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飘完解放的红旗，汉口路110号那栋爬满常春藤的洋楼里却静得反常——国民党财政局的人没烧档案，没卷钱跑，反而站在走廊两边，连抽屉都没翻。带头的中年男人梳着油亮的背头，穿藏青中山装，看见推门进来的山东干部顾准，主动伸手：“我是汪维恒，等你们接管。”顾准当时就愣了——这人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啊！怎么开口就说“等你们”？
为啥上海这么大的城市，第一批管财经的是山东来的？因为山东是老革命根据地，土改、支前磨出来的干部实在“能打”。1948年10月西柏坡发来电报，要华东局两个月凑1.5万干部南下，结果山东硬生生动员了22968人，多了近8000个——都是胶东、渤海那些地方的基层骨干，连锄头都摸过的人，干起接管活一点不含糊。
顾准就是这批人的“头头”之一。他不是山东本地人，但19岁就在上海编过银行会计的书，在会计圈小有名气。后来去苏南抗日根据地干财经，攒了一肚子经验。1946年到山东当财政厅厅长，管根据地的钱袋子，干得稳得很。1949年初，34岁的他被任命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青州总队队长，带了近2000个山东财经干部，分成财政、银行、外贸十几个大队，专门奔上海来的。
5月27日那天，顾准带着队伍直奔汉口路110号。国民党撤退前其实下过命令烧档案，但汪维恒早就安排人把档案藏在地下室，还派了自己的人守着——所以顾准进去的时候，档案柜都整整齐齐，连账本都没少。
汪维恒跟顾准握手的时候，压低声音说：“我1924年就入党了，潜伏国民党24年，今天终于等到归队。”顾准当时差点以为听错了——潜伏24年？这时间也太长了吧！
后来才知道，汪维恒是宁波人，1924年经张秋人介绍入党，是宁波最早的党员之一。1925年国共合作，组织让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干了两年。四一二事变后，他按组织安排潜伏到国民党军需系统，从基层小职员一步步往上爬。中间1932年左右跟组织失联过，但1937年抗战爆发又接上了头，继续干潜伏。
抗战期间他在胡宗南部当军需官，还跟弟弟汪益堃一起，偷偷给八路军送过粮食和药品——那时候胡宗南管着大后方，能从他眼皮子底下送物资，绝对是“神操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给党中央传情报，比如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军需储备这些关键信息，帮了大忙。
1949年4月，组织通知他从台湾回上海——当时他在台湾当国民党财政部的官，接到命令立马就走。回上海后，国民党代理市长陈良居然任命他当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还兼上海地方银行董事长、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这身份简直是“天赐良机”，汪维恒趁机安排人保护财政局的所有档案和财产，连银行的金条都没让国民党带走一根。
身份核实清楚后，汪维恒就成了顾准的副手，先在直接税局当副局长，后来又管地政局、房管局，还当选了上海一到五届人大代表。顾准则当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刚接手就碰到大麻烦——上海刚解放，银元投机炒得厉害，物价飞涨。
顾准没慌，他搞了个“分类征税”：大厂派会计去查账，小摊小贩就定额收，简单又公平；同时组织人打击银元贩子，还从苏北调了粮食和棉纱，平价卖给老百姓——这招太管用了，物价很快稳下来。到1950年，上海一个市的税收居然占到全国总额的22%，相当于给全国财政“输血”了一大半，实在给力。
汪维恒后来一直在上海干，直到1971年去世。顾准则继续搞财经工作，后来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
参考资料：《顾准文集》《上海解放接管纪实》《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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