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历来非常重视“调肝”的思想。早在经典医籍《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提出了多种调理肝脏的方法，其中提到“食甘以缓肝急，食辛以令肝散”等理论，说明通过气味和药性来调节肝的功能。《伤寒论》中对少阳病的辨证论治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中以柴胡为核心的多首方剂，实际上就是调肝的重要代表方。
到了《金匮要略》，对于疝气、腹痛、黄疸以及肝着等病证的治疗，也处处体现出疏肝、柔肝、温肝、清肝等不同治法。由此可以看出，调肝思想在中医经典中早已奠定基础，并逐渐发展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原则。
随着后世医学的发展，不少医家在前人基础上不断丰富调肝理论。
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以及近代医家，都从不同角度对肝脏的生理与病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使调肝理论逐渐更加完善。不过相关研究虽然很多，各家观点却各有侧重，有的强调气机，有的强调情志，有的注重气血阴阳，因此学说繁多、体系复杂，对于初学者来说往往不容易把握整体脉络。
有学者曾对《内经》中关于药味配伍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其中“辛补肝、酸泻肝”等观点，在后世临床中被不断发展和运用。
许多医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常见的配伍思路，比如辛散配酸甘、甘缓配酸泻辛散、酸甘配辛散等组合方式。不同药味相互搭配，一方面可以疏散肝气，另一方面又能收敛滋养，使肝体与肝用得到兼顾。这种思路在临床中应用非常广泛，既能调畅气机，也能保护阴血，体现了中医用药讲究平衡与配合的特点。
对张仲景调肝思想的研究也发现，其理论来源主要出自《内经》和《难经》。仲景在治病时十分重视顺应肝的生理特点，认为肝主疏泄、喜条达，因此治疗上多以疏肝理气为核心，同时兼顾调血。对于肝虚的情况，则常用酸、苦、辛等药物配合运用。在具体治法上，既有疏肝、调血，也有温肝、清肝以及镇肝息风等方法。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方剂运用上，也影响了后世很多医家的治疗思路。
到了隋唐时期，孙思邈进一步丰富了脏腑辨证的内容，使肝病的辨治更加细致。在仲景脏腑同治的基础上，又加强了五行生克补泻的运用。宋元之后，不少医家也提出新的见解。例如朱丹溪创制越鞠丸，用来治疗各种“郁证”，认为气、血、痰、火、食、湿等郁结往往互相影响，而肝气郁结又是关键因素。叶天士在医案中也常提到疏肝通络、调畅情志，认为情绪变化与肝的关系极为密切。张景岳则提出“治病必先治气”，强调气机调达的重要性。张锡纯又对肝气虚、肝阳虚等理论进行了补充，使肝病的认识更加全面。
从历代医家的论述来看，许多调肝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伤寒论》。仲景提出的“少阳为枢”的思想，实际上强调肝胆在人体气机升降出入中的枢纽作用。只要少阳枢机调畅，气机便能正常运行，很多疾病也就容易恢复。因此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调肝理论，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补充完善，使其在临床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到了明清时期，“调肝治百病”的观点逐渐流行，许多医家认为肝在五脏中地位十分特殊，一旦肝气失调，往往会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因此不少疾病在治疗时都会从肝入手。《傅青主女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部妇科专著在论治多种妇科病时，都强调调肝解郁的重要性。书中认为女子以肝为先天之本，月经、情志以及气血运行都与肝密切相关，因此调经治疗往往以疏肝理气为关键。
在具体治疗方面，《傅青主女科》根据不同的病机采取不同的调肝方法，比如疏肝、柔肝、清肝等。相关研究指出，女性肝血往往先天偏虚，加上情志容易影响肝气，因此在调理时既要疏通气机，也要滋养阴血。
同时还要注意兼顾脾、肾两脏，因为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肾为先天之本，只有三脏协调，肝气才能真正调达。临床治疗中常通过补益肝肾精血，同时配合疏肝、平肝等方法，使肝阴充足、肝气顺畅。
一些研究还发现，《傅青主女科》特别强调养血柔肝的重要性。
书中认为女子健康的关键在于肝体柔和、肝气调顺、肝血充足，一旦肝失调达，很多妇科疾病就会出现。在治疗妇产科疾病时，常会使用一些具有疏肝解郁作用的药物，例如荆芥、柴胡、紫苏等，这些药物多入肝经，能够帮助气机升发、疏散郁滞，使肝气得以舒展，从而达到调理全身气血的目的。与此同时，清代医家尤怡以及温病学家叶天士，也从不同角度对调肝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使这一理论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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