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90周年 | 铭记惨烈西征中的北川籍红军|北川羌族自治县|红四方面军|西征|长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惨烈西征中的北川籍红军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来到懋功县达维，与先期到达并驻守在达维镇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推行分裂路线，两大主力红军旋即分道扬镳。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则南下转战于川西一带，直到1936年6月底7月初，在理塘、甘孜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才又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至此，长征以国民党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陕北的红军一下子从原来的3.1万人骤增至8万人。由于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物资奇缺，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红军主力8万人很难在此长期坚持下去。而蒋介石此时已调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各地方军阀共计260个团对红军主力形成四面合围。为了改变被动局面，红四方面军按照中央指示西渡黄河开辟新的根据地。

敌人发现红军的动向，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羊皮筏子等渡河工具被炸毁，渡河行动被迫终止。尚未过河的红军辗转到了陕北；渡过黄河的除了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九军，还有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共计21800人，随即组成西路军，打算向河西走廊进军，打通去苏联的国际通道。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甘肃军阀马家军的疯狂阻击。马家军兵力众多，装备精良，且以彪悍善战著称。相比之下，西路军兵力不足，武器简陋，许多战士甚至只有一把大刀，几颗手榴弹。

按照常规，在遭遇强敌的时候要么东返暂避锋芒，要么直接向西冲出马家军的包围圈。但当时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酝酿阶段，形势变化莫测，导致执行中央指示的西路军的进军方向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处处陷于被动。在既无后勤保障又无援军的情况下，西路军将士们毫不畏惧，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与数倍于己且凶狠残暴的马家军展开生死搏杀。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其兵力折损大半。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决定将剩下的兵力分成三路，各自为战打游击。最终只有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的一支700余人的部队经过祁连山抵达新疆，其余两路红军全军覆没。

▲位于甘肃高台的西路军纪念馆

西路军的西征历程充满了悲壮与惨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他们的巨大牺牲减轻了东面红军的压力，对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所展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造成5000多人牺牲、7000多人被俘、数千人失散。后经中央大力营救，部分失散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延安，和战斗在陕北的红军一道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颠沛流离的红军队伍走出了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元帅）、王树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大将）、程世才（红三十军军长、中将）等112位开国将帅，以及李先念（红三十军政委、国家主席）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

在红军西征的惨烈战斗中，不知道有多少北川籍的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也有人幸存下来，陈顺便是其中的一个。红军在河西走廊遭遇惨败后，决定兵分三路打游击，陈顺所在的部队由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历经千难万险到达新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陈顺一直在部队工作，1951年转业到石油部门，1970年任新疆克拉玛依油田采油一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时返回北川疗养，1982年离休，后迁居绵阳。

和陈顺相比，还有很多西征军战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除了牺牲者外，不少战士在甘肃、青海与部队失散。他们向着家乡的方向艰难前行，沿途帮人干活度日，或乞讨求生，历经一年甚至数年才辗转回到北川。据解放后普查，最后活着回到家乡的北川籍西路军战士有唐兴贵（擂鼓镇）、唐金位（坝底乡）、张万福（白坭乡）、彭子荣（小坝镇）、王兴顺（都贯乡）、刘梓章（禹里镇）、任万禄（开坪乡）等。这是《红军在北川》中的记载。由于条件局限，当时普查工作存在疏漏，曲山镇的尚玉清未列入其中便是例子。

尚玉清是曲山镇三汇村人，1935年5月与父亲尚正兴同时参加了红军，父亲牺牲在长征路上。两大主力红军在今阿坝州小金县（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野心膨胀与中央闹分裂，执意南下。尚玉清跟随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爬雪山，在今甘孜、雅安地区转战一年多，才按照中央的要求再次北上，于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第二次会师。此后，尚玉清所在部队渡过黄河西征。在甘肃省高台战斗中，尚玉清的头部不幸被马家军骑兵砍中三刀，导致右眼失明。在战争年代，失去右眼无法瞄准等于丧失了战斗力。尚玉清无奈离开了红军队伍，于1938年冬天辗转回到故乡。此后一直在家务农为生。遗憾的是，由于普查工作疏漏，尚玉清至死都没有享受到“失散红军”的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