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 行草《杜诗册》
册页(十开十九页) 水墨纸本25×14.4 cm.×19
释文:杜诗。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昔(往)者开元中,主恩视遇频。出入独非时,礼异见群臣。爱其谨洁极,倍此骨肉亲。从容(听)退朝后,或在风雪晨。忽思格猛兽,苑囿飞(腾)清尘。羽旗动若一,万马肃駪駪。诏王来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飞)鞚道内。上入(又)回翠鳞。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轮、(胡)人虽获多,天笑不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与金银。袖中谏猎书,扣马久上陈。竟无衔橛虞,圣聪矧多仁。官免供给费,水有在藻匀(鳞)。匪惟(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务置醴,门引申白宾。道大容无能,永怀侍芳茵。好学尚贞烈,义形必霑巾。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川广不可溯,墓久狐兔邻。宛彼汉中郡,文雅见天伦。何以开我悲,汎(泛)舟俱远津。温温昔风未(味),少壮已书绅。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
款识:戊辰八月二日于系舫书。八大山人。
钤印:八大山人
鉴藏印:子子孙孙永为宝玩、翰墨传家、湘碧山房珍藏、景之金氏珍藏
题签:1.八大山人行草真迹。景逸书签。钤印:景逸、墨隐
2.八大山人行草真迹。景修题签。钤印:蒙叔手笔
题盒:八大山人唐诗帖。数峰青处珍藏。
“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是石涛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赞誉,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八大山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在书法方面更是独辟蹊径,其书用笔不作锋芒,结构纵逸欹侧,以冷峻、空寂的风格,树立了文人书法的新格局,展现出圆融高古、独树一帜的面貌。
八大山人传世的书法作品从最早己亥年(1659)三十四岁的《传綮写生册》起,至乙酉年(1705)八十岁的《醉翁吟》止,在其书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比八大山人书法作品笔法与结构的演变,比较多位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以王方宇先生《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问题》一文的结论为标准,将八大山人书法划分为五个时期(图1)。五个时期以1683年为界限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有三个时期,即第一时期学欧阳询,第二时期学董其昌,第三时期学黄庭坚;第二阶段的两个时期又以癸酉年(1693)为界,之前为第四时期,之后为第五时期。本次上拍的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为王方宇先生所列八大山人书法创作第四时期的作品。
按王方宇先生的分期法,八大山人书风的第一时期为1659年以前,第二时期为1659-1671年,第三时期为1671-1683年,第四时期1683-1693年,第五时期为1693-1705年。各个时期典型代表作品,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八大山人1657年作《传綮写生册》(图2),为典型学习唐人欧阳询、褚遂良的书风代表。
第二时期1657-1671年间,逐渐转向学习董其昌行草笔法,代表作参见故宫博物馆藏有八大山人作《墨花图卷》题款部分(图3)。
第三时期1671-1683年间,八大深得董其昌精髓的同时,开始仿宋人黄庭坚,用笔转为侧锋,结构开阔,字形倾斜。特别是上海博物馆藏其作于约1683年的《行书酒德颂卷》(图4),款有“仿山谷老人书”,为明确学习黄庭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自题个山小像》书法部分、上海博物馆藏八大山人《题夏雯看竹图》、启功先生藏八大山人《行草〈瓮颂〉》拓片(图5)等为代表。
第四时期1683-1693年间,在学习黄庭坚书风的同时,八大山人一直留心魏晋,直追二王。董其昌、黄庭坚、二王三位一体,参杂楷书、行书、草书、章草笔意,形成了字形倾斜,结构开张,大小错落,简约复古的特点。代表作有启功先生藏八大山人《行草〈爱梅述〉》拓片(图6),石头书屋藏八大山人《行草乐苑卷》,故宫博物馆藏八大山人《杂画册》草书对题部分(图7)、《草书卢鸿草堂诗册》(图8)、《行草西园雅集卷》(图9)以及本册《行草〈杜诗〉册》(图10)。
第五时期1693-1705年间,经过前期不断地融合与探索,书风开始向内收敛,融合楷、行、草为一体,用笔由方转圆,结构趋于平稳,牵引连带,行气统一。尽显晋人风韵,开始走向成熟的典型面貌。此时期代表作品较多,不一一赘述。 经过八大山人不断地仿古融合,求变创新,用笔上从圆到方,再从方到圆,结构上从平正到夸张,再从夸张到平正。穿插楷书、草书、章草、大草,以此循环往复,终成晚年个性鲜明的风格特征。
《行草〈杜诗〉册》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录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诗,款署:“戊辰(1688年)八月”,时八大山人年六十三岁,为其第四时期典型书风代表作。
此作与1688年8月5日创作的故宫博物院藏《行草西园雅集卷》时间仅差三天,《行草〈杜诗〉册》在前,《行草西园雅集卷》在后,二者皆以行草书之,前者行楷为主,偶作草书,敦厚持重;《行草西园雅集卷》多以草书为主,灵活放纵,恬静松弛。二者再与故宫博物馆藏其于1686年作《草书卢鸿草堂诗册》相较,明显可以看出此时书风的高度一致性。
《行草〈杜诗〉册》全篇以行书为主,融合黄庭坚与晋人的风格,用笔生涩有力,结构开张阔达,方圆浑厚的笔势恰好奠定了第五时期的标准面貌,从这个角度看,《行草〈杜诗〉册》在其确立八大书法风格中起到了承前启后与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制式上,《行草〈杜诗〉册》与启功藏1682年作的《行草〈瓮颂〉》拓片和1683年作的《行草〈爱梅述〉》拓片完全相同,题首都为篆字,正文以行草书写。另从单字与款识的对比中也不难发现,本册与其他第四时期作品风格的一致性(图11)着实无法臆造。
《行草〈杜诗〉册》钤白文方印“八大山人”为印鉴缺录,此印仅在本册中用过,未见于其他作品。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约1682年作《春秋海棠图》所钤“何负”印中。
此册由江上琼山题盒并题函套签条,沈景修题册面签条。尾有道光时人雪斋杨瑞题跋,为杨瑞、江上琼山递藏。值得一提的是,册页背面题有“此册于道光十四年(1834)季冬二十一日在西江市中购得,花银十一两”字样,在八大去世129年后,本册才第一次出现在江西厂肆中,颇值玩味。
《行草〈杜诗〉册》的隐情
八大山人的《行草 <杜诗> 册》,在书写时隐去了杜甫原诗题《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直接用篆书写“杜诗”标题。该诗是杜甫叹旧怀贤,悼念、缅怀司空王思礼,司徒李光弼,左仆射严武,汝阳郡王李琎,秘书监李邕,秘书少监苏源明,著作郎贬台州司户郑虔,右仆射相国张九龄《八哀诗》之一。这八人,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皆与杜甫有旧,王思礼、李光弼、张九龄则因其贤而有咏叹。
所怀者李琎(?-750)字嗣恭,为睿宗孙,让皇帝李宪子。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与贺知章为诗酒之交。亦为“饮中八仙”之一。封汝阳郡王,历太仆卿。八大山人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改封藩地在南昌的“宁王”一支,身世与李琎有殊途同归之合;宁王朱权与兄长燕王朱棣共同发动“靖难之役”,燕王得以称帝,朱权有“让王”之贤;八大山人出宁藩“弋阳郡王”支,与李琎“汝阳郡王”仅有一字之差;宁王朱权改封南昌后“不乐藩封”而好学博古,旁通释老,尤精音律,工戏曲,与李琎雅好音乐,妙达音旨,有异曲同工之妙;八大山人是宁献王朱权九代之孙,故《个山小像》说“瀑泉流远故侯家”。
八大山人喜爱杜甫,晚年尤甚,在去世前二年的康熙甲申(1704)前后游南赣时,有《罗岩夜坐》诗说:“旅魂无着处,惟有少陵诗”,点明晚年出游时,随身携带的“惟有少陵诗”。其诗偈、跋文中亦有充分体现:康熙二十六年,《临杜诗及作比兴治体歌册》;二十七年《看花不值,仝沈友圣先生道牡丹少陵集中所无……》;至晚,在《行书临法帖页》中引苏东坡:“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余以为若论诗画,于此尽矣”评价;又有《行楷书法册•杜甫诗》:“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等等这些作品,即是八大山人晚年喜好“少陵诗”的直接证据。
八大山人一生中,尝有借前人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再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身世、经历融入其中,常常会有数字与原诗不同。此《行草〈杜诗〉册》与原诗亦有9字不同,分别为:髯(鬚)、昔(往)、容(听)、飞(腾)、出(飞)、入(又)、匀(鳞)、惟(唯)、未(味),这里有流传版本的不同所致,也可能是这种情况的体现。故好友罗牧《赠八大山人》说:“山人旧是缁袍客,忽到人间弄笔墨……少陵先生惜不在,眼前谁复哀王孙。”
从1684年八大山人用“八大山人”四字署款以后,名声大震,求者甚重。本册为最新发现的署款“八大山人”四年后的典型书法代表作,是其探索书风变革的一次重要体现,更可以通过此册追踪八大山人的书法渊源,探求他的书学思想,使此期书风发展之轨迹更加生动而明确。
据研究统计,类似《行草〈杜诗〉册》此期的完整册页或手卷书法作品仅有十余件存世,且几乎都为公藏,可谓是一纸难求。《行草〈杜诗〉册》作为目前市场唯一可流通的第四时期书法册,堪称巨迹。不论书法还是绘画,八大的作品一直深受市场追捧,而完整之书法册页仅见《宋之问诗册》,并于2019年在香港拍得3012万港币善价。本册首尾完整,递藏清晰,装潢考究,兼具书法艺术、学术研究等多重价值,弥足珍贵。本册为《全集》所佚,其补白之功及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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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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