该还了。”
01
夜班纺织机的轰鸣还在耳膜里震。
我脱下沾满棉絮的工装，挂在更衣室铁柜里。柜门关上的时候，隔壁王姐探头问：“凌薇，月底结婚，喜糖备好了没？”
我笑笑，没接话。
骑上二八大杠出厂门时，天刚蒙蒙亮。五月的东北早晨，风里还带着铁锈味。我家住纺织厂老家属院，三站地。
拐进胡同口，就看见母亲沈芸在院门口张望。
她一见我，小跑过来：“快，你爸烧起来了！”
自行车咣当倒在墙根。
父亲的床挨着窗。他蜷在被子里，脸色发青，额头上敷着湿毛巾。我伸手一摸，烫得像烧红的炭。
“昨晚就说后背疼，”母亲声音发颤，“后半夜开始烧，喂了退烧药，不管用。”
父亲的后背，是五年前车间那场事故留下的。
钢梁砸下来，三根肋骨骨折，脊椎骨裂。
厂里说是“意外”，赔了医药费，给了半年工资做补助。
父亲在床上躺了八个月，再起来时，背就驼了，阴雨天疼得整夜睡不着。
“去医院。”我说。
母亲愣住：“可钱……”
“先送去再说。”
我和母亲用棉被裹住父亲，邻居张叔帮我们蹬来三轮车。父亲很轻，我抱他上车时，感觉他硌人的肩胛骨。
人民医院急诊室挤满了人。
护士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八。医生掀开父亲衣服看后背，皱了皱眉：“旧伤感染，得拍片子。”
片子下午出来。
医生指着模糊的影像：“感染已经侵到脊椎附近了，得尽快手术清创。再拖，可能瘫痪。”
“多少钱？”我问。
“手术加住院，先准备两千吧。”
母亲腿一软，我扶住她。
两千块。
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
母亲没工作，家里就靠我那点钱和父亲每月三十块的病退补助。
为办婚礼，全家省吃俭用两年，攒了八百。
这笔钱，母亲用红布包着，锁在衣柜最底层。
“医生，能不能……”
“不能拖。”医生打断我，“最多三天。”
回家的三轮车上，母亲一直哭。
父亲醒了，意识模糊地呢喃：“不治了……钱留给薇薇办喜事……”
我没说话。
拐进胡同时，看见唐澄泓站在院门口。他穿着挺括的白衬衫，手里拎着一袋苹果。见我们，急忙迎上来：“伯父这是？”
“发烧，去医院了。”我简短地说。
他帮忙把父亲抬进屋，额头渗出细汗。母亲去倒水，我站在昏暗的堂屋里，看着唐澄泓用袖子擦汗的模样。
他今天应该是来商量婚礼最后细节的。
“澄泓，”我说，“婚期可能得往后推。”
他擦汗的手顿住了。
02
唐澄泓在机械厂当技术员，我们相亲认识的。
介绍人说，唐家条件好，父亲生前是车间主任，母亲在街道办，姐姐嫁了供销社的。唐澄泓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
第一次见面在工人文化宫。
他穿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整齐，说话时眼睛看着桌面。问我喜欢看什么电影，我说《庐山恋》。他笑笑，说他也喜欢。
后来每次约会，他都提前到，带一小包花生糖。糖是上海产的，贵，他自己舍不得吃。
母亲说，这样的男人稳妥。
稳妥。我需要的正是稳妥。父亲倒下后，这个家像破船，我是唯一能划桨的人。我需要一个不会翻船的码头。
可现在，船要沉了。
“推多久？”唐澄泓问。
我们坐在院里的石凳上。母亲在屋里给父亲擦身，水声隐约。
“不知道。”我说，“手术要两千，术后恢复还要钱。家里所有积蓄加起来，不到一千。”
唐澄泓低头搓手指。他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我家……为办酒席，钱都花出去了。”他声音很轻，“烟酒、肉、糖果，都订好了。请帖也发出去了。”
“我知道。”
“我妈那个人，最讲究面子。”他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恳求，“要不，婚事先办，钱……我再想办法借？”
“手术等不了。”我说，“医生只给三天。”
他沉默了。
风吹过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沙沙响。阳光从叶缝漏下来，在他脸上晃。
“澄泓，”我放软声音，“算我借你的。婚后我一定还，加倍还。”
他嘴唇动了动，最终说：“我回去跟我妈商量。”
这话说出来的瞬间，我就知道结果了。
唐澄泓二十六岁，但家里的事，从来是薛冬梅做主。他父亲唐康五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后，薛冬梅就成了唐家的绝对权威。
“你等我消息。”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
走到院门口，他又回头：“凌薇，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姐姐不容易。她脾气是急，但心是好的。”
我没接话。
他走了。自行车铃铛声在胡同里远去，越来越弱，最后消失在纺织厂下班的广播声里。
母亲从屋里出来，眼睛红肿：“他怎么说？”
“回去商量。”
母亲叹了口气，蹲下来择豆角。豆角是老张婶刚送来的，嫩，一掐就断。
“薇薇，”她突然说，“要是唐家为难，这婚……不结也行。”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
父亲在屋里咳嗽，一声接一声，空洞得像破风箱。
“妈，”我说，“先把爸的病治好。”
别的，再说。
03
唐家的回应来得比我想象的快。
第二天中午，我刚从医院回来——父亲暂时住院观察，押金交了五百——唐澄泓的姐姐唐婉就来了。
她穿一件枣红色外套，烫着时兴的卷发，手里挎个竹篮。
“凌薇在啊。”她笑，笑容没到眼底，“我妈让我送点鸡蛋来，给叶叔补补。”
篮子里有二十个鸡蛋，红皮，码得整齐。
母亲连忙道谢，倒茶。唐婉不坐，站在堂屋中间，眼睛四下打量。我家屋子小，家具都是旧的，墙上糊的报纸泛黄卷边。
“听说叶叔病得重？”她问。
“要手术。”我说。
“那得花不少钱吧？”她叹口气，“你们家也真是不容易。不过凌薇啊，有句话我得说。”
她转向我：“你和澄泓的婚事，请帖都发出去了。我们唐家在街道也算有头有脸，这突然推迟，别人问起来，怎么说？”
母亲端茶的手抖了抖。
“就说家里有急事。”我说。
“什么急事能比结婚大？”唐婉笑容淡了，“街坊邻居都看着呢。我妈为这场婚礼，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月。现在说推就推，她昨晚一宿没睡。”
“姐姐的意思呢？”
“婚期不能改。”唐婉说得干脆，“钱的事，你们再想办法。亲戚朋友凑凑，总归是能凑出来的。实在不行，手术往后拖拖？等办完婚事，再慢慢治。”
我看着她涂了口红的嘴唇。
“我爸的病，拖不了。”
“那你的意思是，非得推迟不可？”
“是。”
唐婉脸上的笑彻底没了。她拎起篮子——又把鸡蛋拿回去了。
“行，话我带到了。我妈说了，要是坚持推迟，这婚……”她顿了顿，“就别结了。”
她转身出门，高跟鞋踩在砖地上，咔嗒咔嗒响。
母亲追到门口：“唐姑娘，这话是怎么说的……”
门关上了。
我扶住桌子。桌腿有点晃，我用脚踢了踢，没踢正。
“薇薇，”母亲声音发颤，“要不，咱们再想想办法？找你舅舅借点？你姑妈……”
“她们家也难。”我说。
去年表哥结婚，舅舅把积蓄全掏空了。姑妈家孩子多，饭都吃不饱。
屋里静下来。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见空气里飞舞的灰尘。
我想起唐澄泓。他现在应该在厂里上班，车床轰鸣，机油味刺鼻。他会怎么想？会替我说句话吗？
大概不会。
他孝顺。孝顺有时候是软弱的别名。
04
夜班。
纺织机一排排像沉默的巨兽。我负责三台机器，来回巡视，接线头，换梭子。棉絮在灯光下飞舞，像永远下不完的雪。
王姐凑过来，低声问：“听说你要推迟婚期？”
消息传得真快。
“嗯。”
“为啥呀？唐家条件多好，错过了可惜。”
我没说话，盯着飞速转动的纱锭。
“是不是因为钱？”王姐自顾自说，“要我说，婚结了，钱自然就有了。唐家还能看着亲家公病死？”
“王姐，”我说，“换班了。”
她撇撇嘴，走了。
凌晨四点，机器终于停了。车间里瞬间安静，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摘掉帽子，头发湿漉漉贴在额头上。
更衣室镜子里的女人，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二十四岁，看起来像三十四。
出厂门时，天还是黑的。路灯昏黄，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推着自行车刚要走，看见墙根阴影里站着个人。
唐澄泓。
他靠在墙上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我走近，闻到他身上的烟味，还有酒气。
“你怎么来了？”我问。
他扔掉烟，用脚碾灭：“等你。”
“有事？”
“我妈……”他搓了搓脸，“今天在家发了很大火。摔了两个碗。”
“凌薇，”他声音沙哑，“能不能……别推迟？算我求你。婚礼照常办，你爸的手术费，我……我去借高利贷。”
“高利贷？”我笑了，“还不起呢？”
“总能还上的。”
“拿什么还？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还是你妈的钱？”
他不说话了。
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眼皮浮肿，下巴冒出青胡茬。这个我准备托付一生的男人，此刻看起来那么陌生，那么小。
“澄泓，”我说，“我要的是你一句‘这钱我来想办法’，不是你妈摔碗的声音。”
他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我能怎么办？”他突然提高声音，“那是我妈！我爸走了以后，她一个人……”
“所以我爸的病就可以等？”我打断他，“你妈不容易，我妈就容易？我爸就容易？”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风从街那头吹来，卷起地上的废纸。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呜——呜——，悠长，凄凉。
“你回去吧。”我说。
“凌薇……”
“我说，你回去。”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背影在路灯下晃晃悠悠，最后消失在拐角。
我扶住自行车车把，手心全是汗。
车铃铛锈了，按下去只发出闷响。就像某些话，哽在喉咙里，最终没能说出口。
05
父亲住院第三天，高烧还是没退。
医生说，必须明天手术，否则感染扩散，可能伤到神经。
还差一千五百块。
母亲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存折、国库券、父亲当年的奖章——能卖的都卖了，凑出两百。
还差一千三。
傍晚，我回家取换洗衣服。母亲在医院守着，家里空荡荡的。父亲的床铺没收，被褥还保持着人形凹陷。
我打开衣柜，找父亲干净的衬衣。
衣柜最底下有个铁盒子，以前放粮票的。我拿出来，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遗漏的票据。
盒子是空的。
但我手指碰到衣柜背板时，感觉木板有些松动。用力一推，板子挪开了。
后面是个暗格。
暗格里有个木箱子，很小，上了锁。锁是老式的铜锁，锈迹斑斑。
我从不记得家里有这样一个箱子。
找钥匙找了半天，最后在父亲枕头芯里摸到——用布条缠着，藏在荞麦壳中间。
钥匙插进锁孔，转不动。我找了点煤油滴进去，等了一会儿，再试。
咔嗒。
箱子开了。
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叠泛黄的纸。
最上面是一张工资结算单。1980年4月，纺织厂财务科出具。姓名：叶年。应发工资：八十六块五角。实发：零。
备注栏写着一行小字：暂扣，待事故调查完毕。
下面压着一张欠条。
“今欠叶年同志伤残补助差额捌佰元整。经手人：韩永贵。1980年6月15日。”
欠条没有厂里的公章。
再往下，是几页信纸，父亲的字迹潦草。我凑近灯光，辨认那些模糊的钢笔字：“3月17日，夜班。二号车间第三组。唐主任说设备检修完毕，可以开机。我提出液压装置声音不对，他说没事……”
“钢梁砸下来时，我在下面检修传送带。本来不该我去的，是王师傅请假，唐主任临时调我……”
“厂里调查组来了三次。唐主任每次都陪着，给调查组递烟。最后结论是‘操作不当，责任自负’……”
“韩会计偷偷跟我说，伤残补助应该是两千，厂里只批了一千二。他说唐主任打了招呼……”
“我想举报，可唐主任说，如果我闹，就连病退补助都拿不到。老婆没工作，女儿还小……”
“憋屈。可我没法子。”
信纸的最后一行，字迹颤抖：“我对不起薇薇。她本该有更好的前途。”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衣柜。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邻居家传来电视声，是《上海滩》的主题曲。
我一张一张翻那些纸。除了欠条和笔记，还有几张当年的医药费单据，一些工友写的证明——字迹模糊，但都提到“设备老化”、“检修不到位”。
还有一份名单。
是当年事故调查组的成员。五个名字，其中一个用红笔圈了出来：唐康。
唐澄泓的父亲。
铜锁在我手心里，硌得生疼。
06
韩永贵住在城西。
我按照父亲笔记里模糊的地址找过去，是一片筒子楼。楼道里堆满蜂窝煤和白菜，墙上贴着“计划生育好”的标语。
三楼，左手门。我敲了敲。
开门的是个瘦老头，戴眼镜，背微驼。他打量我：“找谁？”
“韩永贵韩师傅？”
“我就是。”
“我是叶年的女儿。”
他脸色变了变，下意识要关门。我用脚抵住门缝。
“韩师傅，我就问几句话。”
他犹豫片刻，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碗柜。桌上摊着报纸，墨迹未干——他在练毛笔字。
“您调离纺织厂了？”我问。
“早调了。”他倒水，“八一年就调去二轻局，后来退休了。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爸的笔记里有您的名字。”
他手抖了一下，水洒在桌上。
我拿出那张欠条复印件，推到他面前。
韩永贵盯着欠条，很久没说话。窗外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这张欠条，”他终于开口，“是我打的。”
“为什么没盖章？”
“盖不了。”他苦笑，“当年叶年的伤残补助，厂里定的是两千。但唐康——当时的车间主任——说厂里困难，先给一千二，剩下的‘慢慢补’。这八百，就是那‘慢慢补’。”
“可我爸从来没拿到。”
“因为唐康后来改口了。”韩永贵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事故结论下来后，他说叶年自己操作失误，补助一千二都算多的。这八百，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您打了欠条，却没兑现？”
“我不敢。”他声音低下去，“唐康是车间主任，跟厂领导关系好。我一个会计，能怎么办？后来他突发脑溢血死了，我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
“没过。”我说，“我爸的伤一直没好。现在感染了，要手术，没钱。”
韩永贵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浑浊，布满血丝。
“姑娘，”他说，“事情过去五年了。唐康也死了，你现在翻旧账，有什么用？”
“我要知道真相。”
“真相就是，”他叹口气，“当年那批设备早就该大修了，厂里为了赶生产任务，一直拖着。出事那天，唐康明知液压装置有问题，还是让开机。叶年本来不该在下面检修，是唐康临时调的岗。”
我一字一句问：“为什么调我爸？”
韩永贵沉默了很久。
“因为那天原本该在下面检修的，是唐康的侄子。”他说，“临时工，刚进厂。唐康把他调走了，换了叶年。”
我闭上眼。
胸腔里有东西在翻腾，灼热，滚烫，几乎要冲破喉咙。
“有证据吗？”我睁开眼问。
“证据？”韩永贵摇头，“当年的调查记录都被‘整理’过了。工友们写的情况说明，后来也都不见了。我手里……只有这个。”
他从床底拖出一个木箱，翻找半天，拿出一份文件。
是事故调查的草稿复印件。上面有涂改痕迹，原本写的是“设备老化，管理失职”，被划掉，改成“操作不当”。
草稿末尾，签着调查组五个人的名字。
第一个就是唐康。
“这份草稿，我怎么会有？”我问。
“当时我负责整理材料，偷偷复印了一份。”韩永贵说，“我怕将来……说不清楚。”
他把复印件递给我：“拿去吧。或许有用。”
我接过纸。纸很轻，又很重。
走到门口，韩永贵叫住我。
“姑娘，”他说，“唐康虽然死了，可他老婆孩子还在。薛冬梅那人……不好惹。你小心点。”
我点点头。
下楼时，脚踩在楼梯上，每一步都发出空洞的回响。
07
唐家的请帖还是发出来了。
大红烫金的“囍”字，写着“唐澄泓先生与冯凌薇女士订婚宴”，时间地点都没变。
母亲拿着请帖，手发抖：“他们这是要逼死我们。”
父亲刚做完手术，躺在医院里，麻药还没完全过。手术费是韩永贵借给我的——他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八百块。加上家里凑的，勉强够。
“我去找他们。”我说。
“别去！”母亲拉住我，“薛冬梅那张嘴，能把活人气死。”
“那我就让她死心。”
订婚宴设在国营饭店。大厅摆了八桌，来的都是唐家的亲戚朋友，还有街道办的人。薛冬梅穿一件绛紫色绸衫，头发梳得油亮，正挨桌敬酒。
我和母亲走进去时，满堂的笑声突然停了。
薛冬梅端着酒杯走过来，脸上堆笑，眼睛里却结着冰。
“亲家母来了。”她声音很大，“哟，凌薇也来了。不是说要推迟婚期吗？怎么，改主意了？”
母亲脸色煞白。
我扶住她，看着薛冬梅：“阿姨，请帖不是我发的。”
“我知道。”薛冬梅笑，“我发的。我想着，你们家困难，这订婚宴的钱，我们唐家出了。就当是……帮衬帮衬。”
话里夹着刺。
宾客们开始交头接耳。我听见有人低声说：“听说冯家爹病重，没钱治，要推迟婚礼……”
“这不是拖累人嘛。”
“唐家也是仁义，还愿意摆酒……”
唐澄泓从主桌站起来，想过来，被姐姐唐婉拉住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有哀求，也有羞愧。
薛冬梅拉着我往主桌走：“来来，既然来了，就坐这儿。今天正好把话说清楚。”
她把我按在椅子上，自己站到大厅中央。
“各位亲戚朋友，”她清了清嗓子，“今天呢，本来是我儿子澄泓和冯凌薇订婚的好日子。但是呢，冯家临时有点困难，想推迟婚期。”
下面一阵骚动。
“什么困难呢？”薛冬梅提高声音，“冯家爹旧伤复发，要手术，得花钱。冯家呢，没钱，就想让咱们唐家出。我说，出可以，但婚期不能改。结婚是大事，哪能说改就改？你们说是不是？”
有人附和：“是啊，日子都定了。”
薛冬梅转向我：“凌薇啊，不是阿姨心狠。你爸的病要紧，可咱们唐家的脸面也要紧。今天我把话放这儿：婚期不改，手术费，我们唐家出一半。你要是答应，现在就跟澄泓交换订婚戒指。要是不答应……”
她顿了顿，笑容变冷：“这婚，就算了。我们唐家，娶不起你们冯家这样的‘无底洞’。”
全场静下来。
所有眼睛都盯着我。
母亲在桌子底下握紧我的手，手心冰凉，全是汗。
我慢慢站起来。
布包放在腿上，我伸手进去，摸到那叠复印的纸。纸边有些毛糙，摩擦着指尖。
“阿姨，”我说，“您刚才说，我们冯家是‘无底洞’？”
薛冬梅挑眉：“难道不是？”
“那您知不知道，这个‘洞’，是谁挖的？”
她一愣。
我从布包里抽出那张事故调查草稿复印件，展开。
头顶的灯泡晃眼，纸上的字迹却无比清晰。1980年3月17日。二号车间。调查结论涂改痕迹。末尾签名：唐康。
我把纸举起来，转向宾客。
“五年前，纺织厂二号车间发生事故，钢梁砸下来，我父亲叶年重伤。”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我自己都意外，“事故原因是设备老化，检修不到位。但当年的调查结论，被改成了‘操作不当’。”
有人站起来看。
薛冬梅脸色变了：“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我又抽出那张欠条复印件，“这是当年财务科韩永贵会计打的欠条。我父亲应得的伤残补助差额，八百块，五年了，一直没给。”
大厅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唐澄泓冲过来，想抢我手里的纸。我侧身躲开，看着他。
“你爸唐康，”我一字一句说，“当年明知设备有问题，还强行开机。为了保他侄子，临时调我父亲去危险岗位。事故发生后，又篡改调查结论，克扣伤残补助。”
唐澄泓的脸血色尽失。
“你撒谎！”薛冬梅尖叫，“老唐都死了五年了，你往死人身上泼脏水！”
“是不是脏水，您可以看看。”我把复印件递给她。
她一把打掉：“我不看！你这贱蹄子，自己家穷疯了，就想讹我们唐家！我告诉你，没门！这婚退定了！你们冯家，晦气！”
纸散落在地上。
有人捡起来看，脸色渐渐凝重。
我弯腰，一张一张捡起来，拍掉灰。
“阿姨，”我重新站直，“您刚才说，这婚算了。好，我同意。”
薛冬梅愣住。
“但不是您退婚，”我看着她的眼睛，“是我，冯凌薇，不要你们唐家。”
我转向唐澄泓：“五年前，你爸欠我爸一条健康的脊梁。五年后，你们家骂我晦气，要退婚。这笔账，今天该清了。”
我把复印件整齐叠好，收回布包。
“从今往后，冯家和唐家，两清。”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扶着母亲，转身往外走。
身后传来薛冬梅歇斯底里的哭骂声，玻璃碎裂声，还有唐澄泓沙哑的呼唤：“凌薇——”
我没有回头。
饭店门推开，夜风灌进来，带着五月的花香。
原来有些花，开得再艳，根也是烂的。
08
第二天，整个街道都知道了。
韩永贵给我的那份草稿复印件，我多复印了几份，一份送去了纺织厂工会，一份送去了区工业局。
厂工会的老主席姓陈，戴老花镜看了半天，叹了口气。
“这事当年就有疑点，”他说，“可唐康……唉。现在他人都不在了，追究有什么用？”
“人不在，事实在。”我说，“我爸的伤还在，欠的补助还没给。”
陈主席摘下眼镜，揉揉鼻梁。
“这样吧，我组织个调查组，重新核查当年的事故。”他说，“不过你得有心理准备，时间过去这么久，很多证据可能找不到了。”
“韩永贵会计愿意作证。”
他看我一眼：“你倒是准备得充分。”
从工会出来，我去医院看父亲。
他醒了，背上的伤口裹着厚厚的纱布。麻药过了，疼得额头冒汗，却咬着牙不吭声。
母亲在床边削苹果，手还是抖。
“薇薇，”父亲声音虚弱，“唐家那边……”
“婚退了。”我说。
他闭上眼，眼角有泪渗出来。
“是我拖累了你。”
“爸，”我握住他的手，“不是您的错。”
他摇头，眼泪流进鬓角的白发里。
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无忧无虑。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但我忽然觉得，这味道比饭店的酒肉气干净。
下午，唐澄泓来了。
他站在病房门口，不敢进来。白衬衫皱巴巴的，眼睛红肿。
母亲看见他，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
“你来干什么？”她声音发抖。
“我……我想看看叶叔。”唐澄泓低着头。
“不用你看！”母亲站起来，“你们唐家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出去！”
父亲拉住母亲的手，摇摇头。
“让他进来吧。”父亲说。
唐澄泓挪进来，站在床边，手指绞在一起。
“叶叔，对不起。”他声音哽住，“我……我不知道我爸当年……”
“你知道。”我打断他。
他猛地抬头：“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妈知道吗？”我问，“薛冬梅知道她丈夫做过什么吗？”
他嘴唇哆嗦，说不出话。
“你爸突发脑溢血前，有没有跟你妈说过什么？”我盯着他，“有没有交代过什么？”
唐澄泓的脸色惨白如纸。
他想起什么了。
我记得父亲笔记里写过，唐康死前两个月，曾经找过父亲一次。拎着两瓶酒，一包点心，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都是工友”。
父亲没要他的东西。
现在想来，那是心虚，是怕。
“澄泓，”父亲突然开口，“你爸那个人，要强，爱面子。有些事，他做得不对，但……人都走了。”
唐澄泓跪下了。
膝盖磕在地上，咚的一声。
“叶叔，我替我爸……给您赔罪。”他额头抵着地面，肩膀发抖。
母亲别过脸去。
父亲看着他，很久，叹了口气。
“起来吧。”他说，“我不怪你了。但薇薇和你的事……就算了吧。”
唐澄泓抬起头，满脸是泪。
他看向我，眼神里有无助，有哀求，还有某种让我陌生的东西——也许是恨。
恨我揭开了他家的遮羞布。
“凌薇，”他哑声说，“我们……真的没可能了？”
“从你妈骂我晦气的那一刻，”我说，“就没可能了。”
他慢慢站起来，擦掉脸上的泪，又变回了那个斯文体面的唐澄泓。
只是眼睛里的光，彻底灭了。
他朝父亲鞠了一躬，转身离开。
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每一步都踩在旧时光的碎片上。
09
纺织厂的调查结果，半个月后出来了。
陈主席亲自来医院，带了一袋麦乳精，两罐罐头。
“查清楚了，”他说，“当年的事故，确实存在管理失职。设备超期服役，检修记录造假。唐康作为车间主任，负主要责任。”
父亲靠在枕头上，静静听着。
“厂里决定，”陈主席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第一，补发叶年同志伤残补助差额，八百元，按五年利息计算，共计一千二百元。第二，一次性补偿医疗费和误工费，八百元。第三，叶年同志的医药费，厂里全部承担，直到康复。”
母亲捂住嘴，哭了。
不是号啕大哭，是压抑的、颤抖的呜咽。像憋了太久的水，终于找到裂缝涌出来。
父亲眼睛红了，但他没哭。
“老陈，”他说，“谢谢。”
“该我谢你。”陈主席拍拍他的手，“当年要是硬气一点，也不至于……唉，不说了。钱明天就送到家里，好好养病。”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
“凌薇，”他说，“厂里子弟学校缺个语文老师，你有高中文凭，要不要试试？”
我愣住了。
“工资不比车间高，但轻松点。”他笑笑，“我看你这姑娘，有骨气，适合教孩子。”
我点头，说好。
陈主席走了。
病房里安静下来。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父亲脸上，他眯起眼，嘴角有淡淡的笑意。
“教书好，”他说，“干净。”
钱第二天送来了。崭新的十元大钞，捆成两沓。母亲数了三遍，手一直在抖。
父亲的手术很成功，但康复需要时间。医生说得再做两次理疗，平时要注意锻炼。
日子突然有了盼头。
深秋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没有署名，字迹娟秀。
“凌薇姐，我是唐澄泓的姐姐唐婉。有些话，我想跟你说。”
信里写，唐康死前确实跟薛冬梅说过事故的事。
他说当时糊涂，怕担责任，就推给了叶年。
这些年，薛冬梅一直知道真相，但为了唐家的脸面，从没提过。
“我妈现在病了，整天说胡话，喊我爸的名字。澄泓调去了外地，过年都不回来。这个家，散了。”
“我知道我们没资格求你原谅。但如果你愿意，我想替我爸，再说一声对不起。”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最深处。
有些对不起，来得太迟，就失去了分量。
就像有些伤，愈合了，疤还在。
10
父亲能下地走路，是第二年春天的事了。
他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挪步。母亲在旁边扶着，一步，两步，三步。阳光洒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暖洋洋的。
我在子弟学校教三年级语文。
孩子们喜欢我，因为我讲故事好听。
我不讲童话，讲纺织厂的故事，讲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讲一个女工如何用攒了三年的布票，给女儿做一件新衣裳。
孩子们听得入神。
有时候放学，我会绕路去纺织厂门口看看。老厂房还在，烟囱还在冒烟，但听说要改制了，可能要减产，可能要裁员。
时代在变。
王姐见了我，还是会打招呼，但眼神躲闪。我知道，她跟别人说过我“心狠，把唐家搞得家破人亡”。
我不解释。
有些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又是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母亲在厨房炒菜，锅铲碰撞声清脆。父亲在院里练走路，额头冒汗，但脚步稳了些。
“薇薇，”他喊我，“来，看我走了十步！”
我放下包，笑着看他。
他真的走了十步，从槐树下走到院门口。然后转身，得意地朝我笑。那笑容，像极了年轻时照片上的样子。
我忽然想起五年前，事故刚发生的时候。
父亲躺在床上，背疼得整夜睡不着。我给他按摩，他说：“薇薇，爸没用了。”
我说：“爸，您在我就有家。”
现在，他还是不能干重活，背还是驼的。但他说：“薇薇，等爸再好点，去学校门口摆个修车摊。”
我说：“好。”
晚饭是白菜炖粉条，烙饼。简单，但热乎。
吃过饭，我洗衣服。搓衣板咯吱咯吱响，肥皂沫在盆里堆成小山。母亲在厨房刷碗，轻声哼着歌，是《洪湖水浪打浪》。
父亲坐在门槛上，看报纸。老花镜滑到鼻尖，他时不时推一下。
天边有晚霞，红得炽烈，像烧着的锦缎。
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呜——呜——，和那年夜里听到的一样，悠长，但不再凄凉。
衣服晾在铁丝上，滴着水。水滴在青砖地上，溅开小小的花。
我直起腰，看着这个家。
屋子还是旧的，墙皮剥落，窗户漏风。但灯亮着，饭香着，人全着。
不，不是“够了”。
是“还能往前走”。
风吹过，晾着的衣服轻轻摇晃。父亲的衬衫，母亲的裤子，我的碎花裙。排在一起，像一家三口手拉手。
母亲哼歌的声音飘出来，断断续续，但没停。
父亲翻了一页报纸，说：“明天好像要下雨。”
我说：“嗯，我收衣服。”
转身时，我看见院墙角落那辆二八大杠。车胎瘪了，车把锈了，铃铛还是按不响。
它载过我无数个夜班，载过发烧的父亲，载过绝望和希望。
现在它退休了。
我也是。
从那个需要靠婚姻换安稳的冯凌薇，退休了。
晚霞渐渐暗下去，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
明天要下雨，但后天会晴。
日子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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