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L向被告人借款数千万元，Z对L的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L将该笔债务转让给W，Z并未在债务转让协议上签字。因被告人向W主张债权未果，继续向Z主张担保责任。检方指控被告人通过派人尾随、跟踪等形式，迫使Z跟被告人签署《协议书》，同意对被告人承担500万元的担保责任并实际还款150万元。检方指控被告人敲诈勒索既遂150万元、未遂350万元，法定刑十年以上。本人从被告人具有权利基础、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Z并未因陷入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等辩点出发做无罪辩护。最终法院判决敲诈勒索罪不成立。案件的核心逆转点之一在于《债务转让协议》中一个不起眼的条款，约定“如果W未能在约定期限内清偿债务，则被告人有权继续向L主张债权”。该可回转的债务转让协议，让被告人具备了向Z主张担保责任的权利基础，从而从根本上排除了本案系敲诈勒索犯罪的可能。
S区人民法院：
敲诈勒索罪的典型逻辑结构是：1.行为人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2.行为人实施威胁、恐吓等行为——3.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4.被害人因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5.行为人非法占有相应财物。
遗憾的是，本案中，非但这五大环节都缺乏最基本的证据证实，而且有铁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权向Z主张债权。检察机关将Z定义为被害人，且庭审时Z也是以被害人的身份出庭，但实际上被告人才是真正的被害人。Z只不过是一个千方百计逃避自身债务，并且对被告人倒打一耙的加害人。
一、被告人有权向Z主张债权，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Z对L的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协议》（合同号：XS20100527，卷二十五P16)第三条约定：“Z对L的上述借款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四方不得主张只承担按份责任，即L有权向任何一方或多方主张连带保证责任。”
2.L并未彻底将其对被告人所负的债务转让给W。《债务转移协议书》（卷25P105）第四条约定：“如本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或W无法履行本协议，则L仍应继续按欠款确认书履行义务。”必须要提请法庭高度注意，根据这一条款，L的债务转让协议不是彻底的，而是有条件的，是可恢复、可逆转的。也即，如果W无法履行该协议，被告人仍有权向L主张债权。一旦被告人向L主张债权，那么Z就仍负有保证责任。实际情况是，W和L均没有足额偿债，被告人有权向Z主张债权。
3.Z签署《协议书》时完全自愿，并且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被告人与Z的《协议书》（卷25P19），第一条明确约定：“Z同意承担该笔借款担保责任的限额为500万元”，第三条明确约定：“被告人承诺就该笔借款今后不再向Z主张任何担保责任。”被告人做出了巨大的让步，Z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按照之前的《借款协议》，Z的保证责任要远大于500万元。Z签署该《协议书》，大幅减轻了自己的保证责任。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公安和检察，竟然将被告人的让利行为指控为敲诈勒索犯罪。
4.Z签署的《协议书》同样是附条件的，可逆转的。被告人和Z签署的《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被告人承诺如L、W清偿完该笔债务，被告人同意返还乙方所承担的500万元”。一旦L或W自行足额清偿债务，那么Z也同样可以拿着这份《协议书》去起诉或者抗辩，要求被告人返还其支付的500万元。这个条款直接证明被告人仅仅是为了追回自己的合法债权，根本没有任何非法占有的故意。
5.Z恶意赖账，没有履行《协议书》内容。该《协议书》签订后即为合法有效，Z依照约定应当向被告人支付500万元。但Z仅仅支付了150万元后，就恶意拖欠，至今没有完全履行。被告人完全有权根据该《协议书》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案件现在被法院违法驳回，日后被告人仍有权再行向法院起诉主张。令人费解的是，有关部门对违约赖账行为进行嘉奖，甚至将该笔350万元的未付款认定为被告人犯罪未遂的金额。
二、被告人没有实施威胁、恐吓的行为
1.被告人始终供称自己没有实施威胁恐吓。被告人供述稳定，Z的陈述不可信。Z当庭陈述避重就轻、闪烁其词，选择性记忆对其有利的部分，凡是对自己不利的都一律以“不记得了”应付法庭。这一切，均显示Z并不诚信，其陈述可信度不高。比如其在公安机关仅供述“被告人小弟”进入她家里一次，当庭却供述进入她家里好多好多次，但具体次数又记不清了。试想，有谁会让不认识的“黑社会人员”反复进入自己的家里却不采取报警、求救等任何防卫行为？
2.大量证人证言不过是转述Z的陈述，系传闻证据。在案确实有一些证据证明有人对Z进行过所谓的威胁、恐吓，但这些证人要么是Z的亲戚要么是Z的朋友，与被告人存在重大的利益冲突。并且这些证人的证词大都来自于Z的转述，属于传闻证据。形式上有很多份证据，但这些证据的来源只有一个，因此这一组证据属于实质上的孤证。证据质量上的问题是不能靠数量去弥补的，搞人海战术，搞传闻证据的数量叠加，并不能真正的增强在案证据的证明效力。
3.一眼万年的辨认笔录令人瞠目结舌。王菲在歌曲《传奇》中唱到：“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可那是因为爱情的魔力。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本案的卷宗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X和L两个人，一个是Z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亲戚，另一个是普通的房产中介。两人都是声称匆匆一瞥，并且声称看到了几个人，但却在将近九年之后清楚的记得其中一个人的容貌。最大的问题是，辨认笔录中这个人的容貌没有任何特点，也没有任何辨识度。没有纹身，没有染发，没有异常着装。一个普通的陌生人，九年前人群中匆匆一瞥，九年后仍能准确辨认出照片。甚至，Z本人都表示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我们在庭前和当庭已书面申请X和L出庭作证，但两人均没有出庭。对于这两次辨认的真实性和自主性，对这两份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辩护人都持有极大的疑虑，已经书面申请当庭重新组织辨认。
辩护人申请法庭重新组织辨认，但法院没有履行相关职责。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侦查机关重新组织X和L对该人进行了辨认。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次新的辨认。但问题是，两次辨认使用的都是同一张照片。这样的辨认又有何意义？同一张被污染过的照片，根本就不具有辨认价值。这样完全无效的辨认笔录，检察机关又一次提交给了法庭。这不是重新辨认，而是重复辨认，该两份辨认笔录都是无效证据。
三、Z没有陷入心理恐惧也并非因为恐惧交付财物
法律必须要查明事实真相，而不是简单的比对口供。对于口供的真实性，要结合其他证据和经验常识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不能因为Z自己说自己恐惧，然后司法机关就照搬全收、信以为真。
1.从当庭表现来看，Z心思缜密、作风凶悍、性格泼辣，自我保护意识极强。这些都有庭审监控为证。任何一个看到过Z庭审表现的人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绝非胆小怕事之辈。她自己的庭前口供，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胆小怕事、没有主见、受尽恐吓的形象，绝非事实。
Z当庭供述，她曾多次孤身一人去到被告人的办公室商谈此事。她甚至还表示，当时商谈的气氛十分轻松，被告人办公室还放着邓丽君的歌曲。两人当时有说有笑。在这样的情况下，Z到底是怎么恐惧的？如果Z真的恐惧，又怎么会孤身一人多次前往被告人的办公室？如果Z真的恐惧，为何不报警求助，为何不向自己的亲戚朋友求助？除了Z时隔多年之后，在公安的笔录中不断渲染自己的恐惧心理，可曾留下过任何她当时确曾恐惧的蛛丝马迹？
2.即便Z所称的威胁、恐吓行为存在，也发生在《协议书》签署之后。需要强调的是，在签署协议之前并未发生Z所谓的“黑社会进入家里”或“跟踪”的情况。签完协议后，Z只归还了500万中的一小部分。剩余的钱为何没有归还？Z当庭解释说，她后来委托并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她不用还。她还当庭反问辩护人，法律上没有还的义务她为什么要还。Z还当庭表示，她请律师花了不少钱。这有力的证明，Z之所以不还剩余的钱，不是因为她没有能力还，而是因为她不想还。也即，无论最开始的归还150万，还是后面拒绝归还350万，都是Z自由意志的产物，根本跟恐惧无关。否则，律师说不用还，难道Z就不恐惧了吗？
3.被告人始终依法维权，并未非法占有Z的资金。事实上，Z还有350万没有归还被告人，被告人还就此采取过法律手段。不是被告人非法占有150万，是Z还欠被告人350万没有归还。被告人对后面350万采取起诉的方法进行追逃，也反过来证明，被告人不可能对前面的150万进行非法催讨。金额大的通过法院依法催收，金额小的反而通过非法恐吓进行催收。检方的指控，为何经不起逻辑和常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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