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西南方向的古城亚西加遗址调查一处水窖时,发现了令人不安的景象。按常理,这座跨越千年的蓄水设施在长期废弃后,内部应当堆积破碎陶器与经年冲刷的淤泥。

但这座水窖里,除了陶片和沉积物,还有数十具儿童骨骸。

研究人员称,这处婴儿集体墓葬很可能形成于波斯时期,距今约2500年。水窖中保存着多达89名个体的脆弱遗骸,它们彼此混杂、散乱堆叠。

研究团队认为,这一独特且令人震动的发现,或能解释考古学界长期面对的一个疑问:为何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几乎找不到幼儿遗骸。同时,它也为理解古代以色列人的信念与社会规范提供了线索。

研究人员倾向认为,这里埋葬的多是自然死亡的婴幼儿,而非死于瘟疫或屠杀。

尽管分析仍在进行,以色列与德国学者组成的团队本周五在《巴勒斯坦勘探季刊》报告称,这些遗骸看起来并非来自屠杀或疫病。研究人员推测,在婴儿死亡率极高的年代,这座水窖可能在数十年间反复用于安葬自然死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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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加是一处俯瞰以拉谷的山顶聚落,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圣经》中“大卫与歌利亚决斗”故事的发生地。这里在青铜时代早期即已有定居,距今4000多年前;直到公元前12世纪青铜时代结束前,亚西加一直是繁荣的迦南城镇。

青铜时代末期之后,这里在铁器时代早期经历过一段废弃期,随后重建并纳入犹大王国。

亚西加在其历史进程中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遗址土丘由不同年代的居住层叠压而成,多年来一直是黎凡特古代研究的重要对象,并受到学界密集调查。

2012年至2014年间,考古学家在城镇外围发掘一座水窖,意外发现这处集体埋葬。水窖里有数十具微小骨骸,陪葬品看起来相当简陋,主要是陶器,另有少量首饰,包括珠子、耳饰和戒指。

特拉维夫大学考古学教授奥德德·利普希茨是亚西加考古项目负责人。他说,这一发现之所以十余年未正式发表,部分原因在于研究人员面对大量婴儿遗骸时,心理压力极大。

利普希茨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电话采访时表示:“好几年我都没去碰它。这是个可怕的话题。”他说,当时自己的孩子也还小,因此很难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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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些骨骼被送至特拉维夫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研究团队随后开始试图梳理这项震撼发现背后的含义。

这座水窖最初在迦南时期用于储水,并在青铜时代中期与晚期持续使用。随后,古代以色列人在铁器时代也沿用这一设施。

在坑底,考古学家发现一层铁器时代末期的陶罐。研究人员据此推测,水窖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征服犹大时停止使用;那次征服导致耶路撒冷、亚西加以及王国其他重要城镇被毁。

在巴比伦流亡期间经历数十年的废弃后,当犹大及黎凡特其他地区置于波斯统治之下,亚西加再度有人居住。

研究人员报告称,正是在这一阶段,水窖被改作集体墓葬。

研究团队结合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以及水窖内出土的陶器和首饰类型判断,这处墓葬的使用时间贯穿公元前5世纪。当时亚西加隶属波斯帝国的“耶胡德省”,这是犹大在该时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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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表示,墓葬在相对较长时间内持续使用,这一点基本排除了“死者来自单一事件”的可能,比如一次瘟疫或屠杀。同时,遗骸上没有发现暴力或疾病的明确痕迹。

不过她也提醒,这并不能完全定论,因为并非所有疾病与致死方式都会在骨骼上留下可辨识的迹象。

现有证据更支持“长期反复埋葬”,而非“一次性死亡事件”。

另一种可能是,这里埋葬了被遗弃的婴儿,尤其是女孩,因为在古代社会,女婴有时会被抛弃任其死亡。但梅指出,这批遗骸并非全部是新生儿,这让该推测显得不太成立。

为进一步检验这一假设,研究人员正从遗骸中提取脱氧核糖核酸。梅解释说,两性形态差异一般到青春期才会明显出现,因此无法仅凭幼儿骨骼判断性别。

在此之前,利普希茨认为最可能的解释是:这处埋葬主要用于安放那些在断奶前自然死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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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凡特的青铜时代以及更早时期,儿童常被装入陶罐,埋在自家住宅地面下。到铁器时代和波斯时期,这一习俗消失了;然而在这些年代,人们常用家族洞穴作为墓地,却又普遍找不到婴儿遗骸。

利普希茨指出,尽管如此,古代社会的婴儿夭折率极高,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每7名婴儿中约有4名无法存活。

利普希茨说:“每个时期处理失去婴儿的方式都不同。我认为在波斯时期和铁器时代,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面对的。”他补充道:“我还没找到更好的解释。”

婴儿被单独安葬,可能与高死亡率有关。高死亡率或许促使社会在观念上不把哺乳期孩子视为独立个体,也就不认为他们需要单独的墓地。

在现代社会,断奶常发生在1岁左右;但学界普遍认为,在古代社会,断奶可能推迟到2岁或3岁。这既有助于提高存活率,也可能起到一种自然节育的作用。

这意味着,集体墓葬中绝大多数孩子很可能仍处于未断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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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希茨及其同事还指出,《圣经》也保留了这种对幼小婴儿的态度回声。学界多认为,《圣经》的大部分内容最初写定于铁器时代晚期与波斯时期。

例如,《创世记》21章8节把断奶描绘为重要的生命仪式:亚伯拉罕为以撒断奶举行盛宴。又如先知撒母耳的故事:其母哈拿许愿,若得子便将其奉献给上帝;《撒母耳记上》1章21至23节叙述,哈拿在撒母耳断奶之前得以暂缓履行誓言。

利普希茨据此认为,这反映出某种程度上,只要孩子仍依赖母乳,古代以色列人就不一定把他们视为完全独立的个体。

研究称,该墓地的大部分埋葬年代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与亚西加墓葬大致同期。

此外,在雅典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墨塞尼,考古学家也在靠近阿哥拉广场外的水井中发现数百具婴儿与胎儿遗骸,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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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梅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父母对孩子没有情感依附,或不会为其死亡哀悼。

她说:“我们知道古代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也许父母明白孩子更可能活不下来,那就是他们的现实。但我不认为这会妨碍他们与孩子建立情感联系。”

梅认为,这种埋葬习俗更多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关乎儿童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人们把一个人视为“完整社会成员”的年龄界线

在接受“集体墓葬解释”这一前提下,研究仍面临另一个谜题:为何水窖里也发现了少数较大儿童或青年。利普希茨推测,他们可能社会地位极低;或死于远离家族墓地之处,遗体无法运回安葬。

梅则提出另一种可能:他们或许是难产死亡的年轻母亲,与死胎一并埋葬。研究团队希望,正在进行的基因分析能带来更多答案。