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团长突围七倍敌军，林总意外得知团长竟如此年轻！|团部|团长|突围

1945年11月的东北夜风，格外刺骨。黑山、北镇一线的临时防线里，有战士裹着单薄军装蹲在战壕边，嘴里吐出的白气一阵阵往上冒。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片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城周围，很快就要发生一场“以一团对七团”的生死搏杀，而主角，只是个27岁的年轻团长。

那一年的大局，颇有些扑朔迷离。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大批国民党军在美国运输机的帮助下，迅速向东北空运和海运；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则从关内徒步、乘车、甚至骑自行车一路北上。表面上是“接收胜利果实”，实际上却是决定中国前途的一场你争我夺。

有意思的是，在不少人后来的记忆里，仿佛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逢战必胜、动辄全歼敌军一个师、一个军。可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45年底、1946年初，局面远没那么轻松。那时的东北，我军不但人少枪少，而且许多部队还刚从南方、华北赶来，对这里的地形、气候都很陌生。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叫叶建民的团长，在北镇硬生生从七倍敌军的重围中撕开了一条路，让很多老将都吃了一惊。林总后来见到他，脱口而出那句带着惊讶的话：“你是团长？27岁的团长？”这场遭遇战，是怎样一步步逼到绝境，又怎样突然转向的？

要弄清这件事，还得从叶建民这个人说起。

一、“红小鬼”长成团长：从鄂豫皖到山东

1918年，叶建民出生在湖北大悟。那地方地处大别山一带，山多路险，又紧挨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算得上是早期红军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家乡的土壤，决定了他很早就卷进了风云之中。

11岁，他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别看年纪小，胆子不小，常常给红军带路、送情报。13岁这年，他干脆直接参加罗山县独立师第十六团，成了大家口中的“红小鬼”。在今天听上去，这个年龄还在上小学；在那时，已经端起枪跟着部队打仗了。

鄂豫皖根据地在1931年前后，经历了数次反“围剿”。大批红军战士在大别山一带和敌人拉锯，进退之间，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叶建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点点摸索战斗经验，精明、果断，一天天长成。

1932年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进川陕。那时很多人选择跟着主力走，寻找新的立足点。叶建民所在部队，却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局势越打越艰难，直到1934年11月，才终于随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道路。

红二十五军是较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军长吴焕先、政委徐海东，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都大名鼎鼎。这支部队先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为后来的会师创造了条件。叶建民一路随军，翻山越岭、过雪山、穿草地，等走到陕北时，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红小鬼”，而是一个沉着冷静的老战士了。

不久，红二十五军和其他红军部队整编入红一方面军。到全国抗战爆发、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时，叶建民在115师344旅688团司令部担任通信参谋，隶属于林师长麾下。那会儿他只是个参谋，军衔不高，平日也难直接跟林总说上话，却也是名副其实的老部下。

1938年，林总在前线不幸被友军误伤，由于伤势严重，被迫离开一线，先后在后方和苏联治疗。抗战中后期，115师在华北、山东一线辗转作战，而叶建民，就是在这样的磨砺中逐渐露出了锋芒。

在山东，他参加过多次对日作战。1939年，鲁南根据地附近发生了一场很有代表性的战斗——曹县日军司令部伏击战。那次，他率部在预先选好的伏击地巧妙埋伏，等日伪军车队进入火力网后突然开火，一口气打了对手一个踉跄。

战斗结束统计战果，毙伤俘日伪军两百余人，还缴获了一门山炮。这门山炮不光是战利品，更是极大的精神鼓励。当时鲁南根据地条件艰苦，能打赢这样的硬仗，老百姓心里一下亮堂起来，许多青壮听说这个战绩之后，主动找上门要求参军。

一仗打出了名气，接下来几年里，叶建民在山东战场屡立军功，指挥能力越发成熟。抗战胜利前后，他已经成长为二师五团的团长。也就是说，走到东北黑山、北镇一线时，他手里已经握着一个经验丰富、战斗力不弱的团。

二、黑山、北镇告急：七个团从三面扑来

1945年9月以后，大批国民党军在美方支援下，经葫芦岛、秦皇岛一线成批登陆，再沿铁路向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推进。东北民主联军当时兵力有限，为避免决战，采取的是节节阻击、逐步退守的策略，希望用时间换空间，为主力集结、根据地建设争取机会。

黑山、北镇这一线，紧挨着关外要道。罗荣桓很快就看出，这里如果守不住，国民党军就可能一路长驱直入，把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撕得七零八落。经过权衡，他决定在这里布置一条第二道防线，牵制敌人前进。这时，原115师代师长陈光从延安赶来，罗帅就把防守黑山、北镇的重要任务交到了陈光手里。

五团被部署在北镇一带。初来的时候，战士们还多少有几分轻松。很多人觉得，抗战刚刚结束，国共谈判正进行，谁也不至于马上拼命。再说，这不过是个县城，能有多大风浪？

局面很快变了脸。随着山海关失守，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东北战场压力骤增。陈光见状，已经下达命令，让各部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不过，谁也没想到，敌人的推进速度会快到这种地步。

1945年11月23日拂晓，北镇周边雾气还没散尽，许多战士还在做早饭，锅里白气刚冒起来。就在这时，侦察员急匆匆地冲进团部：“团长，情况不太对，外围发现大股敌军，有炮有车！”

叶建民一愣，赶紧把人叫进来细问。很快，前沿侦察再次送回更准确的消息：进攻部队来自国民党第三十军、五十二军各一部，合计大约七个团，正从三个方向向北镇压过来。

“七个团？”有人脱口而出。五团不过一个团的兵力，兵员还不足编制满额，再加上轻武器居多，火炮极少。硬要对比的话，这七个团无论火力、装备都远远超过五团。

叶建民第一反应，是立刻向陈光报告。他很快接通电话，把敌情一项项汇报。电话那头的陈光也有些吃惊，但当机立断，只能先做最常规的决心：“务必坚守到黄昏，我马上组织兵力反击！”

话音未落，北镇外面就响起了隆隆炮声。几发炮弹砸在城边，电话线被炸断了。电线哑火的一瞬间，五团与上级的直接联系，就像被刀子一刀切掉。

没有后方命令，没有外界消息，只听得见四周越来越密集的枪炮声。这样的情况，在战争年代并不少见，却往往意味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接下来走哪条路，只能靠前线指挥员自己判断，一旦错判，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全团覆灭。

团部里，有人低声嘀咕：“要不就按师首长的命令，死守到黄昏？等援军打通外线……”也有人皱着眉头：“敌人这么多，守在这小地方，怕是挺不到天黑。”

叶建民没有立刻表态，他先冷静地听了一遍各营报告，问清敌人火力部署和进攻方向，又让报务员赶紧打开电台，试图再与上级取得联系。但无线电也没有收到有效指示，前线情况却一刻不停地恶化。

北镇本身地势平坦，缺乏天然屏障，东南西三面都是敌人推进的方向。敌人有炮有车，还占了绝对兵力优势。硬要在原地守整整一天，说得好听是“坚守”，说得直白一点，很可能是把全团绑在这个小县城里陪葬。

在这种当口，战场经验、胆识和责任心都被摁在了一起考验。

三、违令突围：一团从七个团包围圈杀出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权衡，叶建民心里有了主意。他既没有假装听不到陈光“坚守到黄昏”的命令，也没有把希望押在难以保证的“援军”上，而是果断把重点放在眼前能掌握的主动权上。

他的判断很明确：北镇无险可守，在敌人已经展开三面包围、而我军火力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留在原地只会被一点点磨死。唯一的出路，就是趁着敌人还没有完全合拢包围圈、退路尚存时，以突围为主线，自救为先。

这时候，考验的不仅是眼光，还有敢不敢担责任。有战士小声问：“团长，要是以后追究起来，说我们没按坚守命令办……”叶建民只是摆摆手：“先把人保住，再说别的。打不出这道口，谁还活着解释？”

他迅速下达了战斗命令：一，所有部队先组织一次猛烈反击，压制敌人第一波攻势，迷惑对方，让敌人以为五团想死守城内；二，随后各营按照预定方向，分批向东北方向边打边撤；三，要保持队形，避免拥挤溃散，主攻方向锁定东北面的高地，必须尽快抢占。

东北方向的那道高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不占领那里，突围路线随时可能被敌火力封死；一旦抢在敌人前头立住脚，就等于推开了一个缺口。叶建民把最硬的任务压在了自己身上——由第一营打头阵，自己亲自带队突击高地。

战斗打响得很突然。五团的阵地上，机枪、步枪、掷弹筒一起吼了起来，打得国民党军前沿部队一时摸不清头脑。很多敌军军官原以为只是“围城歼灭”，没想到城里还会主动打出一个小“反冲击”。

趁着对手立足未稳，叶建民带着一营从预先熟悉的小路悄然绕出，扑向东北角的高山。那条小路并不好走，崎岖狭窄，有的地方只能单人通过，但正因如此，才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

冲到半山腰时，一营遭遇了敌军一个连。对方显然也想来抢占制高点，不过他们要比五团慢了一步。在短兵相接的拉锯战中，一营凭借地形和突然性，咬住敌人不放，打得对手节节后退。等战斗结束，这个敌连基本被消灭，高地落入五团手中。

占住高地后，一营立刻摆开火力，俯瞰山下道路，给后续的两营和团部掩护。后面的队伍按指令从不同通道向东北移动，尽量保持隐蔽并分散开来，不在同一点上造成拥挤。

有意思的是，从后来的情况看，国民党军前线指挥官的心理，也在这一战里起了不小作用。对方仗着兵力多、装备好，又认为自己打的是“胜仗开局”，不免有些轻敌，自信满满地把重心放在了从平地正面突破城镇防御上，并没有及时意识到那座高地对五团的重要性，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投入足够兵力去争夺。

叶建民这一“抢先一步”，就把整场战斗的主导权，从敌人手里硬拧了回来一点。五团不是在城里被围死，而是在外围高地上搭了一个临时“跳板”，借着这个跳板，逐步向外突围。

从白天到傍晚，战斗始终没有停过。五团以营为单位，轮番掩护，边打边退。有的连队在山坡、树林里顶住敌人追击，有的则趁机突破包围圈的薄弱处。因为事先计划清晰、分工明确，没有出现混乱溃散的局面。

到了午夜前后，敌人虽然还在追击，但距离已经被逐渐拉开，火力优势发挥不出来。五团终于摆脱了正面接触，顺利向白土边门方向转移，天亮之前已经基本脱离危险区域。

战后统计，这一仗，五团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足足七个团的兵力。然而，他们不仅完整地突围出来，部队伤亡还远低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围突击战”。在那个阶段，这几乎可以用“奇迹”来形容。

值得一提的是，叶建民后来才从上级口中得知，陈光当时确实迅速组织了军力进行反击，只是敌人投入兵力更多，把我军援军拦在北镇外围，很难打通通道。换句话说，如果五团当时机械执行“坚守到黄昏”的命令，极有可能在天黑以前就被嚼得七零八落，别说等待援军，连最基本的组织都不一定保得住。

陈光听说五团能在七个团包围中全身而退，很痛快地给了高度评价：“叶建民及时果断，带着五团这支英雄部队，硬是从死地杀出了一条路。”从军队角度看，这样的“违令”，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在失去联络、情况紧迫时，基于全局利益做出的合理决定。

不久之后，林总亲自接见了这位年轻的团长。在听完战斗经过的详细汇报后，他看着眼前这个还很年轻的军官，有些意外地问了一句：“你就是团长？27岁的团长？”这句话乍一听像短短一问，背后却包含着一种难得的认可——指挥稳得住，判断拿得准，胆子也够大。

四、从东北到朝鲜：作战能打，识人也准

北镇突围一仗，对五团、对叶建民，都是一次扎实的“考验合格”。在随后的东北战场上，他陆续担任第十纵队三十师副师长、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副师长等职务，参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关键作战。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开始到11月结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第一战。那时叶建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团长，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协同作战。东北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精锐新一军、新六军等部队，战场规模远超过当年的黑山、北镇。能在这样的战役里发挥作用，对指挥员的要求更高，不只是勇敢，而是要有系统的组织、协调能力。

平津战役自1948年11月末打到1949年1月末，北京、天津、张家口一线硝烟遍布。国民党在北平、天津集结的兵力同样不弱，和平解放北平的局面，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拿到的，前面也是靠一场场苦战打出来。叶建民所在部队，在这些战斗中同样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立下了实实在在的战功。

解放战争胜利之后，部队进行大规模整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四一师也在列。那时叶建民已是师长，再一次走到了战斗的前线。

抗美援朝期间，美军装备精良，空中优势明显，再加上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对指挥员的压力比国内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四一师在多次战斗中与美军及其盟军短兵相接，进行阵地争夺战和运动战，损失不小，但也打出了中国士兵的顽强与智慧。

在这段时期，叶建民还做过一件看似“不起眼”、意义却很长远的事。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1952年在朝鲜龙渊郡附近，为救落水的朝鲜儿童而牺牲。起初，在部队内部的定性里，这被当作一次“非战斗减员”。按照当时的严格标准，非战斗减员往往意味着不入烈士之列，评价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